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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始变得更为激烈，双方都在固守本国市场的基础上在东南亚、非洲、中东、欧美大面积的厮杀。
当日本连大部分的生产原材料都要从中国进口，这就注定日本在这场战争中处于劣势，而且日本为了维持军费所采取的高税政策，中国则因为财政宽裕采取轻税政策，导致双方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中国的工业规划和扶持政策，以及更为宽松的人才引入计划同时使得中国工业在技术上提升迅猛，从一战开始就有计划的不断提升和扩大，在1921年的这个分水岭，除了造船业，双方的差距已被进一步扩大到日本难以追赶的地步。
即使是造船业，中国除了3万吨级以上的战列舰还存在劣势外，在商船、发动机、锅炉和船用钢领域都已经超过了日本，当日本还需要从英国进口炮钢和特型船钢、主炮时，中华帝国已经基本实现了自产化和出口。
日本现在只剩下了保护性最强的军工业作为帝国的支柱，中国却已经在油脂化工、工业陶瓷、煤化工、染料、化肥、电气、内燃机等领域都拥有了和德国竞争的实力，在纺织、食品工业也日益逼近英法，在汽车、石油化工、机床、冶金、通信领域向美国冲击，在飞机、电气化铁路、专用机床等新兴领域则已经和德美英法具备抗衡的实力。
在从美国联合机床公司进口了两台万吨水压机用于汽车、飞机、蒸汽轮机、承轴和船舶的制造后，中国也在远东机床总公司挑战12500英吨的水压机和更多的超重型镗铣床。
日本和中国的差距越来越大，日本却从未真正的意识到这一点，他们还是在用十年前，甚至是甲午战争之前的眼光在看待中国。
这或许有情可原，在1911年之前，中日每年来往的人次超过四十万，在1913年之后，中日每年来往的人次已经降低到不足两万，其中绝大多数还都只是军政方和教育界的来往。
这是一个可怕的事情。
或许是宋彪一手造成的。
宋彪也是在以一种公平的心态看完了秋山真之的这篇《我们到底得罪了谁？》，他才意识到这一点，也许中日之间目前的各种问题中，他要占到一半的责任，正是他无情冷漠的将日本踢出中国，也关闭了日本知华派和亲华派的未来，使得他们日渐衰落，再也无法对日本产生正面的影响。
宋彪也难免有些难过的叹息一声，和一直陪同在身边等待他读完全文的汪兆铭问道：“你花了多久翻译这篇文章？”
汪兆铭毕恭毕敬的答道：“回禀皇上，臣下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翻译完了，因为觉得这样的文章最好是有原文，所以等到今天让驻日本公使馆送来了急件原文才呈交给皇上。不过，据最新的情报所知，秋山真之少将似乎已经因为这篇文章触怒日本军方和内阁的派高层，已被勒令退出内阁，据说连海军都不打算留他继续服役。”
宋彪很惊讶的问道：“这么惨？”
汪兆铭答道：“是啊，确实很糟糕，臣下倒以为除了使用蔑称之外，他这篇文章也许还算是很公正客观的，对我们也有一些启发。日本固然再不好，我们也没有必要逼的这么紧迫。”
宋彪想了想，道：“我们做的确实不对，但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每一个国家都有权让国家富强，让民族幸福，这是每一个国家的权利’，我们只是在行驶自己的权利罢了，难道我们还有义务给日本同等的权利在我国分享富强吗？秋山的反思还不够彻底，如果日本将自己定位在荷兰、比利时这样的国家，采取轻税和有限的低军费政策，他们完全可以发展的更好。发展是每一个国家的权利，但每个国家都没有权利剥夺其他国家的同等权利，不能靠输出商品和占领殖民地及他国市场来满足自己，这也是我们推行重法爱民之国策，以推动国民普遍富裕为基础国策的原因，只要人民都富裕了，国内市场才能扩大，企业才能扩大，国家才能更加富强。”
关于宋彪最后所说的这番话，在欧阳赓总理强硬推行《限田法案》和《劳工保护法案》之时，国内就已经做过了全面的大争论，如今几乎人人都知道这个道理。
国家要强，人民当先富。
日本只是搞反了这个道理。
汪兆铭顿首道：“皇上圣明。”
宋彪想了想，却道：“其实道理就在《劝学》中的这一句话，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只是如何从现代世界观的角度去解读这句话而已。秋山真之的聪慧，以及他的境界很大程度上都源自于福泽谕吉，所以我们才说思想家是最重要的，思想才能指导行动，可我们的现代思想家又在哪里呢？”
汪兆铭当即答道：“臣下以为皇上才是当今帝国的思想家，正是有了皇上才有了今日帝国之富强，皇上一言一行都在指导着帝国的发展。”
宋彪微微的哦了一声，却道：“我恐怕还不算是啊。现在的帝国发展的很好，但还远远不够好，因为我们还是缺乏福泽谕吉那样的思想家。我们总是说要隆礼尊贤，可我们还是迟迟未能等到真正的中国的新思想家。这需要时间，因为我们需要的是能够真正解读西方，又精通国学的大思想家，只有这样的大思想家才能解答中国各种问题的根源。我们总是再说现代化，实际上是我们怯弱的不敢承认现代化就是西方化，我们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借着光复中华的口号大幅度西化而已，只是在此基础上保证了国学的一些基础，只是这还不够，我们西方化的程度远远不够，我们国学复兴的程度同样远远不够。隆礼尊贤，重法爱民，说的很容易，做起来却真的很难很难。”
汪兆铭听了这番话就不敢再拍皇帝的马屁，可他一直都觉得皇帝思想虽然不堪称孔孟荀那样的地位，却也实用，足以领导帝国之富强，足以领导帝国实现中华复兴的伟大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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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6章 依法治国
宋彪本想通过邀请秋山真之访华的访华的方式挽救秋山真之的仕途，但他没有这么做，因为他意识到这对秋山真之而言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局。
伊势事件就这样的日渐沉寂下来，仿佛像是中日之间从来没有发生过此事，可这件事对中日关系的最后的损伤是不可逆转的，它也彻底激怒了宋彪，而日本并不知道这位华皇到底还有多少潜能。
宋彪本已日渐淡出帝国的国务，淡出公众的视野，安居在幕后观看着帝国崛起的这个时代的每一幕，以期求能让中国更好更稳健的逐步成为真正的民主自由的君主立宪制帝国。
在伊势事件的刺激下，他又重新开始被逼着再次振作起来，再次走到帝国奔腾的政治舞台中央，挥舞着手中的指挥棒继续率领帝国成为世界第一。
因为这个世界是如此的残酷，每个国家都翻滚在黑暗的世界里，一不留神就将迎来万劫不复的毁灭和血腥的战争。
……
1922年6月22日，在伊势事件结束一个月之后，也是在宋彪即将正式带着皇室前往庐山度假前一周，宋彪忽然让秘书局重启帝国内阁训政会，这样的消息让整个中央内阁都惊讶不已，因为在中苏战争结束后，皇帝已有整整三年的时间没有正式召开训政会，这让所有的内阁大臣都很紧张。
总理大臣欧阳赓同样非常惊讶，他事先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和通知。而且这还是他任期内的第一次内阁训政会。
所有内阁大臣得到通知后都紧迫的立刻进行临时准备，很多人一夜未眠的忙碌到天亮，次日上午就匆匆忙忙前往中央宫宣政厅参加训政会。
自皇室迁入皇庭中央宫以来，这还是专用于训政会议的宣政厅第一次正式使用，汪兆铭作为内廷总长也是第一次负责训政会，大家都莫名的紧张不已。
更让诸位大臣们紧张的是皇帝比预定的时间晚来了半个小时，只等宋皇帝在两排内侍的护卫下进入宣政厅。所有大臣就在总理大臣欧阳赓、中央军部总参谋长蒋方震和内廷总长汪兆铭的率领下同时起身，庄严的躬身行礼，朗声道：“臣下等参见皇上！”
宋彪有种难以言语的冷酷神情。气势肃杀的走到了只属于他的中央皇座上，高坐在诸人之前，两侧则是诸位大臣。
等他坐下来。内廷总长汪兆铭才道：“诸位大臣请就坐。”
各位大臣这时才一起坐下来，低头垂首，身子坐的笔直，谁也不敢多言语一句，甚至不敢发出任何一点声音，就仿佛是学生面临最为严峻的大考一般粗气都不敢喘出来。
宋彪翻开身前的这份秘书局编写的近期国务事项备注，大致浏览一番后，和在座的诸位内阁大臣、中央军部参谋长官说道：“伊势事件向我们证明了一件事，那就是帝国还不够强大，这里既有帝国海军的问题。也有更多关乎于整个国家的问题，这正是朕决定重新召开训政会的原因。帝国在过去十多年间发展的很好，但还远远不够好，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尽快的作出最符合国家和民族利益的决定，从今年开始。每个月召开一次内阁训政会，每次在上旬的5日到10日之间，具体时间由内阁和内廷协商而定。”
听到这样的话，在座的诸位内阁大臣有些人感到的是一种特殊的挫败感，也有很多大臣为之振奋，内阁总理大臣欧阳赓也不由的反思自己是否做错了某些事。以至于皇帝决定中断淡出内政的长期进程。
宋彪并不在乎欧阳赓和其他内阁大臣是如何考虑的，因为一旦他做出了决定，在这个帝国还没有人能阻挡他的决心，即便一度有功高震主之嫌的唐绍仪也不能例外。
他将国务备注翻到海军这一页，冷冷的低垂眼帘重新审视着海军的报告，问海军大臣宋文翙道：“海军方面，青州级战列舰的计划究竟什么时候能够定下来？”
宋文翙心想倒霉，居然第一个点到这件事。
他这样的念头只是一闪而过，匆忙就答道：“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唯一的问题是自造的155英寸的45倍径三联装主炮和从德国引入技术的克虏伯50倍径380自造主炮在测验中都出现了一些不是很稳定的情况，前者预期还需要半年的时间重新设计新的镗线，后者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此前的主炮制造主要是从法国引入技术，两者所运用到炮钢在性能上存在着一定的差别，炮膛的压力测试数据不能符合德国的标准。”
宋彪沉默片刻，问道：“知道朕当初为何要将这一级战列舰定为青州级吗？”
宋文翙一时还真不知道如何回答，当初只是听了皇帝这么定下此事，谁也不敢多问，当即答道：“臣下不知，还请皇上赐教。”
宋彪答道：“隆礼尊贤，孔孟都是山东齐鲁人士，儒家几乎可以说是就起源于青州，所以帝国的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超无畏舰就要以青州级起建，此后才是古九州的其他的各州排序。伊势事件对我们的教训是深刻的，不是说帝国强大就一定会安全，空有强大的财政和实力，没有与之相匹配的国防，我们随时还会继续遭到类似的挑衅。”
宋文翙惊惶失措，不知道该如何回答。
宋彪根本没有看他一眼，继续问道：“青州级战列舰的主炮规划到底是9门，还是8门，这一数字最终确定了吗？”
宋文翙答道：“正要禀告皇上，在青州级战列舰的吨位从原型号巴伐利亚战列舰的28530公吨提升到30000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