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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要达到哲学家的高度，需要经历好些个具体的男人，所以如果你听到一个女人说：“男人都不是好东西”，你可以推断出她已经遇到过好些个不是好东西的男人了，不然她舍不得用这个“都”字。当然有些书呆子女人，看多了书，从书本中看出这一点，或者一些谈虎色变的女人，被吓破了胆，从他人经历中看出这一点，不在此列。
杨红现在突然以一个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男人和女人，主要是一种精神胜利法，想给自己吃一帖安慰剂。既然普天之下的男人都是这样的，那么自己也就不是世界上唯一一个运气不好、嫁了“淫诗”的女人了。也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再要求大家要经常想到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人在受苦的原因，也许这也是为什么雷锋同志在生活上要向低标准看齐的原因。
老早就有人说过，中国人不患贫，只患不均。穷不可怕，可怕的是别人都不穷，只有自己一个人穷。苦不可怕，只要大家都在受苦，我的苦就不算什么了，就可以欣慰地说：“人生就是一场苦难”。既然人生就是一场苦难，那还等什么？还不赶快去苦？不苦就不算经过了人生。
哲学家杨红很快就为自己的理论找到了一些例子，看看自己这栋楼的夫妻，虽不是新婚，但也都结婚不久，也没见谁成天卿卿我我，如胶似漆的，多半都是自己忙自己的，有一些也跟周宁一样，忙着打牌下棋，还有一些经常吵吵闹闹。大打出手的也不罕见。
杨红开始还怕别人看见周宁不在家陪她要议论，总把门关着，后来发现对这一点反而没人过问。杨红向毛姐抱怨周宁爱打牌下棋时，毛姐还说：“暑假里，无事干嘛。你叫他干什么呢？”
想到这些，杨红只好叹口气，在心里说：男人都是“淫诗”。既然是“诗”，就多少有点诗意，不是全然没有情，但他们的情是有很强的目的性的。既然是“淫”诗，转来转去就脱不了那个性字，主题结构，平仄韵律，修辞造句，花言巧语，都是围绕一个性在转。
情诗一般的女人遇到淫诗一般的男人，都会有一段时间无法理解，都要经过一番痛苦才能擦亮眼睛。等到她们认识到男人都是淫诗的时候，她们就觉醒了。觉醒之后，有的就反叛了，有的就堕落了，有的就绝望了，有的就认命了。反叛的女人就变得痛恨男人，处处跟男人作对，用自己的姿色作武器，惩罚那些淫诗般的男人；堕落的女人就蜕变成一首淫诗，只认性，只认钱，以性换钱，以钱换性；绝望的女人就看破红尘，或超脱人世，或封闭自我，既不要淫，也不要诗；认命的女人就变得明察秋毫，大智若愚，随遇而安，处变不惊，该淫的时候淫，该诗的时候诗。
杨红知道自己不敢反叛，不甘堕落，不想绝望，所以只有认命。
不过高度概括都是有高度风险的，你一用这个“都”字，就不可避免地会挂一漏万，以偏概全，就肯定会有人跳起来喊冤，说：“我就不是那样的！”杨红刚刚对男人作了一个概括，说他们都是“淫诗”，就马上感到了自己的偏激，因为她突然发现了一个情诗般的男人。
3
这个人就是住在杨红右隔壁的陈智。因为三十多了还没女朋友，是个大龄青年，被人唤做陈大龄，原名陈智反而被人忘了。陈大龄是一九七七年恢复高考后第一届大学生，现在是H大数学系的副教授，因为没结婚，所以不能住家属区，只能挤在青年教师宿舍里。但因为他工龄长，职称高，所以又享受特殊照顾，可以不必跟人合住，自己一个人住了一个单间。
陈大龄人生得高高大大，象棋下得好，提琴拉得好，为人也很热心，无论谁家搬家、买电器，都会拉他去帮忙。七楼的女人都叫他“七楼的苦力”，因为七楼的女人都爱拉他当差。七楼女人的丈夫们，不是工作忙，就是打牌忙，而陈大龄一般都在家，随叫随到，所以女人们拧个被子，提个水，牵个电线什么的，都爱找陈大龄帮忙。
外人想不出陈大龄为什么至今没有对象，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他那方面不正常。杨红现在已经是过来人了，因为见识过男人了，所以也觉得陈大龄那方面可能不正常，不然怎么可以熬到三十多岁还不结婚？
杨红对这个陈大龄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刚搬来不久，一天清晨，杨红还没睁眼，就听见有人在拉一首什么曲子。那个曲子正配她当时的心情，如果是一首进行曲，她恐怕只能跳起来做早操。但那支曲子，很优美，有点哀伤，淡淡的，不像“江河水”那样哀伤到她要哭出声来。
杨红没学过什么乐器，也不懂音乐，但她喜欢边听曲子，边加入自己的幻想。她不管原作者写曲子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她只管古为今用，洋为中用，都当是为自己写的，想在脑子里幻画出一幅什么图就幻画出一幅什么图。那天她在心中幻画出的是一处林中空地，地上绿草青青，不知名的小花，五颜六色，点缀其中。林中彩蝶翩跹，一缕缕阳光从树缝里透进来，形成一支支光柱。不知为什么，这幅美丽的图画总是罩着一点愁云惨雾，很淡，但驱之不去。
正当她静心聆听的时候，就听有人敲了敲隔壁的门，睡意蒙胧地说：“大龄啊，还才八点呢，放假，都在睡觉。”
杨红听见琴声戛然而止，一个男人应道：“对不起。”。
后来隔壁的陈大龄就改为晚上拉琴。杨红被周宁撂在家里的时候，就爱把电视的声音关了，一边织毛衣，一边静静地听他拉琴，心中随音乐在那里幻画出种种美丽的场景，把自己置身其中，就能暂时忘了生活中的烦恼。
周宁刚搬进来时还找陈大龄下过一回棋，去陈大龄家没多久就跑了回来，说：“这个陈大龄不是人。”
杨红吓了一跳，问：“怎么啦？”
周宁说：“他的棋简直是下神了，说不定是柳大华的徒弟，连闭目棋都会下。我不是他的对手，难怪别人都不跟他下。”
杨红问他：“为什么你不愿跟一个下得好的人下呢？不是可以进步得更快吗？”
周宁哼一声：“谁下棋是为了求进步？不都是为了娱乐么？找个明知下不过的人下，不是像追求一个追不到手的女人一样吗？白费力，还丢脸。”
杨红饶有兴趣地问：“那你追我是因为你觉得追得到手啰？我那时可是学习尖子呢。”
周宁搔搔头，嘿嘿一笑：“我成绩不好，是因为我不努力嘛。如果我像你们女生那样，肯花工夫，又会死记硬背，我还上H大？我上北大清华都有余了。”周宁一看杨红的脸色，就知道自己这招没过好，马上嬉皮笑脸地说：“哪个男人找老婆是看她成绩好不好？又不是选学习委员。我主要是被你的细腰大屁股搅昏了头，什么都顾不上了。”杨红少不得要拧周宁几把算是惩罚。
后来杨红因为老是帮别人做菜，把每月一坛的计划煤气提前烧完了，有一天正做着饭，就没煤气了，只好在煤气坛下面放个盆子，泡上热水，又奋力地摇煤气坛，想把一顿饭凑合完。正好陈大龄从走廊上路过，对杨红说：“嗨，小姑娘，那样很危险的，爆炸了，我们都壮烈牺牲了。”他把他自己那坛煤气拎过来，帮杨红换上，说：“你拿去用吧，我一个人，很少做饭，用不着。”陈大龄后来干脆把自己的煤气证也给了杨红，让她用。
杨红千恩万谢，陈大龄只说：“我是吃小亏占大便宜，放长线钓大鱼的人，今后要吃你做的菜的。”杨红就经常端一点菜给陈大龄送过去。陈大龄也不客气，吃完了，会把碗洗了，还来放在杨红门前的碗柜里，附一张小纸条，写上“谢谢”，然后加一句评价。如果是一碗扣肉，就写上“横看成岭侧成峰”，如果是一盘炒豆，就来一句“大珠小珠落玉盘”。杨红看了，觉得开心，比周宁光会说“好吃，好吃”多一分情趣。
杨红经常看见陈大龄带他两三岁的侄子玩。有时看见他们在楼下的滑梯那里玩，小孩子一遍遍地滑下来，在陈大龄面前张开两只小臂膀，陈大龄就一遍遍地把他抱上滑梯，让他再滑，两个人一玩几个小时。有时也看见陈大龄在水房外放一个大水盆，装满了水，里面漂着各种塑料玩具，陪他侄子玩水，两个人都很投入很开心的样子。还有几次，杨红看见陈大龄坐在水房边通向顶楼的楼梯台阶上，抱着熟睡的侄子，一动不动，生怕惊醒了小孩子。看见杨红，就轻声解释，说小孩玩累了睡了，走廊上凉快，又没蚊子，就让他这样睡一会儿。
杨红听别人说，一个人年轻的时候不觉得，但到了三十岁左右，身上的父性母性就觉醒了，就开始想要个孩子了。她觉得这话印证在陈大龄身上了。然后又自然而然地想到自己，虽然离三十岁还远，但也开始想到孩子的问题，主要是奇怪，不知道自己怀没怀孕。“老朋友”确实是没来，但自己一直就是这样颠颠倒倒的，不能说明是怀孕了。如果怀了孕，至少是会呕吐一下的吧？是不是自己根本不会有小孩？
担心了几天，杨红就忍不住了，有天晚上就问周宁：“如果我不会生小孩怎么办？”周宁大大咧咧地说：“不会生就不会生，还少个麻烦。反正我哥已经有了一个儿子，周家有人传宗接代就行了。”
“可别人会怎么说？还不说我是只不下蛋的母鸡？”
周宁看杨红那么在乎别人的议论，就说：“别人问你，你就说是我不会生。只要你不说是因为我阳痿，说什么都行。对了，去把《家庭生活大全》拿来，看看男人不生有些什么原因。”
虽然周宁为她找好了借口，杨红还是觉得心情沉重。有人说不会生孩子的女人只能算半个女人，那自己到底是半个还是一整个？
连杨红自己也没觉察，从那以后，自己心里就把“做爱”这个词换成了“做人”。
4
杨红开始只把陈大龄当作一般朋友，没有多在意。她对他刮目相看，是在毛姐向她学说了陈大龄的爱情史之后，或者说，陈大龄的“无爱情史”之后。
毛姐是H大财务处的办事员，三十多岁了，因为还在熬职称，所以也只能住十平方米的小单间。毛姐这个人很有个性，关心他人比关心自己更重，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算得上是一个侠女。
但如今天下太平，江湖萧条，哪里有那么多不平让她拔刀相助？她路上能见到的最大不平就是上公共汽车乱挤，她也没刀可拔，有刀拔也不知道拔出来该戳谁，因为不分男女老少，都在乱挤。于是毛姐就把这“路见不平，拔刀相助”和平演变为“路见不婚，撮合相助”。因为毛姐把自己可介绍的人称为手中的“牌”，男的叫“黑桃梅花”，女的叫“红桃方块”，条件好的叫“主牌”，条件不好的叫“副牌”，不想帮又推不掉的叫“底牌”，所以又可说是“路见不婚，抽牌相助”。
毛姐为人撮合多年了，从自己还没有男朋友时就开始，坚持数年，不改初衷，被丈夫老丁冠之为“生命不息，撮合不止”。毛姐的丈夫老丁，就是当年毛姐手中的一张牌，结果不爱指定的约会对象，反而爱上了介绍人，成了毛姐的丈夫。这是毛姐做媒生涯中唯一一件违反职业道德的事，被人提起，仍有几分惭愧，只说：还不是被他那身警服照花了眼。
毛姐敬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