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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花案子？要是花案子不想说那也情有可原，人有脸树有皮嘛。没想到他在入监组的小组会上自我介绍时说他是反革命罪，这才知道他是政治犯，但具体是为什么判刑的我一直弄不明白。后来我一个没见过面的咸宁朋友也分到五队，我问他知不知道严阵的事？他说严阵在咸宁地区上层人物中知名度极高，他是个支派干部。至于说判他二十年并不能说明他有什么罪，只能说明咸宁地委对他十分痛恨。跟我判刑一样，刑期的长短取决于红州地委痛恨的程度。”
蔡庆渝听了铁戈这番话问道：“你是因为什么案子进来的？”
“我参加了批林批孔，是运动案子。”
彭定安嘲弄道：“喔，原来是小共产党，活该！”
铁戈听了这话并不生气：“伙计，抱歉的很。直到我被捕前组织上还没有接纳我为中共党员，惭愧惭愧。”
“不是小共产党，那就是小四人帮。”
“哎呀，彭定安太抬举我了，四人帮我哪里高攀得上？连‘小三’我都没见过呢。”铁戈笑道。
“什么是‘小三’？”彭定安茫然不知。
铁戈感到奇怪：“你怎么跟深山古刹里的老和尚一样，什么也不懂？‘小三’在全国名气大得很。文化大革命你在哪里？”
“我六五年就判了，一直关在这里。”
“怪不得你就像是个出土文物那样的老古董，我还以为你不食人间烟火，原来是‘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现代隐士。告诉你，‘小三’是指文革初期中央文革小组的王力、关锋、戚本禹。‘小三’是相对于‘大三’而言的，‘大三’是指康生、江青、陈伯达。你坐牢太久了，只知道中国有个四人帮。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老蔡你这个人也是的，关禁闭闲来无事跟彭定安讲讲文革的‘大好形势’嘛，免得他什么也不知道，还要我来对他进行文化大革命的再教育。”铁戈指着第四个人问：“这位叫什么名字？”
彭定安介绍道：“他叫陆铭，黄石市一家工厂的工人，因为反四人帮被判了二十年。他满以为他的问题可以解决，就不停地写申诉，但黄石法院一点消息也没有，他就开始搞绝食斗争，以死相拼。这就有点黄狗吃屎黑狗遭殃的味道，明明是法院判的刑要由法院来解决问题。监狱只管羁押犯人，就算犯人有天大的冤枉，没有法院的判决监狱是不敢放人的。陆铭的问题解决不了，也不能找监狱的麻烦呀。可他就是转不过这个弯来，继续坚持绝食斗争，中队没有办法只能天天给他从鼻子里灌流食。这样搞已经大半年，他现在有点神经病症状了。”
铁戈仔细一看，发现陆铭目光呆滞，面无表情，而且惨白的脸浮肿得可怕，偎在被子里呆呆地靠墙而坐，一言不发，连眼珠子都是怔怔的，对周围的事丝毫不感兴趣。
铁戈说：“你看他这个样子，就跟萨都刺写的词一样：‘石头城上，望天低吴楚，眼空无物。’只有达到一定境界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看来陆铭老兄快修练到家了。”
彭定安大笑道：“你说得真像，他整天都是这样眼观鼻，鼻观心，潜心修炼。但愿陆铭得道后带我等白日飞升，跳出苦海。我佛慈悲，阿弥陀佛。”他双手合十高声念着佛号，装出一副极其虔诚的样子。
蔡庆渝说：“铁戈，把你的案子说一说。”
关禁闭的人就怕没话说，所以铁戈把具体案情像讲故事那样绘声绘色的讲了一遍。
彭定安听完后骂道：“你们这叫什么反革命集团？共产党简直是瞎搞！我们那个反革命集团才是真正的反动组织，也不能这样说，应该叫反共组织。我们的纲领开宗明义就是要推翻共产党，哪像你们这些苕货（湖北话：傻瓜）还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选集，还要继续革命。现在好了，革来革去把自己革进监狱里来了，那你就尽情地享受这铁窗风味吧。共产党搞自己的人这是我最希望看到的，这样的事越多越好！等共产党把自己人都搞光了，他自己就成了孤家寡人，那他的好日子就到头了。”
“你个狗日的彭定安，就是巴不得天下大乱，看来判你是对的，你是正宗的反革命。”铁戈笑骂道。
“正是，我就是正宗的反革命，这就是我的想法。我们办不到的事共产党正在帮我们办，雷天星这样的老革命不是进来了吗？你和蔡庆渝这样的革命后代不是进来了吗？县委书记严阵不是也进来了吗？我希望进来的越多越好，都进来更好。”彭定安得意洋洋的说。
“既然是这样那我就安心享受一下这十年铁窗风光。蔡庆渝，我们那个所谓的一号头头郎超雄和你是华师的校友呢。”
“郎超雄？他是华师数学系的，聪明绝顶的人，你怎么认识他？”蔡庆渝问。
“郎超雄是红州人，毕业后分到红州县白湖公社中学当老师。我的同学认识他，所以带着我也认识了。不过我们交往不多，只见过几次面，我和他根本不谈政治话题。七五年我的朋友们和他一起被捕了，我就帮他们翻案，结果把我也翻进来了。”
“法律上没有翻案罪呀，瞎鸡巴搞！”彭定安又骂道。
蔡庆渝笑道：“法律上是没有翻案罪，但是法院可以变通，说你是这个集团的成员就把你拿下了，对不对？”
“对呀！法院说你如果不是他们一伙的，凭什么帮他们翻案？为什么别人就不帮他们翻案呢？可见你们确实是一伙的，逻辑就这样简单。实际上我判刑是因为我态度最不好，要不为什么把我打成第四号头头？我的那些连案都说最不应该判刑的就是我，所以这种排名不是因为谁的罪行大小，而是取决于谁在当权者内心痛恨的程度来决定的。我当时认为自己成分好，根正苗红，老子又没犯法怕你个球？谁知就是没有犯罪当官的照样能把你整到监狱里来，他们凭什么枉法裁判？”铁戈又愤然了。
彭定安接口说：“凭什么？凭当官的手上有权嘛。我问你，官字和民字怎么写？”
铁戈茫然不知所答。
“苕货！民字只有一个口，官字有两个口，而且上下都是口，你说你一个草民百姓怎么说得过当官的？”
“伙计，彭定安你这个比喻倒是蛮形象的，我还是第一次听人这样说，有意思。不过话要说回来，那些老爷们要是铁了心整你，你就算浑身是口也说不清楚，这叫百口莫辩，他们根本不准你申辩。我看过很多次批判会，自己也被批斗了十几次，被批斗的人只能听任别人泼污水，你不可能申辩，因为他们根本不给你申辩的权利和机会。这就象北方人说的刨绝户家的坟，明知刨了人家的坟人家没有后人找你算账，你尽可以肆无忌惮为所欲为。等到判决以后他们又假惺惺的给你一个上诉的机会，但这个机会是假的，是一种海市蜃楼一样真实的虚幻。在我们国家凡属于被专政的对象只有挨整的份，哪有辩诬的机会？那么多大人物，上至国家主席、元帅、副总理，下到平民百姓，哪一个不想讲出真相，但是哪一个又能讲出真相……”
彭定安打断铁戈的话：“犯人上诉法院未必会看，写上诉的多得很，好多人连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这八个字都看不到，这证明你的上诉法官看都不看就丢进废纸篓里去了，上诉有个屁用？你有天大的冤情也只能冤下去，直到刑满为止。”
聊了半天，铁戈觉得脚被铁镣压得又疼又冷：“哎哟，原来戴镣是这个滋味。”
彭定安说：“伙计，是第一次戴镣吧？怎么一点措施也没有？”
“戴镣要什么措施？戴上就戴上呗。戏剧里的革命者不是戴着脚镣还能在舞台上健步如飞吗？你看我，”铁戈说着站起来学着李玉和的样子做了一个京剧亮相的动作，嘴里还打着锣鼓点子唱道：“八大仓！‘狱警传似狼嚎我迈步出监，休看我……’”
彭定安笑着提醒道：“看你什么？看你这个倒霉的样子！这段唱腔在监狱里是不准唱的。”
“老子今天就唱了，我怕干部把老子的鸡巴咬下来当笛子吹？！”铁戈满不在乎地说。
蔡庆渝也说：“怕什么？现代革命样板戏怎么就不能唱！铁戈接着唱。”
彭定安说：“铁戈，先把脚镣处理了再唱。”
“怎么处理？”
彭定安笑了：“坐牢也有坐牢的经验，我戴镣大概有六七次了，长的一年多，短的也有几个月。我问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到脚面和螺丝骨又痛又冷？”
“是的。”
“我告诉你，不管是寒冬腊月还是六月炎天，戴脚镣一定要用布把镣缠起来，一来脚可以保温，二来脚面和螺丝骨不会被脚镣磨破皮。你有破衣服破裤子没有？”彭定安问。
“除了盖的垫的，什么东西也没带进来。”
彭定安一看铁戈没有东西，只好把自己的一件单囚服撕成条条，蹲在地上为铁戈缠脚镣。缠完以后又把多余的布条搓成一根一米多长的布绳，一头系在铁链上，一头塞在铁戈手里：“戴镣走路是一门技术，你以为真的能像舞台上演戏那样健步如飞？苕货，人家那脚镣是麻绳做的，染黑了看起来像镣一样，实际上是轻飘飘的。你戴的是一百二十斤的真家伙，这是整个中队最重的一副镣，你以为是好玩的？戴镣走路先要用手上的绳子把铁链子提起来，让重量在手上，然后才能走路。走路的时候脚不能离开地面，要擦着地面走，绝对不能像当兵的一二一那样走。唉，真怕你下镣以后不会走路，我看你怕是要爬回监号。”
铁戈哈哈一笑：“我大概不至于那样蠢，怎么可能像古人那样邯郸学步？”说着用力提起脚镣试着在号子里走了两步，可惜号子太小，只能原地打转，可就是这样走路也很艰难。
彭定安笑着说：“整个中队没有人不用绳子能戴着这副脚镣从办公室走到反省号子来，亏你块头大有劲，硬是走到反省号子来。我日他妈，我整个人也没有这副脚镣重。”
铁戈却说：“我倒不觉得太重，只是我不可能戴着一百多斤的镣爬到上铺睡觉吧？”
彭定安倒是爽快：“这好办，我睡上铺。”
蔡庆渝也说：“我也睡上铺，下铺让你睡，地方宽敞。”
午饭是三两饭一勺大白菜帮子，铁戈吃完饭用手指拨开铁门上的观察孔往外看，看到摇纡房那个头脑不太明白的傻子舒海波，便叫他过来说：：“舒海波，快过来。”
舒海波走过来问道：“你个崽，有么事？”这是咸宁地区大山里的土话，也是舒海波的口头语，见了任何人都叫崽。
“去叫刘武汉来。”
刘武汉来了后铁戈将一把小钥匙递出去：“你把我的小木箱打开，跟我拿几包‘雾气狼’，从澡堂的窗子送进来。这他妈饭吃不饱还好说，没有‘雾气狼’简直是要了老子的命。”
刘武汉有点怕：“万一干部晓得了么样办？”
“你硬是个苕货，我就说是我带进来的，跟你不相干。老子判了十年还在乎这点事？亏你还是国民党中将的儿子，黄埔子弟，一点胆量都没有！快去快去。”说罢学着样板戏李铁梅“我爹爹像松柏意志坚强”的唱腔唱道：“你爹爹我在沙洋，神气五六扬，杀皮子当告板一贯小绿唐（武汉话：蛮横）。你跟我前进绝不彷徨，攮子高举闪闪亮……”
不一会儿刘武汉从澡堂的窗户递进来五包烟，铁戈忙不迭地对着澡堂的窗户大抽特抽。为了不把号子搞得雾气狼烟的，他使劲把烟吹向澡堂。
抽完烟过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