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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天水市区，我拿出地图，道：“我们不走蓝天高速到兰州了。”
张丕然问：“为什么？”
“因为最早的一条古丝绸之路是从甘谷县、陇西县、再走临洮到兰州的。”
“那好，你说了算。”
车子一直在爬坡，地表土层渐渐变黄，道路虽然比较平坦，但都是弯路，路边都是些十几米的土坑，应该都是下雨天雨水冲刷的吧。
天似乎越来越高，越来越蓝。我们驱车冲上了一个山坡，停了下来，环顾四周，满眼都是黄色，沟壑纵横，望不到边，几棵白杨树孤零零地站立在山坡上。两千年的古人也是面对如此的场景纵马西去吗？站在山岗上，我突然想起一首甘肃、晋北一带的民歌，于是放开喉咙唱道：“一朵朵白云天上飘，一群群肥绵羊青草弯弯里跑。青草弯弯杨柳树叶摆，红丹丹的阳婆婆桃杏花花儿开。”
张丕然咯咯笑道：“你一个人在这里唱有个什么味道啊？像个大傻瓜，肥羊、青草都在哪儿啊？到处光秃秃的。”
话音刚落，一阵高亢入云的歌声就传了过来：“画眉眉的羊羔虎头头，柔软软的绒毛毛绵个溜溜。一颗颗羊铃叮叮响，青山山绿水哟好地方。”
我极目四望，却始终没有发现唱歌的人在哪里，只见歌声在山梁间环绕不息，余音袅袅。
张丕然道：“别找了，走吧，你唱的一群群肥绵羊青草弯弯里跑的景象估计早就不见啦。”
是啊，据史料记载，西周时黄土高原地区的森林覆盖率达到了53％。《后汉书》载：陇东至陕北黄土高原地带“厥田为土，且沃野千里”，那么肥羊、青草，青山绿水什么时候都消失不见了呢？
继续前行，路边开始出现了窑洞，层层叠叠地点缀在黄土高坡上，不过还有很多是平房和屋架房。
我是第一次看到窑洞，很是新鲜，就问张丕然，“你们家那边也有窑洞吗？”
“有啊，不过我们那儿的窑洞似乎比较分散，不像这边这样集中，呵呵，我说不准啊，因为我自小就生活在城市里。”
原来如此，我决定去探寻一下窑洞的奥秘。
车子过了武山县城，我们在一个叫芦子岘的前面不远的小村庄边上停了下来，我说：“我们下去透透气吧。”
张丕然被午后的太阳晒得昏昏欲睡，道：“去哪儿啊，又没个歇荫的地方。”
我说：“去窑洞啊。”
张丕然瞪大了眼睛，道：“你怎么去啊？人家又不认识你。”
“一回生，二回熟啊，我原来不也不认识你啊？”
张丕然白了我一眼，不再理我。于是我把车子开下公路，停在一个窑洞前面的平场上。场子前面用一人多高的土胚院墙围了起来，用木棍扎起来的院门却没有上锁。我推开院门走了进去，张丕然却站在院门口，不敢进来。
场子里面依着一面土坡开了三孔窑洞，最边上的高处还另开了一个小高洞，有一条小土阶梯可以走到上面。土坡上面高高的还有一层也开了几个窑洞，估计是另外一户人家了吧。再上面就是一层层的梯田了，庄稼种类不多，远远望去，似乎种的是土豆和玉米。
院子右边有一个大碾盘，上面有一个石磙，院墙的右边靠院墙的地方，围了一个小圈子，里面养了几只猪，圈子外面拴着一头黄牛，正卧在地上反刍，左面，用土胚垒了两间偏房，偏房旁边种了两棵大枣树。三孔窑洞的宽窄大致相同，有三米多宽，将近4米高，最右边的一孔窑洞的门已经破烂，门口还堆了一些玉米杆，看来没人居住，中间一孔窑洞的拱形四周已经用青砖砌了起来，圆拱形的正面高处是一扇窗户，右边下方又是一扇窗户，左边是进出窑洞的木门，门上挂了一把铁锁，这和我看电影得到的印象中的陕北窑洞似乎有点儿区别，应该是窗户没有那边的大。左面的窑洞除了窗户、木门外，全部是用土胚砌成，门开着，门口挂了一道布帘，门边挂了几串干的红辣椒。
我站在院子中间喊道：“有人吗？”
屋里面有个苍老的声音应道：“谁？”接着出来一个白眉白发的老大爷，紫膛脸色，头上扎着白羊肚手巾，穿单黑衫，腰里扎着一根腰带，手中拿着一杆旱烟枪。
我道：“我们是游客，走累了，过来歇歇脚。”
老大爷用浓重的甘肃口音道：“说啥子？”看来是没听懂。
我慢慢地又说了一遍，老大爷这次听懂了，脸上的皱纹拢到了一块儿，笑道：“进屋坐、进屋坐。”
我说不用了，就坐院子里。老大爷于是回头喊道：“老婆子，有客人来。”
一个穿着蓝布衫的老大妈出来看了一眼，赶忙搬了两张凳子出来放在枣树下，然后又拿了一个小篮子出来，里面满满地放了一些花生、干红枣。
我对站在院门口的张丕然喊道：“进来啊。”，张丕然却还在犹豫。
老大爷也招手道：“进来啊，闺女。”
我过去把张丕然拉了进来，老大妈赶忙又搬了一张凳子出来。突然，从门帘里面跑出来一个3、4岁的小男孩儿，虎头虎脑的，穿着开裆裤，赤着脚丫子，过来抱住老大妈的腿，从老大妈的腿中间探头探脑地看着我们。
老大爷乐呵呵地说：“这是我孙子。”
张丕然从随身带的小包里掏出一块巧克力道：“来，小弟弟，给你。”
那小家伙脸露好奇之色，却不敢出来接，我拿过巧克力，过去递给他。
我问老大爷：“这窑洞都是谁在住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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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爷道：“右边是我大儿子住，后来他们盖了平房，就搬出去住了，中间是我小儿子住，开春后他和她媳妇儿就去兰州打工去了，把娃娃留在家里。”
“你大儿子干吗不住窑洞啊？”
老大爷瞪大了眼睛，道：“现在年轻有钱的，都盖瓦房、平房了，不住窑洞了，我大儿子也让我去住过平房，住不惯，就搬回来住了。”
是吗？不是说窑洞冬暖夏凉吗？难道没有平房好？
于是我提出进老大爷的窑洞里面看一看，老大爷倒是很热情地邀请我进去参观。
进了门，就是一个灶台，上面摆放了一些盆盆罐罐，灶台已经熏成了黑色。灶台后面就是一张大炕，炕和灶台为什么挨这么近呢？老大爷的解释是便于排烟。炕后面是几个大粗瓷坛子，里面装的大多是粮食，但还有一罐是腌的辣白菜。一个大缸里面是水，老大爷说那是他从几里外的深井里面挑过来的。
再后面有几口大木箱子，一个衣柜，最后放置的是一些农具。
我问老大爷：“你还亲自下地干活吗？”
老大爷道：“是啊，家里没人手啊，有时候农忙的时候小儿子会从兰州赶回来帮忙。”
窑洞的墙壁年久失修，已经变成了黄黑色，上面贴着一些八十年代的宣传画，还贴着一些手工剪纸，有牛、马、喜鹊闹春、抓髻娃娃等，看来这是当地的一大特色了。
窑洞并不通风，估计遇到下雨天会很潮湿，由于只有洞口的窗户，光线也不好，看来这应该是年轻人不愿住窑洞的原因了。
整个窑洞里面只有一个电灯泡，提醒着我这已经是21世纪了。
老大爷告诉我这三孔窑洞是他父亲花了十年的工夫才挖成的，“现在的年轻人，哪里还肯花气力挖窑洞啊，”老大爷边说边摇头。
出了窑洞，老大妈招呼我们吃枣子和花生，老大爷道：“你招呼你媳妇儿也吃一点儿啊。”
我点头称是，然后抓了一把花生递给张丕然，道：“好媳妇儿，你也多吃一点儿。”
张丕然涨红了脸，道：“讨厌。”不过还是接过了花生，脸露微笑。
又说了一会儿话，起身告辞。
老大爷一家三个人送我们出了院门，那个小家伙已经跟张丕然有点儿熟了，奶声奶气地道：“阿姨，下次再来啊。”
张丕然笑着捏了捏他的小鼻子，把最后一块儿巧克力递给他，道：“好，下次再来看你。”
上了车，我笑道：“媳妇儿，我们也生这么个小家伙，天天住窑洞，好不好？”
“谁是你的媳妇儿？不好。”
“什么不好？生小家伙不好还是住窑洞不好？”
张丕然狠狠地扭了一下我的胳膊，道：“什么都不好。”
过了一会儿，张丕然长长地叹了一口气，幽幽道：“不过那个小家伙是很可爱的，我要是有个孩子，坚决不让他呆在这山窝窝里。”
谈起小孩儿，我突然想看看当地的学校。问了路人，被告知前面一个村子里才有小学，于是驱车过去，一片白杨林旁，几间土胚垒成的矮房子就是学校了。学校没有院墙，屋顶漏着洞，学校的窗户也没有玻璃，而是用塑料薄膜蒙着，上面破破烂烂地都是小洞，通过小洞望进去，只见课桌也是土胚垒成的，一排排穿着朴素、小学生背着双手、昂着头，一排排坐得整整齐齐的，正在大声地背诵课文。
阳光从房顶上的洞穿下来，化成一个个的白圆圈，照在一块缺边的黑板上、一排排破旧的土胚课桌上、一个个手工缝制的书包上、一副副脏脏的学生脸蛋上、一双双神情专注的大眼睛上……
课间时，我看到一个头发花白的男老师，就过去和他攀谈起来，老师姓郑，今年已经52岁了，但还是个民办老师，每月的工资居然只有区区的180块钱，而且他还是语文数学都教！郑老师说，学生的学费每学期也只有120元钱，但还是有很多小学生辍学回家，毕业班50多名小学生，能升上初中的也不过10人左右……
嘿嘿，这就是我们的九年制义务教育？丝绸古道上的孩子的未来会是怎样的人？
我把身上的钞票掏给那个老师就匆匆离开了，张丕然道：“我包里还有些零钱，要不要一块儿留下来？我们到前面县城再去取钱。”
我摇摇头道：“不用啦，聊尽人意就可以啦，我们又不是当权者，干吗去弥补别人的责任？”
继续上路，车子穿行在千沟万壑之中，似乎没有尽头，空气中的水汽越来越少，黄沙却越来越多。定西地区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曾经商旅云集、繁华似锦，不知何时，变成了今日这般丑陋模样。
路比较难走，车子到了陇西县城，天色已经微暗了，于是我们决定在这儿留上一晚，顺便补充一下给养。
陇西是个小县城，来之前我查阅资料，说今天的陇西县所管辖的地方，比“天下李氏出陇西”的古陇西郡的管辖面积要小得多，“陇”这个词本意指田埂，古代，人们称横亘于关中平原西部的六盘山脉叫做陇山，所谓陇东、陇南、陇西的地理划分和甘肃的别称就是据此而来。
陇西的小吃确实不错，火腿、金钱肉、烧鸡粉，吃得我们油光满面，闹得张丕然嚷嚷着只要吃青菜。
第二天，我和张丕然驱车一块儿参观了这儿的古老的李氏宗祠“陇西堂”和“李家龙宫”，森森古柏遮掩下，袅袅青烟中的各地游人凭古远眺，思绪万千。
下一站是临洮，记得小时候学过一首诗，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