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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世界政治就是如此复杂和黑暗，依然充满了新的世界大战的危机。
世界政治永远都是很黑暗的。
大英帝国在首相劳合乔治的带领之下。虽然只是延续了大英帝国传统的一贯政策，但这种落后于时代的外交政策不仅没有维持住大英帝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反而进一步将中美的矛盾同时激烈化，英法、英意之间的矛盾同样在扩大。在整个国际世界都处于一种被孤立和挑战的狼狈局面。
中英澳门会议和英美中日法意的华盛顿会议就是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条件同时召开。
……
1922年的3月，各国基本达成一致意见，同意停止目前的海军竞赛，英美日中法意按照10：10：7：5：5：3的原则划分主力舰的总吨位标准，航空母舰的总吨位划分标准大体如上，但中日两国相对英法都有权保持70％的水平。
在中英美日四国的激烈较量中，巡洋舰的排水量吨位被规定在1万吨及以下，主炮口径不得超过8英寸，超过6英寸即属于重巡洋舰，低于这一标准属于轻巡洋舰。高于8英寸主炮的巡洋舰则一律划入主力舰范围。
由于英日严厉反对限制两国的巡洋舰总吨位，此次会议未能达成对轻重巡洋舰的总量限制，中国最初的要求是保持和日本海军的总吨位的标准，但在英日的反对下，最终作为妥协，中法以同盟姿态都保持265万吨主力舰总排水量的限制条约。
由于澳门会议和华盛顿会议是同时召开，在太平洋的另一侧，英国实际上已经作出了非常巨大的让步，英国不仅在原则上承认了中国拥有西藏的领土主权。以及对克什米尔地区和中亚、西亚地区的利益攸关权，在缅北、藏南的分界线和对安达曼群岛的管辖权也都同意了中国的要求。
此外，中国和英国在澳门就债务问题进行了协商解决，中英重新签订《中英友好通商条约》，中国对英债权将逐步转变为在大英帝国及其殖民地的投资，而英国保证这些投资的安全和稳定。
作为最终的让步，中国承诺协助大英帝国维持世界稳定和平，不再对“自由亚洲”政策作出实际的支持，在英国承认中国在亚洲的同等特权地位的基础上，中国则承认英国在世界范围内的特权现状。
总之，被牺牲都是小国自身的利益。
由于在缅北划界谈判中得到了所有争议地区，帝国从缅北和印西北增加了128万平方公里的领土，和印度在西南的野人山地区大面积交界，在缅东地区占领之后，同泰国也正式拥有了接壤地区，为帝国从陆路介入泰国提供了一条22万平方公里的立足点。
加上帝国此前和法国的密约交易，帝国在越北的争议领土区大幅度向前推进了27万平方公里，拥有整个谅山市的领土权，并且以越南的锦普县为分界线，将领土线划到了苟枢岛，占据整个子龙湾，并且是占据着对越南的几乎所有战略优势地段。
通过操纵老挝和越南的划界谈判，帝国继续将整个拾宋早在山脉和中寮高原都划归老挝，利用老挝进一步占据对越南的战争地理优势。
在华盛顿条约之后，即便考虑帝国承认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归属日本，帝国的实际领土疆域都应该是在19001905万平方公里之间，但在这一时期，帝国还无意正式宣布这一事实。
帝国的野心是无止境的，不公布绝对意义上的数据也有利于帝国的进一步扩张。不断控制和蚕食周边战略地段，在维持总体疆域稳定的基础上加强国防的保护能力。以及威慑周边小国的能力。
1922年3月3日，英美中日法意正式缔结《华盛顿条约》。
在此之前的一个月。宋彪和舒萱皇后就已经离开美国前往墨西哥和中南美洲进行国事访问，经新西兰和澳洲访问后，最后经文莱结束全部访问行程，于1922年3月27日返回国内。
如何评价此次的《华盛顿条约》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虽然中日英美各国之间都有大量的相互退让，但有一点是很重要的成果。那就是英法意三国必须无条件偿还协约国内部的保险债务，以黄金计算债务总额和利息，仅此一点就足以说明中美是华盛顿会议的胜利方。
华盛顿和澳门会议结束后，宋彪就一直在思索中国的新未来。未来的中国究竟要如何发展才能继续向前开拓，才能有能力应对最为恶劣的外部环境，才能对日本海军扩张主义进行限制，这都是他所急于希望解答的问题。
结束访问行程回到北京，宋彪在皇庭中央宫休息了大约一个月的时间，一直在默默的思考世界的新局势和新环境，思考中华帝国的未来之路。
1922年4月底，宋彪决定在夏天继续到庐山召开一次全国性的研讨会议，主题是中国的科技研究、大学教育和201工程计划。
在经历了为期一个月的漫长的思索后，宋彪愈发清醒的意识到中华帝国已经发展到了现阶段的一个高点。想要进一步的发展下去，唯一的出路就是强化教育和科技研究的投入，让中国从一个世界科技的引入大国变成研发大国。
就在内廷总署针对今年夏天的庐山会议进行积极布局和准备时，日本新上任的海军副大臣秋山真之中将代表日本海军部前来向皇帝就加藤友三郎的“支那误称事件道歉”。
日本就是这样形容加藤友三郎事件的，他们根本没有反省的意愿，甚至以加藤友三郎当着面和华皇直抒“支那”一词表示高兴，日本国民和军政界对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都充满了莫名其妙的敬佩之情，完全不在意中国人的感受。
宋彪在很长时间里都没有再过问此事，而是一直将此事交给帝国内阁处置。听说秋山真之要来，他这天上午才让蒋作宾和秘书局沟通，将日本媒体和政界方面的各种关于此事的情报都做了一次汇总呈报给他。
此时的陈其美已赴山西省出任农业厅的厅长，而袁金铠也调任帝国警察总署的总长，章炳麟被临时委任为代理内廷总长，秘书局方面的工作则由汪兆铭代为负责。
章炳麟显然不是很适应内廷总长的工作，宋彪在此番出行期间一直是让汪兆铭处置各方面的事务，在美国近距离的考察一番后，他已经决定将去年刚成为驻美公使的顾维钧调回国内接替陈其美的工作。
考虑顾维钧是唐绍仪的女婿，宋彪也希望这是最后缓和他与唐绍仪关系的一种安排，以显示自己依然信任唐绍仪和唐系的官员。
宋彪上午到了自己的办公厅后，刚坐下来喝茶，汪兆铭就迫不及待的将厚厚一叠的大约有几十页纸的剪辑汇总报告呈交上来。
要说起来，汪兆铭的仕途倒是不如陈其美那般顺利，这说明汪兆铭还是不够精明，虽然是帝党一派最厉害的笔杆子，却一直没有抓好自己的前途。
好在长期在光复党内承担副理事长和宣传部长的经验也是很漂亮的履历，加之身为皇帝重要心腹，让他轻易击败了其他诸多人选接替袁金铠成为下一任的内廷总长。
宋彪大致可以观察出来，汪兆铭昨天夜里一整夜都没有睡，亲自负责这份紧急的汇总报告，眼圈深黑的厉害，这一点上，他就不如陈其美，如果是陈其美的话，很早就会安排别人提前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以应对皇帝随时可能的需要，或者是主动提交给皇帝。
当然，这也和陈其美主动争取仕途的心态，以及他长期陪同在皇帝身边的经验有关。
宋彪没有急着让汪兆铭离开。就让他陪同着站在办公桌的旁边，自己亲自翻阅这份汇总报告。全面的整理自“支那外交事件”以来在日本方面引起的各种反应。
宋彪原先并不认为这是一件很棘手的大事，所以也未过多的关注。对他来说，彻底教训日本的机会总是会有的，身为皇帝，他也犯不着亲自冲在外交前线重蹈德皇威廉二世的覆辙。
可在他将日本方面的各种资料看完之后，不免也觉得难以遏制的愤怒。
当着他的面使用“支那”这种蔑称，本来就是日本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的不对。日本政府如果理智的话，应该立刻对此进行道歉，甚至是应该是全面整改，至少在政府公文中规定不得使用这一称谓。
但是。日本从政府到社会都拒绝就此认错道歉，反而中国要求日本政府就此道歉是对大日本帝国的不尊重和藐视，按照日本人的逻辑，他们用什么样的词汇来公称“china”是他们的自由，而且他们坚持认为“china”是梵语“支那”的音译词，即支那一词是“china”的源头和标准翻译。
日本拒绝使用“中国”一词的理由主要在于，一，日本有中国地区；二，汉语的“中”代表周边四夷之意，用中国称“支那”就等于承认日本是夷国；三。“支那”正是这样的意图，妄图让日本人承认自己是夷国；四，“支那”在梵语之中是智巧的意思，本无蔑意，只有使用民间的“支那猪”一词才属于蔑称。
由此种种，日本拒绝承认对华皇使用“支那”属于蔑称，也不承认海军大臣加藤友三郎在外交上存在错误，可在新闻报道和民间言论中，又明显以此为乐。将加藤友三郎视作民族英雄一般的存在，说是只有对“支那”有绝对优势地位的海军大臣才能如此正式的公开使用这样的称呼。
将汪兆铭整理的日本方面和此有关的资料都看了一遍，宋彪很快将这份汇总报告扔回给他，责问道：“你对此事一直未有觉察吗？”
汪兆铭很是惊惶，辩解道：“臣下近期一直陪同皇帝访问各国，行程匆忙，忽视了此事，还望皇上恕罪。”
宋彪脸色很不好看的沉默了片刻，这才和汪兆铭问道：“那你现在说说日本到底是怎么回事？”
汪兆铭答道：“先不说日本方面的真实反应，只说日本派遣海军副大臣秋山真之前来，仅代表海军部道歉，本身就说明日本政府不承认这一外交过错，也就意味着日本根本不会在政府层面作出任何更改，还是会继续对我国使用‘支那’一词。”
汪兆铭在日本生活了七年之久，在日期间同时就读于日本法政大学，和日本政客来往密切，对日本可以是非常之了解。
宋彪就和他继续问道：“那你认为此事的原委究竟如何？”
汪兆铭思量片刻，答道：“此事的根本源于日本民族主义的觉醒和泛滥，最终形成今日之顽疾则是日本政治的需要。据臣下的研究，日本在中国历史观中一直将满清政权归类为蒙古金帐汗国的那种对汉殖民统治，将满人称之为清人，将我们汉人称之为支那人，早期我们在日本从事革命运动之时，对此还是积极认同的，因为那时日本对此词还没有明显的篾意。但从中日甲午战争开始，特别是日俄战争之后，日本国内就明显带有歧视的使用这一词汇，甚至以朝日新闻和东京读卖新闻这样的大报社也公开使用过‘支那猪’这样的称呼，我们在日华人最早就曾公开反对过，但大多不了了之。光复革命成功之后，随着帝国推翻满清统治，日本从政界到社会学界都弥漫着一种观点，其坚持认为我国的疆域不能继承满清，而是仅限于关内地区，包括对蒙古、新疆、甘肃、宁夏、西藏、广西、云南等地统治都属于殖民统治，并无领土权，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日本以清朝收复台湾和建省为由，宣称我国也没有对台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