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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工人农民贫困的教师就是你要擦拭的镜面上的灰尘？”
“阳雨，我们能不能暂时离开具体，就像一个人离开工作到海边渡假一样？”
“不反对。”
很好，桂阳河点点头。“不仅如此，你还要同意人类价值的多元性，多极性。有个人价值，有群体价值，也有国家价值或政治价值。当个人哪怕是某个小群体的利益摆在历史面前而与国家的政治利益有暂时性的错位时，那些个人或某个群体的利益就得让路，如同行人为车辆让路一样，这个逻辑是非常有力的，非你我的性情所能改变。不论你承认与否，我们的根本冲突就在这里。尽管我们有很多的重合部分，我们还是站在大河的两岸。我承认，社会的不公或者说社会的不幸的是，有些人的利益与国家的政治的利益结合得较为紧密，有些人的利益与国家或政治的利益就略有距离，于是，前面那些人就获得了较丰厚了报酬，你甚至于可以说前者利用了后者也未尝不可。我的价值观与价值实践恰好与国家或政治的价值在某一时期重合，我不能说是我的明智，但至少是我的幸运。”
“我不否认价值的多元。”桂阳雨说。
“能听你这么说我很高兴。我愿意为此喝上半杯。”
“你喝得太早了。我不同意强制性的价值多元。我认为你的理论就是建立在对人的蔑视上。”
“我不同意。何以见得？”
“因为你的多元，不是以对人的信任为基础的。对人的信任，就是对人理性能力的信任，相信人是理性的，是能够为自己的长远利益着想而可以放弃一些暂时或局部利益。而你的那个价值，只相信自己是有理性的，却不相信别人同样是有理性的。如果你相信别人有理性，那么，你就不是简单地要求别人为你的车辆让路，你甚至会把车停下来，问问路人，那一条路可以更快地到达目的地。你自以为你的车灯所照耀的前方就是目的地的路径。这种狂妄自大，是我所不能忍受的。”
“你应该忍受。否则，我的车辆永远也走不出人群，更惶论目的地。我痛恨的就是这种议而不决的人类惰性。这才是生活的耻辱。”桂阳雨刚要插话，桂阳河站了起来。“我去让船长调转方向。”
桂阳河走下矮小的舷梯。
“船长，我们回转吧。我们想到出海口。”
“安华还没到呢。”
“别去了。七点四十分返回到小码头。”八点正，他有个会议。
桂阳雨看到岸上有个人与船同方向地跑步。船调转时，那个跑步的人也停了下来。桂阳雨转过脸，不再注意他了。
桂阳河坐下来时，给弟弟也给自己倒满了杯。
“人类社会的共同目标实际上在不同文明中的表述大同小异，这是源于人类的本能还是源于一种普天情怀还是源于一种弥天大谎，我现在不想做外科医生来解剖其中的奥秘。”桂阳河夹了一块大鱼肉，放在桂阳雨的碟子里。“这是从这条江里捕捞上来的鲈鱼，野生的，我一吃就晓得。于是，在其实现过程中，不可能同时会满足不同的需要，而是会根据它们自身的强度确定它们可以满足的先后顺序。请听我说下去。是的，这是我刚才说的话的另一种表达方式。我承认，人类进入现代文明，再也不能不考虑到以前完全可以被忽略的某些个人或群体的要求，也就是说，道德规律会因为时间与地点的不同而发生一些变化，但是忽视强度要求，也就等于不满足任何要求，这是一种十分危险的思想。”
“老实说，哥哥，我很难判断你是故意曲解还是无意把理论的脏水泼到我身上。我的意图很明确，我们既然是生活在文明社会中，那么这个社会成员的任何要求在理论上就是被视为应该得到满足而不能以任何借口加以拒绝或以任何形式无端否定，除非这个要求本身已经显而易见或者可以推算出它会对其他的要求造成损害。举一个极端的例子，一个杀人犯完全有权利要求……”
“你的意思我明白。”桂阳河打断了桂阳雨的陈述。“我明白了，你关注的是伦理学，而我关注的是经济学。原来这才是我们立论基础的最大不同。”
“不，哥哥，这正是我们可以讨论的地方，无论它是伦理学的还是经济学的。没有离开经济学的伦理学也没有离开伦理学的经济学。不论是经济学还是伦理学，它们所追求的目的就是最大的幸福——这是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虽然我对功利主义抱着极大的保留——可是在我看来，最大的幸福不是你所坚持的所谓社会利益或者人类利益的最大化，而是文明社会里的任何人的利益都不得加以侵害这样一个限制性的规定，只有这个限制性的规定得以实现，最大的幸福的远景才是现实的。其实从一开始，你就答应给每一个人以最大的幸福，可以一转身，你就违背了这一诺言。农民工人贫困教师的利益……”
“请不要具体。我喜欢理论自身的圆满性。”桂阳河提醒。
“那么回到你的圆满。”
“我很想回答你的有关诺言的观点，不过，你说到幸福，我们就先说说幸福。我想起亚里士多德曾经论述过何谓幸福，他说，幸福并不是合理的人生计划的成就，而是人自身所具有的力量的充分发挥。当然，我得说他的话并不完全合乎人的全部内在需求，或者说他只说出了一部分真理，也许就是真理的某个层次。照我的理解，他恐怕是认为把人自身所具有的力量充分发挥出来之后，人生的计划自然就成就了。因为现在人的欲望实在是太多了，太强烈了，所以没有成就来垫底，恐怕是说不通的。现在的问题是，你所说的幸福的实现离开人的自尊心是无从谈起的。而自尊心有两个侧面：自己有价值这样的感觉和对实现自我目标能力的自信。现在我恐怕得有遗憾地告诉你，你认为在中国人当中，有多少人认为自己有价值并且有这样的自信？我接触的人比你多，我对此非常失望。世界人种需要进化，中国人种也需要进化。在这个过程中，你不可能停下前进的轮子等待。于是，那些首先意识到自己价值并有这样自信的人，当然就会乘势而上，他们自然地成为强势力量。你为什么不从辩证的方法来看待这种强势力量：正是他们唤醒了更多人的价值感觉与自信？”
“哥哥，我不会像你这样想。你的出发点就是人是不平等的——你想否定又不想否定，你欲罢不能。你把这个不平等看作是根源，看作是基础，看作是原初状态，而不是把它看作是社会发展的某种阶段性的现象。你把人类进行经济活动政治活动道德活动的主体，一部分划为合格的，一部分划为不合格的。从你的基础出发，你自然不会得出一个公平的结论，一个正义的结论。现实中的不平等也要分为有根据的不平等与无根据的不平等。你把它们混同到一块。”
“卢梭说人生而自由而无处不在枷锁之中，我换句话说，人生而平等而无处不在不平之中。我更愿意承认一种现状，而不愿承认一种所谓天赋的或自明的道理。因为现状可以告诉我从哪里开始，从哪里着手我的人生，而自明的真理只能告诉我你不必相信一切。我身为中国人，我不会从先验观出发，我必须从经验观出发。你如果认为这是我的致命伤，那么好吧，我承认。因为我认为先验地决定人类行为正当与否的客观价值标准根本就不存在的。是的，这是我的存在主义观点。存在主义还告诉我，只有行为主体的选择与决断才形成行为本身的价值。我的这个存在先于你的那个本质。”
“存在主义并没有忘记人应该对他的行为负责。”
“我负责。我不担负我行为的所有后果，难道要你来担负？”
“这种负责又必须符合人类的良知。这才是完整存在在义，你要的只是前头那个存在主义，不是一个统一的存在主义。”
“我要的是最有力的那部分腰身，我不要尾巴。阳雨，你刚才说到诺言。任何一个人遵守诺言，不是原地不动的吧？是的，他必须实践。在实践活动中，那诺言自然就要受到功利、效用的检验，随着检验的加深，他会发现诺言中存在着非合理的部分，他是不是有必要使这诺言走向合理化？”
“是的。但我认为的实践与你的不同，我认为实践的中心议题应该是公正。公正在合理之前，是合理的父亲。根据现代的正义理论的说法，完全不容许基于处在某一地位的人们的不利被处在别的地位的人们更大利益抵消的理由而使不平等正当化。而且，一旦作为意义被确定下来的效用会重新产生出无意义性。”桂阳雨的叙述那么富于节奏感，连他自己都暗暗吃惊。
桂阳河则试图让弟弟的激情冷却下来。
“你在追求一种梦幻般的一致性，而我在肯定一种自有社会以来就一直存在着的冲突性。不瞒你说，既然冲突永远存在，那么我愿意身处在强大的一方。”
“要是你觉得这样的说法对你的看法有利，并满足你的自尊心的话，你可以这么说。”
“阳雨，收回你带刺的话！你如果认为存在于文明社会中每个人都可以并且乐于接受的的所谓正义所谓公正，那你就尚未从两千年前中国古人提出的大同社会的迷梦中清醒过来。你要承认任何政治经济道德体系的缺陷，你要承认所谓的社会共识其实是抹杀了社会主流价值与某些个人价值冲突的客观实在性！”
“谁说我否认了？”
“谁说？”桂阳河扫了弟弟一眼，“我非常惊奇地发现你还有诡辩的秉性。”
“我想说的是，哥哥，请你记住，你说的那一套，比起把对农民工人贫困中小学教师的关怀和社会的紧张降低到最底程度要轻率和简单得多。人类社会走到今天，我们已经没有必要残忍地判定要人性付出更高的代价来满足某些借口堂皇的需求了！昨天合理的理论到今天要有勇气改正，包括效用论、合理论这类任何人都可以当工具来使用的专用术语，为什么要为自己缝制一套并没有质料的衣物！哥哥，尽管我看到的明智不少，尽管我看到的愚昧也不少，我还是认为相信人类的明智比相信人类的愚蠢，最终，我们所付出的代价会小得多。”
桂阳雨的激动让桂阳河想起自己的大学时代。那时的大学生被世人虚妄地誉为天之骄子，于是，他从法国启蒙主义思想家那里盗用来的片言只语在同学们面前演讲如同是天启。他的双手揉成一团。当大学毕业，分配方案一经确定，他就知道自己的命运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他如梦方醒。他需要重新面对这早就熟悉的世界。
“阳雨，我向你承认我犯了个错误。我以为我可以说服你。看来，这只游艇只是在江上游一了一趟，而江边的景色、天空的明月并没有改变。我不担心人的明智，我也不担心人的愚蠢，我只担心你对人性所抱以的期望太高，使人性经受不住这样崇高的重量而需要为它的脊椎绑一根不锈钢钢管。你说的不无道理，尽管我在本能上认定这是脊椎与不锈钢钢管式的合作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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