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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彪当然希望这些计划都能圆满的实现，那样的话，中国就没有道理不强了。
将手里的这根烟抽完，宋彪喝了口茶，这才准备和唐绍仪将其他的一些小事也顺道商量一番，一等内侍官张富田却在这个时候走了进来，和宋彪禀告道：“陛下，英国公使朱尔典爵士求见。”
宋彪微微有些诧异，这样的行程至少应该是通过外交部门提前几天告之，等外交部和内务部安排之后再说吧，他是皇帝，哪里能说见就见？
宋彪看了唐绍仪一眼，似乎觉得唐绍仪能给出一个合适的解释。
唐绍仪匆忙道：“回禀陛下，内阁政府这边确实是没有收到有关的请求。”
宋彪当即很有点厌恶的回复张富田道：“你让他等内务部安排，难道他们大英帝国的公使就高人一等，他想见我，我这位皇帝就拍着马的去见他吗？胡扯，让他滚。”
张富田当然不会让朱尔典公使滚出西海，可这番话里的讽刺意味总还是要巧妙传达的，他默默点头，这就转身离开。
既然宋彪让他滚，朱尔典公使也只能团成一团滚出西海。
没有办法，虽然中国还没有重新崛起，但只要有了宋皇帝和东北军，这也就算是一个基本的大国了，即便是英国公使又能如何。
宋彪很是不高兴，总觉得英国就是做天朝上国惯了，这件事办的真是目中无人。
唐绍仪的和宋彪询问道：“皇上，不如让臣下去接见朱尔典公使？”
宋彪摆了摆手，道：“不用，你回政府之后再说吧，这段时间要乘热打铁，没有德国和俄国的相助，我们也很难取得这样的大胜，你要派外交官员去俄国和德国公使馆拜会。俄国排在前面，德国排在后面。后面继续安排德国公使见你，将事情搞的隆重点。摆出要和德国继续加深合作的姿态。最后呢，美国公使那边也要另外派专员去洽谈，也要隆重点。至于英国，你什么时候见一下朱尔典都没有什么关系，提前接见之后，后面就别谈太多了。让他们慢慢琢磨吧。”
唐绍仪默默点头，道：“皇上圣明，臣下明白皇上的圣意，必当谨慎办妥。”
宋彪嗯了一声。继续喝茶，在心里寻思到底该如何对付英国。
中英在理论上也属于一种交战国的姿态，虽然英国自称是中立，可若是没有英国的鼎力支持，日本也未必敢于冒然发动这场辛亥战争。
日本战败之后，中英该如何处理外交关系，这确实是一个棘手的问题，需要双方都想办法慢慢琢磨着，绝对不是朱尔典仗着私人的交情和大英帝国的辉煌光环直接面圣就能解决的。
所以说，资深外交官的朱尔典也有不靠谱的时候。他就是太熟悉中国了，以为人情大于天，只凭私人关系好歹能见到皇帝。
宋彪此次如此之快返回京师就是来正式登基的，此时不登基，还要等到何时？
接见了内阁总理唐绍仪之后，宋彪此后几天又和蔡元培、陶成章、宋教仁、梁启超、张謇等国会的风云人物见面，亲自出面调解，推选蔡元培为第一任国会议长，促成光复会正式改组为中国光复党。
在国会之中。宋彪身为皇帝所控制的力量并不局限于光复会，新政强国会、立宪会都有他的一部分人选。
新政强国会以前朝遗留的新派官员为主，宋彪自身就是新政强国会的创建者之一，另外两位重要的创建者则是张之洞和袁世凯。
立宪会的组成是最为复杂的，其中有张謇所代表的中央集权派，也有其他地方乡绅代表的地方自治派，主体则是各地商绅，如张弼士、虞洽卿、朱葆三、渠本翘、乔景彦、孙梅堂等人就以立宪会成员的名义列席国会。
梁启超的维新进步会虽然乏善可陈，但在理念上和光复会基本一致，强调中央集权、君主立宪和开明**，完全支持帝党一派是没有问题，眼下只是拼了命的想在内阁政府和国会中找位置而已。
1911年6月10日，身为内阁政府外相的欧阳赓和中央陆军东北军参谋长陈其采代表中央政府，在平壤和日本政府签署《中日停战条约》。
在宋彪离开平壤之前，他已经和日本首相西园寺公望就朝鲜半岛问题达成了“南北分理，共同监政”的原则，唯一的争议点是朝鲜的首都留在汉城，还是迁往平壤的问题，这实际上关系到中日两国到底谁来直接控制朝鲜的问题。
最后是中国让了一步，同意将朝鲜首都留在汉城，而中央陆军在汉城北部保留一个团的驻军，日本也保留一个团，两国在朝鲜势力以汉江为界，驻军也以此为界限，双方在朝鲜总驻军兵力都不能超过三万。
日本做出的退让是同意将西琉球群岛分割给中国，双方以宫古海峡为界，其余条款则一概按照宋彪离开平壤前段约定为准。
由于《中日停战条约》和《中日辛亥通商条约》是一起协商的，在《中日停战条约》签署之后，《中日通商条约》与1911年6月14日继续正式在平壤签署，在《停战条约》中，日本放弃了在华的一切特权和租界，两国重新签署新的通商条约保障中日经贸，约定日本在华的国际通商口岸享有商贸权，而中国在日本的国际通商口岸享有同等商贸权，彼此有权在对方国家投资，并享有对方国法律权限内的一切权利。
和日本不一样，中国整体上是欢迎外商投资和外国资本涌入的，不管是英资、美资、法资，还是日资、俄资，只要愿意遵守中国的相关法律，那就可以在华自由投资。
在《中日停战条约》签署之后，中国在19、20世纪第一次作为战胜国取缔了外国特权，在国内，宋彪身为皇帝的声望自然高涨。
利用这样的一个有利机会，国会内部的帝党派议员乘机调整临时宪法草案中的部分条款。在1911年7月1日正式通过了《中华帝国第一宪法》，《第一宪法》的条款是非常有利于皇帝的。不仅正式的在法理上承认了皇帝对军事的最高统治权和指挥权，同时继续授予皇帝训政权。
训政权是很厉害的一个东西。有了这个权利，皇帝随时可以解散国会，罢免政府内阁，在战争、动乱、分裂等特殊局势中，皇帝还有权依据训政权重新组建临时内阁。
除此之外，中央内阁政府中的军事和情报机构也归属皇帝直接训政。并且拥有任命中央法院最高**官的权利。
简而言之，在20世纪前十年的各个君主立宪制帝国中，俄国沙皇拥有的实权是最高的，中国皇帝紧随其次。第三是德皇，而日本天皇实际上并无真正的权利，只是地位无比崇高，并且拥有整个国民和军人阶层的集体狂热效忠。
和沙皇的差别在于，沙俄杜马的国会议员都是沙皇任命的贵族阶层，而宋彪身为中华帝国皇帝只拥有不足国会议员总数1/3的直接任命权，即在每个省平均“推选”两位国会议员的基础上，帝国皇帝则有权按省再“选任”一名国会议员，在中央，帝国皇帝有权决定5名资深议员、7名陆军议员、3名海军议员。
只是和德皇相比。中华帝国皇帝的实权肯定还是要更大的多。
《帝国第一宪法》在国会正式投票通过后，宋彪也确定在7月15日正式登基称帝，在此之前，他开始搬迁到紫禁城内部居住。
宋彪的计划是在北京南侧的房山县、大兴县建立新的京都区，作为中央政府、军事、情报机关和其他全国性社会机构的总驻地，而北京则是名义上的首都，并不实际承担太多的政治任务。
只是临时也搬不过去，建立新京都是要花钱的，而中央政府已经欠了一屁股的债务。虽然建设皇宫的经费可以由宋彪自己支付，但那也需要六七年的时间才能初步建成。
通州肯定不适合中央政府和皇庭长期暂驻，正好这段时间里，京师内部已经肃清完毕，宋彪最终决定将中南海作为皇庭的长驻地，他和家庭住在原先的摄政王府，在中海地区办理公务。
因为他坚决不想迁入紫禁城，唐绍仪绞尽脑汁，将原有的摄政王府的围墙扩建，将紫光阁和时应宫划入皇庭，继续拆了庆王府扩建，将紫光阁扩建出东西两阁，时应宫扩建为宣政园，原先还未完工的摄政王府也继续建完，改称西庭，新扩建和新建的紫光阁、宣政园、裕丰园则统称为东庭。
紫光阁扩建之后归属内廷总署的集中办公区，以及较为正式的接待外宾之处，宣政园是宋彪日常办公的地方，裕丰园则是紧邻中海的景观花园。
在7月15日正式登基之前的一个月，宋彪举家迁入中海西庭居住，中央内阁政府早在年初就已经搬迁到南海和周边办公，国会在玉渊潭临时开会，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只等正式登基，
内廷总署的第一任内廷总长是袁金铠，内廷侍卫总长是张富田，内廷总礼官是章炳麟。
该准备的工作都已经准备好了，外相欧阳赓回来之后，同各国公使交涉后，再经宋彪同意，就提前安排主要的几个大国公使提前正式觐见皇帝。
在具体的排序上，因为俄国派遣米哈伊尔大公亲自抵达北京祝贺宋彪登基，自然是无可非议的排在第一位，德国外交大臣沃恩。哈道宁排在第二位，英国公使朱尔典爵士排在第三位，其后是美国和法国。
即便是这样的排位顺序都已经是很尊重英国了，毕竟前面是大公和外交大臣亲自抵达北京，而且是俄皇和德皇的特使身份。
单独抽出两天时间分别会见了米哈伊尔大公、德国外交大臣后，宋彪才在第三天上午接见朱尔典爵士，下午则要见美国总统威廉。塔夫脱派遣的罗克希尔特使，晚上再会见法国公使。
宣政园是拆掉了庆王府修建的新园子，按照常规设有御书房、怡华堂、资政阁、枢密厅、内侍厅、会客厅、会议厅和西花厅。因为地段有限，布局都较为紧凑。最后将另外设计的裕丰园都挤到了中海的湖面上，临湖修建。
这个宣政园的设计是宋彪亲自过问的。相对而言是很合乎他的要求，御书房和怡华堂相互对通，宋彪平时就在御书房处理一些公务，闲时去怡和阁休息午睡，资政阁则用于处理较为正式的事务，比如接见内阁官员。
因为时间安排的非常紧密。宋彪将会见的时间安排的很早，上午用过早膳就在张富田的陪同下步行走到庆丰园的资政阁，而朱尔典公使来的比宋皇帝还早很多，一大清早就在会客厅等待着。
虽然实际权利介乎于沙皇和德皇之间。宋皇帝身边安排的近臣并不多，远不能和明清两代的皇帝相提并论，内廷总局的秘书局距离他还是最近的，陈其美这个人还是不错的人才，宋彪也破格提拔他担任新的秘书局局长，整个秘书局就在枢密厅内办公。
宋彪直接去了御书房，昨天会见米哈伊尔大公和德国外交大臣哈道宁都是在这里，继续在这里接见英国公使也不算是施礼。
等内侍官将准备工作都做好，一等内侍官蒋作宾才将朱尔典公使领入御书房。
进入御书房，朱尔典上前躬身行礼。奉上英国首相的外交信函，以政府名义提前祝贺宋皇帝登基，将信函收下来后，宋彪这才让蒋作宾给朱尔典送上椅子。
规格上还是一如过去，公使享受有扶手而规格低一级的红木椅。
此时的朱尔典还是未能和帝国外相欧阳赓就中英问题达成一致，心中也不是很有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