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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位看官，犯人们对“立场”这个词有自己的解释，所谓立场不是指以前的阶级立场和观点，而是绝不出卖自己的人格，绝不向干部汇报别人的情况，也不搞什么思想汇报。铁戈也同样如此，这倒不是他的思想反动，而是因为他在心里固守着一个信念：老子本来就是人民中的一分子，根本不存在什么积极改造的问题，更何况那些人的言行关我鸟事？我要向干部汇报岂不证明我也成了需要改造的犯人吗？两年来他一直固守着这个信念在监狱里苦熬苦撑，但坚决不干有损人格的事。
这些人在一起交往是有分寸和原则的，他们一般不跟各组的执行员过多接触，因为执行员都是干部看中的积极改造分子，基本上都喜欢打小报告或者汇报。他们接触人还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是球队或是宣传队的积极分子，要么字写得好要么画画得漂亮，总之你要有所特长，让别人瞧得起（包打听和庆父再有本事也不在此列），否则你也进不了这个圈子。
当然还有一种人能进入这个圈子，就是牛瞎子、龚瑾这种既不会打球又不会吹拉弹唱，但跟球队宣传队关系很好的人也可以加入。最起码的一条这里容不得两面三刀的小人，只有人品不错的人才会被别人认同。这是一条不带任何强制性的、非常民主的、被犯人认可的潜规则。所以大脑壳曾经跟铁戈说过多次，在监狱中看一个人到底怎样，只要记住两句话：第一，“不看人对我，只看人对人。”他既然能陷害别人，到时候照样能这样对付你。第二，在监狱里看一个人只要看小事就可以看出他的人品怎样，千万不要看大事，等你看到出了大事那就要人头落地。
如果这群人正在聊天突然有谁不明不白的离开大家，其余的人会十分敏锐地嗅到某种不祥的气息马上分开。这是在这个特殊环境里最明智的做法，没有人问为什么，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实际上“走”并不是现代汉语中缓步徐行的意思，古代汉语里的“走”是拼命狂奔，赶紧逃离是非之地。
在监狱的两年里铁戈始终不明白那些包打听和庆父们是怎么过来的，这种人渣没人搭理，因为没有任何人愿意和一颗定时炸弹呆在一起。而人是需要交流的，没人交流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可是庆父们和谁去交流呢？他在社会上曾经看过一份资料，苏联监狱把十分顽固的政治犯人单独关在一种经过隔音处理非常寂静的牢房里，这种牢房静得可怕，静得可以听到自己血管里血液流动的声音，任何微小的响动都如同巨雷一般刺激着这个人的听觉，这实在是一种最残忍的刑罚。他们不能和外界有任何交流，久而久之这个人要么屈服要么疯了。庆父们没人交流日子怎么过？他们活得有意思吗？铁戈真不明白他们为什么没有人格，好好的人不做偏要做狗。
做土空调输送管的车间原来堆满了各种塑料板，但现在有人已经清理出来大约一百多平方的空场子，中间一个仿日式铸铁炉子烧得正旺，炉壁通红，显然是大脑壳预先派人准备的。
大家拿来自己的凳子以炉子为中心围成一个大圈，各人有什么东西都拿出来共产。铁戈把前几天妈妈送来的油炸花生米和藕夹拿来与大家分享。曹矮子贡献了盐茶鸡蛋，韦少山把他爱人送来的腊肠切成片分给大家，白酒照例是大脑壳和牛瞎子提供，数量不多，大概刚刚九两左右，但这在狱中已经是全部的家当，一次能拿出近一斤酒，平时绝不可能，所以显得格外奢华。
车间里暖意融融，大伙还是像以前那样抽着烟，对着瓶嘴一人一口轮流抿着喝酒，烟和酒成了犯人们忍辱偷生中一点残存的快乐。人们谈论着过去一年里中队发生的一些有趣的故事，谈论着家人接见时带进来的各种社会上的消息，对诸如高考、社会商品供应量等问题都发表自己的看法，当然没有人敢深谈，谁也不知道自己说的话什么时候干部就会知道，所以只能泛泛而谈。
因为刘武汉说他从来没有吃过藕夹，铁戈把藕夹给刘武汉多夹了几块。
“多谢多谢，你自己吃，我还有。”刘武汉推辞道。
“过年了多吃点，我写信让我妈以后多做一些送来。”铁戈打心眼里同情这个过早进了监狱没有享受青春的可怜人。
“铁戈，你对我太好了。我家穷，没有什么东西回报你……”
铁戈打断他的话：“刘武汉，说这话就太见外了。去年我刚下队时你帮了我不少忙，我哪能忘记？要说穷，我们每个月只有两块钱的劳改津贴，算得上是赤贫。其实你并不穷，你很富有。你关心别人，尽力帮助别人，一个能给别人爱心的人就不算贫穷。说你富有不是说物质上你多么富有，而是说你富有同情心。”
通过一年的接触铁戈发现刘武汉非常本分、善良，做事能吃苦，替别人想得多，嘴巴稳人缘好。这或许是因为他十七岁就进了监狱的缘故。尽管他比铁戈大七岁，今年已经三十一岁了，可在他的记忆里还是一九六七年他被捕时的那些东西，所以很单纯。
铁戈经常把家里接见时送来的食物接济一下刘武汉，可刘武汉没有什么回报铁戈，只能在上中班处理事故时多报一份夜餐（中班没有夜餐，但处理事故可以报夜餐，而且干部从不检查到底有几个人处理事故，所以犯人可以虚报夜餐），让铁戈下班后也能吃点东西充饥，这使他从内心里十分感激刘武汉。一个是国民党中将的儿子，一个是共产党南下干部的子弟，在监狱这个极为特殊的社会里相互帮扶，同熬刑期。
在每年吃年夜饭的时候各队只有一个干部带班，如果没有特殊情况这个干部一般不走出办公室，而是把从家里带来的食物在火炉上热一下，也算是个年夜饭。犯人们都知道这个规律，所以大脑壳就带领一群人在车间里明目张胆的喝酒抽烟。
晚饭还没吃完，中队著名的“闹药”（武汉话：喜欢凑热闹或爱闹事的炫）韦少山也许是多喝了一点，兴致极高：“伙计们，今天晚上我们搞个音乐晚会好不好？”
大家一致赞同。
成飞高叫道：“麻子，你就带头搞吧，你今天就是钢工总湖北省林业兵团的韦司令，我们绝对听你的调遣。”
韦少山见不得有人抬庄（武汉话：捧场），满脸麻子顿时激动得五彩缤纷，人也有点飘飘然了。
他站起来清了清嗓子颇有派头地高声说道：“各位各位，大家静一静，听我说两句。为迎接一九七八年新春到来，今天晚上我们五中队部分反革命同改将组织一场迎新春音乐晚会，这台晚会我看就叫‘铁窗之春’，大家同不同意？”
“同意！”众人扯着喉咙打雷似的喊道。
“那好，我现在正式宣布，此次‘铁窗之春’音乐晚会的组织者、舞台监督、艺术总监、剧务、报幕员是本人韦少山。”
大家善意地起哄，吹口哨、鼓掌、敲碗敲酒瓶子闹成一片。
刘武汉笑着说：“伙计们，韦麻子今天真的又摆起了省林业兵团司令的架势，搞得跟真的一样。”
韦少山大言不惭道：“想当年我老韦也算是叱咤风云的人物，如今是落毛的凤凰不如鸡。唉，好汉不提当年勇。”
铁戈马上打趣道：“各位各位，你们哪一个见过麻凤凰？我看你最多就是个麻公鸡。”
众人一闻此言，顿时都笑岔了气。
“狗日的铁戈嘴巴缺德。”大脑壳笑骂道：“当年韦麻子腰上缠着金灿灿的子弹带，挎一把大号左轮枪还蛮像那回事，你们莫把三十斤的鳊鱼——窄看了。”
成飞又叫道：“麻子，这些头衔都是你一个人的，我们搞么事？”
韦少山继续他的指挥角色：“莫着急，听我安排。明礼要准备小提琴和扬琴独奏兼伴奏，大脑壳的吉他、唢呐和中阮要准备好，沈明高二胡独奏兼伴奏，曹矮子当沙锤手，铁戈独唱。其余的大家看着上，想搞么事都可以，现在各人自报节目由我统一安排。”
铁戈则建议道：“麻子，乐队的力量太单薄了，郝汉也是拉小提琴的，怎么不叫他？还可以把六队的笛王找来。要搞就搞得像样点，别搞得不腥不臭的不过瘾。”
曹矮子有些担心地说：“六队跟我们在一起好不好哇？要是别人晓得了会说六队串队。”
在监狱里不是一个队的人不准到别的队去玩，否则就是串队。
大脑壳一拍大腿果断地说道：“什么串不串队？这里是九队的车间，又不是我们五队的监号，怕什么？再说我们还是一个大队的，出了问题我负责。刘武汉去把郝汉和胡新义都叫来，胡新义唱歌还可以。余友新到六队去把笛王找来，他们中队还有几个玩乐器的，都一起叫来热闹一下。”
这个笛王原来是武汉市一个剧团的专业演奏员，凡属于木管乐器都很在行，尤以笛子、笙和排箫吹得好，因男女作风问题判了十五年。还有一个部队文工团转业军人手风琴的演奏水平也不错，另外一个拉京胡的原来是一个县京剧团的琴师，所有的革命京剧样板戏全都会拉，过去一些老楚剧也会拉，有这三个人的加盟使乐队的阵容强大了许多。
监狱里面各种人才和歪才确实不少，不算女犯，光是男犯队里玩乐器玩得好的就有五十多人。头块牌要算明礼，他是正宗科班出身的，笛王次之。还有一些地县文艺团体的演员，甚至还有三线文工团的。弦乐、木管乐、键盘乐和铜管乐都有人玩。平时监狱里组织犯人搞一些文艺活动来庆国庆、迎元旦，大家经常合作，彼此都很熟悉，配合是不成问题的。众人对于演什么节目经过推荐和自荐后报给韦少山。韦少山煞有介事地请朱峰写在一张纸上，因为朱峰的字写得最漂亮。
韦少山忙他的去了，这边大脑壳指挥众人腾场子。大家把所有的凳子排成两排，腾出一个表演场地，六队的笛王等特邀嘉宾也到了。
笛王笑道：“伙计们好热闹啊，还是你们反革命会玩，就我们六队那些小强盗哪有这种雅兴？成天不是打架就是闹事。”
铁戈也笑道：“笛王，真不是我吹牛，我们反革命队的人都是有思想有信仰的人，你们队那些小强盗怎么能跟我们这些政治犯比！来来来，烤烤火暖和一下。”
一番忙碌之后第一个节目器乐合奏的演员们就在场子中间各就各位，韦少山随即粉墨登场，用弯管子（武汉话：不标准的）武汉普通话煞有介事地大声宣布道：“一九七八年省模范监狱五中队和六中队除夕之夜‘铁窗之春’音乐晚会现在开始。”他以一种十分夸张的表情和语气一本正经地说道：“各位亲爱的反革命和刑事犯们，今天是一九七七年除夕之夜。金蛇即将遁去，骏马昂首奔来。在这辞旧迎新之际，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六队的几位刑事犯前来参加今晚的演出。在此，我谨代表五中队全体反革命同仁，向六中队所有的刑事犯们致以最亲切的节日问候和最诚挚的谢意。我预祝我们所有的犯人在新的一年里能减刑的减刑，该释放的释放！这是本人真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