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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敬孔孟荀为三圣，尊孙子、韩非子、墨子为兵圣、法圣、墨圣，而不是狭窄的只在孔子思想上寻找中国古典复兴的唯一答案。
在宗教的问题上，宋彪的建议是将儒教改革为汉教，或者是另设汉教，但是汉教本身并不是纯粹的宗教，而是一种祖先崇拜的准宗教，以祭拜三皇五帝为基础仪式，一个显著的和其他宗教区别的地方在于汉教没有教堂、庙宇，只有天坛、地坛、宗祠这样的祭祀场所，以及黄帝陵、黄帝庙等等。
宋彪在宗教上一个真正的选择是开始更多的支持东正教，要求在帝国设立独立的牧首和牧区。级别等同俄国，这是可行的，希腊、罗马尼亚的牧区都是和俄国平齐的，只是俄国东正教牧首排在第五位，仅次于四大牧首。
比较可怜的地方是四大牧首区基本都被伊斯兰世界占领了，所以，这四大牧首区也是象征意义。
宋彪之所以选择支持东正教。一方面是俄国人在华人口比较多，东正教传播比较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抗衡新教和天主教，特别是对天主教的世俗教皇机制。他是非常不赞同的，最后则是东正教的体制更符合帝国的需要。
宗教的问题是一个大问题。
多神教在形式和结构上是很难同一神教抗衡的，现在要对中国的原生教派改革也晚了。如果要遏制某一种一神教，最好的办法就是支持另一种一神教。
天主教肯定不符合宋彪的支持，新教也缺乏说服力，宋彪唯一的选择就只能是东正教。东正教的一个特别之处在于宗教的正统精神，以及它特殊的区别于传统欧洲世界的价值，这种精神和价值对俄国的影响是很深的，也是俄国不可能彻底融入欧洲的一种主要原因。
东正教的正式名称是“东方正统教派”，片面的理解以及考虑中国传统心态中的那种正统精神，加上它对政治的依附性，这还是比较适合在国内推行和重点扶持。以之挤压天主教、新教和伊斯兰教的传播空间。东正教对于皇位的正统性是有一定的帮助，宋彪现在是不需要的，不代表未来就不需要，两百年后会是什么情况，谁能知道呢？
当然。对中国的原生教派还是要更为积极的支持，要改良，要有现代人文精神，要符合现代的审美观和人文的追求，不要搞那些神神叨叨的骗钱把戏。
中国人是非常现实的民族，中国的宗教也有现实、市侩的这种问题。格调都被搞的非常低，不是僵尸就是闹鬼，不是风水就是超渡，搞完就是要骗钱。
宋彪的一个大体的感觉就是不管是什么宗教，到了中国就变了味道，所以，他对改良原声教派基本不报有太多的希望，宗教本身也和商品经济一样，优胜劣汰，这也是人的意志所无法扭转的大趋势。
宋彪考虑支持东正教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对于宗教没有地域性的观念，只要对维持国家稳定有利，那就是好宗教，反之则一定要想办法暗中压制，甚至是正面的予以取缔和打压。
他确实不能容忍国民除了赚钱之外，就没有任何的善恶之分，或者就相信投胎转世混个官二代、富二代这种状态，受不了。
如果是这样的民族精神，那这个民族太可怕了。
现在帝国提倡的新精神是春秋复兴和现代法家思想，提倡“中国并不只有孔子”这样的社会倡议，但如果儒家思想真的受到了全面的基础性的大冲击，那也是非常可怕的。
那样的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吗？
除了现实、勤劳和市侩之外，中国人还剩下什么？
民族的根基都被摧毁了，八荣八耻喊的很响亮，有用吗？有哪怕一丁点的作用吗？
3个代表有用吗？
还是继续回到修身治国平天下，回到忠君爱国和仁德清廉这条路上来吧，只要民族的根基还在，制度完善，那还是可以继续推动民族进步，总比摧毁一切再重新构造来的好些吧！
做“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说的很好听的，纵观全国有几个？
八千万的基数何等庞大，达标的是个位数，还是十位数？
我们总是说儒家的“君子”思想要求太高，根本不可能有几个人做得到，所以历史上才有那么多的贪官，“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个标准恐怕比“君子”的要求还要更高更离谱吧？
这是一个“人”的标准吗？
反思一下，到底是只有官员阶层有问题，还是整个社会和整个民族都有问题？他们只是整个民族问题中的一部分？只是出于群众而高于群众的问题？
所以，从希腊和俄国回来之后，宋彪决定做一件可能让很多人唾骂的事情，就像君士坦丁大帝和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一世都曾经同样很受争议的做过的那些事一样，将东方正统教派推入这个国家，“引狼入室”才是一种逼迫社会进步和改革的好办法。
与其浪费口舌和精力去劝说僵化复杂的原生教派去改革，不如直接引入和扶持更简单合适的宗教，因为对于中国的统治者而言，所有宗教都不过是维系统治的一种手段，如果外星文明也传播来一种更厉害的宗教，帝国照样可以引入扶持，因为不管是什么宗教流入国内，中国的根基还是祖先崇拜和宗族崇拜，但如果连这种维系中国人灵魂根基的力量都被人为的消灭了，就算中国变成了一个无神论的国家，那也彻底就算是死光了自己的民族精神。
“也许拜神不如拜我，但我总是会死的，而我曾经做过的那些事总还是会继续的影响你们”，这就是宋彪在做这个决定之时的想法。
正如彼得大帝所做过的那样，推动西化并不可耻。
中国人就算是再西化，只要不在民族精神和文化上进行阉割，中国人就永远还是中国人。
任他死去千年，帝国依旧在。欢迎您来您的支持，就是我最大的动力。m
第225章 总理何在？
帝国强大至此啊！
对于众望所归的即将继任为帝国第三任期总理大臣的张康仁和欧阳赓两位人选而言，他们的任务不再是像唐绍仪那样稳定帝国的秩序和朝代的平稳过渡，而是积极、严厉的推行法治精神，推行新文化的改革，推行新经济的崛起，推行真正的光复革命，推行更坚强的新外交，推行更壮丽的新建设。
他们应当感谢唐绍仪任期内留下的平稳过渡的宝贵遗产，也当积极进取和寻求更伟大的突破。
其实还有一个人是更为合适的人选，那就是宋彪一直比较亲睐的宋教仁，但在光复党控制内阁大部分席位的基础上，无论如何也无法推出一位民主党的内阁总理候选人。
……
1920年9月中旬，金秋时节，宋彪乘坐火车返回北京，但是这一次的他没有再回中南海，皇庭中央宫已经在历时十年的建造中完工，中央政府每年给予内廷总署的拨款不过四百万中圆，根本不够这座皇庭中央宫的修建，所有开支几乎都是靠商界人士和国民的募捐，以及皇产内部的拨调。
中央宫最初定址是在云岗一带，章炳麟特意找到了几位风水大师，最后有一位根据正式定称的“中央宫”建议重新定址在青龙湖，宋彪后来亲自去看了地形，感觉也是建在青龙湖的东北端比较合适，以内廷的名义在周边购地2万亩，纳税修改为皇家建筑用地之后。在这一带重新建造中央宫。
中央宫的总设计师有两位，一位是俄国著名的犹太裔设计师罗森，另一位是满清御用的宫廷总造工样式雷的第七代传人雷廷胜，其他一些国内著名的园林大师，和俄、德在华的一些著名设计师都有参与。
基本格局是西式结构的底子，包括像宫廷的下水道、避难所和大局的框架来自于俄国，建筑风格的搭配。建筑的布局，园林的设计，装饰的选择大体还是国内的大工匠负责。整个设计过程中和圆明园的特点很像，很多方面都参考了东正教的圣莎屋大圣堂。
考虑这两年的一些特殊情况，在云岗原有的皇宫建筑的基础上改修了神武皇祠。这才是真正的第一庙，允许国民前往这个地方朝拜上香之类的，神武皇祠没有明确的宗教特征，就是最传统的家族祠堂格局，安置了皇帝和皇后的长生位，皇室也委派了一名内侍官负责管理，也算是答谢国民的祝福吧。
等皇帝真的死了，这里就真是大家前来拜祭的地方了。
中央宫的占地面积是非常大的，建筑格局也非常恢弘，有中式。也有西式，大部分还是比较典型的帝国风，所谓帝国风有很强烈的秦汉时代的特征，也保留了从殷商时期就保留下来的重檐庑殿顶结构。
民国时期很多官方建筑都有庑殿顶结构，关键在于重檐和重檐的多少。中央宫的主殿是皇极殿，相比太和殿，它的庑殿顶更陡，弯度更大，四檐明显飞翘，而是底下三层汉白玉基座。三层楼宇搭配三层重檐。
所以，皇极殿不仅规模更大，而且更高，气势非常恢弘，全部采用汉白玉的石柱，一定程度上参考了雅典神庙的那种古希腊建筑风格，整个雕刻的风格转变的更为写实和现代主义，题材也不仅仅是围绕龙做文章。
除了皇极殿，其他的地方整体还是和宣政园时期有比较大的相似，特别是设置上，但和中南海深处城市中央不同，中央宫相对处于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而且周边土地都归属皇家的建筑用地，这一带也就是禁止外人进入的。
整个房山县和大兴县合并成京都县后，本身也就是一个大园林，中央军部在房山新镇一带，一直到凤凰亭地区，北部是皇家园林和宫廷地区，永定河西侧到新镇就是中央内阁政府和国会所在地，一些国立的饭店都分散在四周，便于国会期间招待，以及招待记者和报道团队，大兴县从一开始就被设置为中央帝国大学、中央军事学院、中国科技大学的所在地，包括其他的一些中央研究机构，比如像中央调查总局、中央国家银行、中央外国专家局、中央社会研究院、中央政治研究局、中央科学院、中央工程院都位于这里，国家情报总局则位于永定河西岸，和中央调查总局隔河相望，中央军事情报部则位于凤凰亭，中央保密局位于青龙湖南侧，也基本证明中央保密局和皇室的关系是最为密切，而中央调查总局则不受帝国内阁政府限制。
中央机构和皇庭耗费十年之久，这才乘着帝国成立十周年之际搬迁到京都县，彻底摆脱了北京市内城的限制，对北京市民而言也是一个好消息，至少地价掉落了不少。
全部的中央机构全部转移过来，差不多是1。4万人，加上妻儿子女，通过三年时间逐渐搬迁过来的总人口在4万人的规模，而京都县原有的居民则大致在三年前就转移到其他县。
经过这样的大调整，京都县就显得非常的寂静，游客是不能乱来的，整个县40％的地区是不能随意通行的，道路很宽敞，但是基本没有多少人。
这里就是这个1890万平方公里的中华帝国的中央政治中心，帝国的陪都则是在西安，西安的咸宁县改称西京县，未来会逐步完善整个建设规划，在战争紧急时期，如果有迁都的必要则立刻从皇室开始转移至西京县，避免战争之中会出现混乱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