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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协议，双方约定将汇率盯紧英美，英美降低则中法随之降低，绝对不让英美将风险和危机转嫁给中法两国。
在此基础上，中国同意将剩余约合273亿英镑的法国债务全部转变为留法助学基金和在法国及殖民地的投资。这样的调整也使得法国遭遇债务危机的几率大幅度降低。
自此，中国真正的开始以资本输出的方式进入法国市场。在法国兼并陷入危机的企业和银行，更大规模的投资法国殖民地市场，主动开拓外需，同时在国内启动更加庞大的基建规划，部分合同转包给新兼并的法国企业。
依靠内部市场的空间，中国完全有足够的空间自救，甚至可以顺手救上法国，但绝对没有办法再救英美德三国，中国实际上也没有必要救它们，救法国本身就是救中法同盟，保持中法同盟在国际世界的威慑力。
从1929年的下半年开始，帝国就开始连续增加了南京长江大桥和芜湖长江大桥等大型公共基建项目，在全国增加了六百多条一级公路建设计划，大幅度减低地产税，加速推动城镇化进程。
在维持高利率政策稳固黄金储备的同时，大幅减免金融企业税收，增加金融业的信贷支出规模，中央银行也快速印钞，增加货币供应注资到国有的中国农业银行、中国工业银行和四大国营资本公司，扩大在国内的工程建设，取消消费信贷的消费增收税，鼓励信贷消费，在全国范围内掉中央部分的农业税分成，减免农业税的同时增加农业机械补贴、建房补贴、农用电补贴。
帝国的运气真的是很不错。
唐绍仪内阁时期的175项国民工业计划为帝国奠定了良好而全面的工业基础，欧阳赓内阁的125项工农业计划和201工程又进一步的推动帝国工业水平达到欧美标准，农业水平也大幅获得提高，基本达到了英美一战前的水准。
这些是帝国在经济危机时期保持高关税，稳固内需市场的重要基础，即便不从美国进口机械机床，帝国工农业仍然能继续高速发展，帝国工业所需要的各种原材料，本国能够供应则由本国供应，不足之处则从中法殖民地市场获取。
特别是在控制中东、西亚部分地区后，中国通过铁路直接从里海周边进口石油，每年从巴库油区、伊朗、伊拉克进口石油超过2000万吨，完全能够满足国内的石油需求。
中亚石油天然气管道计划目前也铺设到了乌兹别克油区，预计在三年内修通至巴库油区，五年内正式修通到伊拉克，远东石油公司正在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天然气公司。
就在这一时期，日本也受到了世界经济危机的严重冲击，对外贸易遭受重创，英美资本大幅撤出使得日本金融业也遭遇了大规模的挤兑风波，工业人口的失业率快速激增。
当日本政府下定决定削减海陆两军的军费开支时。陆军下级军官突然在朝鲜半岛发动了一次严重的挑衅，试图越过中日的分界线。战争规模不大，以日本损失了两个步兵联队和14架飞机宣告结束。
日本还是找了很多借口，总之是宣称自己没有责任，责任都在朝鲜和中国身上，现在这个时候，中国也没有心思去和日本计较，反正再给日本几个胆子，日本也不敢继续挑衅中国。
日本就是神经病。找此时的中华帝国拼陆军，这些中下层的日本军官肯定是脑子有毛病，就像他们当年挑衅苏联结果被灭了两个师团一样，而且比主动挑起诺门罕战役还弱智，因为帝国在朝鲜的主要驻兵是以空军为主力，反应速度极快。
日本海军几乎是在同一时期在印尼爆发冲突，对荷兰宣战。
日本也是挑了很多对手。英美中法的海军都不好惹，在东南亚就属荷兰最好欺负，它就去找荷兰的麻烦，中国海军随之增加吕宋海峡和琉球群岛之间的潜艇巡逻，在爪哇岛的海军支队驻军也随之增加。
不管荷兰是否同意，中国肯定不同意日本对外扩张。和荷兰驻华公使馆通报一声，南方舰队就直接进驻文莱港，在周边一带加强海军巡逻戒备，遏止日本海军南下。
日本海军的行动本身并没有得到日本内阁政府的允许，甚至没有上层将领和海军部的批准。如果荷兰没有反应，让日本海军的中下级军官将事情挑了起来。问题就大了，日本内阁和海军本部也必须同意，但中国在这个时候突然的紧急介入，让日本和荷兰都猝不及防。
日本以为中国和荷兰有密约，虽然他们自己觉得对中国海军的优势非常大，而且中国海军肯定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弱不禁风，真要打起来，他们也紧张。
因为中国在文莱和东南亚的经营周期是非常长的，在文莱沙捞越等地区都有大规模的空军基地，中国空军特有的大型巡逻机和轰炸机的覆盖范围可以扩大到整个南洋海域，以古晋和沙巴的两个大空军基地，可以覆盖周边一千公里的侦察和轰炸。
正是在这一特殊的紧张情势下，正在法德就债务转留学基金问题进行最后磋商的外相顾维钧紧急访问荷兰。
因为有宋皇帝的支持，本身又是唐绍仪的女婿，顾维钧的仕途一直是非常的顺利，特别是在出任内廷总长之后，三次组阁之时就成了外相。
要说年纪，顾维钧的年纪也不小，但在41岁之时就能当上中华帝国的外相，这本身就是一件很厉害的事。
刚和法国达成留学基金及法国金融注资协约，顾维钧原本是要访问德国，此时也只能临时飞往荷兰同荷兰首相查尔斯贝伦布劳克会晤。
接到中央电报的顾维钧感到头疼，因为这位查尔斯贝伦布劳克首相是新上任的先生，在一战前后曾经担任过六年的荷兰首相职务，在欧洲政界的声望很高，如今又正是在大选中大获全胜之时，气势很高昂，未必会按照中央的要求迫使荷兰对华作出重大的让步。
顾维钧也说不清楚。
他曾经处理和印尼排华风波，当时确实逼迫荷兰作出了很大的让步，比如目前帝国海军在印尼三宝垄的海军驻军权就是他所争取的。
即便如此，荷兰人给他的印象还是异常的歧华、傲慢和强硬，仿佛荷兰还是那个海上马车夫，而中国还是满清时代那么懦弱无能。
他同时也清楚，荷兰人的这种傲慢是一个表象，只要帝国采取强硬姿态，荷兰就会很无奈。
他清楚的意识到这是一个矛盾之处，一方面是情感上的对华歧视和对亚洲人种的鄙视，另一方面则是真正理智上的害怕帝国的军事实力。
这种情况在整个国际世界都大体如此，也就法国那边的情况相对好一点。
顾维钧乘坐福道公司的fd5外务部转机抵达海牙，在荷兰外交大臣威廉摩尔霍恩的陪同下一起乘坐荷兰政府安排的马车前往政府所在地。
在敞篷的马车里，顾维钧有意识的多看一些荷兰本地的建筑。欣赏着荷兰的美丽，以及街道上那些到处都随意可见的乞丐。还有失去工作的工人们。
在这一路上，顾维钧也和摩尔霍恩用英语就目前的世界经济危机进行交流和探讨，两人的感触大致相同，基本都觉得问题出在金本位上，各国黄金储备差距太大，只是摩尔霍恩认为这种方式对荷兰是不公平的，需要改变，而顾维钧虽然也认为是不公平和不合理的。但在情况最为有利于中国的前提下，他并不认为有更改的理由。
中国是世界上第二大的黄金生产国，仅次于南非，即便在世界贸易遭受重创的情况下，中国却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贸易顺差国，所以，继续维持金本位对中国是最为有利的。
不管英法中美各国的货币如何相互贬值竞赛。中国持有超过五千吨黄金储备是不争也不可变的事实，在贸易顺差长期维持的情况下，也没有任何理由会让中国的黄金储备减少。
在抵达荷兰政府所在地的国会大厦，在这里，贝伦布劳克首相亲自出来迎接，并且是很热情的接见顾维钧外相。两人简短的交流几句后，这就一起进入会议厅。
顾维钧来的很匆忙，几乎就是一个人孤身前来，只有一名荷兰语翻译官陪同。
在会议厅里坐下来后，贝伦布劳克首相用来自中国的祁门红茶招待顾维钧。并且是热情洋溢的赞扬着中国在此次日本挑衅危机中的鼎力相助。
虽然贝伦布劳克首相知道中国如今也不是省油的灯，指不定又要和荷兰作出何等程度的新要求。但总比让荷兰被日本海军打的落花流水要好的多。
顾维钧是那种很恬静且稳重的人，并且在关键时刻总能抓住要害突然迸发，看似平静和英俊儒雅的这位知识分子，说起话来却是很厉害的，要犀利就犀利，要隐忍就隐忍，要和煦就和煦，思想敏锐而灵活。
他一直很认真的听着对方的赞扬，恬淡而带着一丝微笑的时而点头承认对方的言谈，心里则在分析贝伦布劳克这个人的特点。
这显然是一位欧洲政治中德高望重的老牌政治家，正是因为，荷兰人民才会在这样的危机时刻，不顾他的年迈再次选举他和罗马天主教国家党登上内阁的宝座。
坚韧、果断、狡猾，而且亲德国和意大利。
这就是顾维钧所听说过的贝伦布劳克首相，他此时看来也大致如此，至少是确实很狡猾。
在贝伦布劳克首相长篇阔论之后，顾维钧避开关于对方认定中日是死敌的判断，道：“首相阁下，我必须纠正您的一个观点，中日是两个历史交往很悠久的国家，虽然我国皇帝和日本确实存在一些过节，但是，皇帝陛下在日本也有非常多的朋友和人脉关系。中日是文化相近的国家，我们相互知道对方想要什么，不想要什么，而我们之所以阻拦日本海军对荷兰不利，最重要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我国在荷属印度尼西亚拥有较多的利益，在日本没有确切的保证这些利益之前，我们不会坐视印尼的归属权有所变化；二是我国和日本近期在朝鲜有一些小规模的冲突。这是最为关键的两点，其他的原因都并不重要，至少没有重要到我们有必要派遣舰队和空军的地步。当然，我们正在和日本就此进行交涉，日本已经就陆军的挑衅予以道歉，对我国而言，现在是经济紧张和困难的时期，我们完全无意在此时同任何国家交战，特别是近在咫尺的日本。所以，我此行是想要告诉您这些事情，希望荷兰在我国同日本达成协议之前，尽快调配舰队和其他军队前往印尼，我国会拖延日本一段时间，大概是三个月左右，而这已经是我们所能为荷兰做的全部事情，如果荷兰和日本之间爆发对印尼殖民权的战争，我们表示遗憾，但我们希望不管事情如何变化，中国对印尼享有投资和驻军权的事实不予改变。”
“这样啊？”
贝伦布劳克首相似乎并不觉得惊讶，他也不相信对方这位外相说是全部实话，这不可能。连荷兰的孩子都知道英日同盟和中法同盟在过去十年间近乎是死敌一般的较量，中日海军竞赛的激烈程度也几乎和一战时期的英德差不多。
他相信中日会爆发战争。荷兰只要承诺支持肯定会赢的中国，就完全能不耗费任何力量即可保住印尼的宗主权。
这是多么伟大的事情。
他稍加思量，同顾维钧道：“看来，我们只能请英国出面协调了！”
顾维钧道：“我国和华皇陛下的建议也是如此，总之，在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