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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红知道自己是个“为别人活着”的人，过得再幸福，如果别人都认为她不幸福，她就会觉得自己其实是不幸福的。更何况是“爱不爱”这种很难找到客观衡量标准的东西呢？什么叫爱？什么叫不爱？别人都说你丈夫不爱你，你还在那里以为他爱你，不是有点自欺欺人吗？就算你丈夫口口声声说爱你，他都可能并不爱你，更何况像周宁这样说都不说爱你的人呢？
所以杨红虽然宁愿自己做饭洗碗而不想为这些琐事与周宁发生争执，但因为住的是集体宿舍，不能不为群众着想，于是仍然天天逼着周宁洗碗。好在周宁有更远大的计划在心中酝酿，也不计较，每次都丢三落四地把碗洗了。杨红只要在别人眼里过得去就行，自己去收拾残局也无怨言。每当周宁洗碗时，杨红恨不得在走廊上吆喝一声：“嗨，都来看哪，我丈夫在洗碗哪，别又说我丈夫不疼我。”
7
杨红虽然在许多事情上都是宁可“走别人的路”，但在一件事情上却有很坚定的要走自己的路的决心，那就是“爱情”。其实如果把“别人”这个词的定义放宽一些，她还是在走别人的路，只不过这个“别人”不是生活中的张三李四，而是理想爱情中的王五赵六。
杨红不知道她的爱情观是从哪里来的，她没看过多少琼瑶式的小说，也没看过多少西方的浪漫电影或者中国古典式的爱情故事，也许都看过一些，但并没有在脑海中树立起一个鲜明的印象，不像现代的追星族，明确知道自己究竟是爱木村拓哉还是爱金城武。有人说每个少女都或多或少追过星，如果真是这样，杨红追的，肯定是星光，而不是具体的星，是那些星们在电影电视中塑造出来的人物，而不是星们在现实生活中也会吃喝拉撒的肉身。
所以杨红不知道爱情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但她往往直觉地知道爱情不应该是什么样的。有人为她介绍对象时，她马上就能想到：爱情不应该是这样的。有人追求她的时候，她一看那个人，就能立即作出结论，我爱的人不是这样的。但是如果有人问她：那你究竟要什么样的人呢？她就糊涂了，答不上来，不知道自己究竟要什么样的人。
有些幸运的人常常知道自己要什么样的人，也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要这样的人，知道自己的性格是怎么形成的，或者一个重大决定是怎么作出来的，她们经常会说“就是他那一句话使我爱上了他”，或者更厉害的：“那件事是我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从那时起……”杨红从来没有这么幸运过，有时还强词夺理地想，说那些话的人，也不过是像那个笑话里面吃包子的傻子一样，花所有的钱买了一盘包子都没吃饱，后来问同桌的人讨了一个，才吃一半就吃饱了，遂后悔莫及：早知道半个包子就能吃饱，就不该买那一盘包子了，还可以把钱省下来。
杨红就不知道自己那一盘包子是从哪里买来的，而那半个包子也一直没吃到，所以就只在脑筋里面有些模模糊糊的爱情观，无法用言语来做个界定。她记得很小的时候，跟几个小女孩在一起玩，不知怎么说到长大了要跟谁结婚上头去了。
有一个小女孩大概怕被人抢了头牌，就率先说要跟毛主席结婚，其他的见毛主席已被人捷足先登了，就抢着说要跟雷锋、黄继光、董存瑞们结婚。杨红虽然年幼，但也觉得她们天真得可爱，幼稚得无知。毛主席都已经逝世了，就是死了，懂不懂？跟死了的人是不能结婚的。
杨红对毛主席逝世记得很清楚，因为刚发生不久。那天是星期四，下午不上课，老师政治学习，杨红在学校的操场上玩，等妈妈下班。突然就听见学校广播里放起哀乐来，杨红知道肯定有什么重要人物逝世了，因为前一段时间周总理逝世，也是放这种音乐的。杨红就见学校的老师都从办公室跑出来，一边念念叨叨地说：毛主席去世了！一边就号啕大哭。杨红还不太清楚毛主席逝世的严重后果，有点哭不出来，但也捂住脸，怕别人看见她没哭会责备她，心里纳闷，妈妈不是说有一个高人测算过，说毛主席可以活一百四十五岁吗？怎么提前就逝世了呢？
杨红就毫不留情地指出那个小女孩的错误，说你不能跟毛主席结婚的，毛主席已经死了。那个女孩认识到这一点，就很尴尬，脸也红了，很羡慕那几个抢到英雄人物的同伴。杨红倒不觉得那几个要跟英雄人物结婚的人有什么不对，充其量也就是眼界太高了。她不知道那几个英雄人物如今也跟毛主席一样去了另一个世界。她只知道雷锋是殉职的，董存瑞是牺牲了的，黄继光是舍己为人的，都是英雄人物，永远都像照片上、画面上那么年轻，可能都住在什么大地方，也许就是北京，世界上还有比北京更大的地方么？
可能杨红的血液里天生就没有“追星”的因子，她从没想到过跟英雄人物结婚。她只觉得那些英雄人物住在北京，都大老远的，认都不认识自己，自己怎么会同他们结婚呢？如果他们就住在镇上，又走过来说喜欢自己，自己可能还会考虑考虑。
杨红想来想去，不知道自己要跟谁结婚，就突然想起以前看妈妈学校老师联欢时，有一个马老师，是个“摘帽右派”，曾经在台上拉过二胡，那音乐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不知为什么就把她听哭了。当时还就因为她哭了，就有老师起来说今天是个喜庆日子，拉这个做什么呢？那个马老师就尴尬地下去了，搞得杨红很不好意思，觉得是自己害了他。后来问妈妈，才知道马老师拉的是《江河水》，好像是说一个女的受了什么委屈，在一条江边哭泣的故事。杨红就想，难怪那么伤心。
杨红就对女伴们说：“我长大了要跟一个会拉琴的人结婚。”她觉得这个理想还比较现实，当然不是马老师，他那么大年纪了，肯定等不到我长大就死了。她也不明白为什么妈妈老说马老师是“摘帽右派”，杨红看见他的时候，他都戴着一顶黄军帽，从来没摘过。女伴就问她，什么拉琴的？杨红就比划了一下，结果大家都说，还说什么拉琴的，原来是锯木头的。杨红觉得她们没听过那个音乐，不知道它的妙处，也懒得跟她们多说。
从这个意义上讲，杨红最终还是实现了自己的爱情理想的，不是全面实现，至少也是部分实现，因为周宁也可以拉拉二胡的，只不过拉得没有那个“摘帽右派”好，不会拉《江河水》，只会拉《唱支山歌给党听》，而且只会拉前面慢的部分，拉到后面快的部分就拉不下去了，声音也是直杠杠的，不优美。问他，他只说我这个人学什么都是这样，进门比谁都快，但学到深处，就没耐心了，我拉二胡就是因为学不会揉弦，就放弃了。
第三章
1
有人将女性按她们的择偶标准分成三大类型：攀龙附凤型，门当户对型，救世济贫型。对最后一种类型，很多人都以为是指那些有钱的女人，下嫁了一个穷光蛋。其实这个救世济贫并不是就金钱而言，而是就感情而言。
女人都愿意把自己的爱情献给一个要靠她的爱情才能活下去的男人，她们喜欢听男人说：“如果得不到你的爱，我的生命还有什么意义？”或是“如果你不爱我了，我就一死了之”。如果你想用“天涯何处无芳草”去打动一个女人，基本上是会以失败告终的。女人的救世济贫，就是要用自己的爱情拯救一个爱她爱得病入膏肓的男人，爱得越深越苦的，越需要她拯救的，越能打动她的心。如果她的爱能使一个杀人魔王立地成佛，或者使一个身患绝症的人重获新生，或者使一个寻花问柳的浪荡子忠贞不贰，她多半是要把爱情拿出来救那个男人的。
有人刻薄地说这是因为女人有“救世主情结”，实际上是因为女人普遍具有同情心或者母性。如果一个男人听一个女人对他说“等你等到我心痛”，男人会开心地想，心痛就好，可以再晚几分钟去，既然想着我就不会立即跟人跑掉。如果换了女人呢？她多半就想立即跑过去，对他说，我来了，让我来治好你的心痛。
杨红的择偶观就是典型的救世济贫型，不过她执行得更极端，已不限于爱情了，算得上极端救世济贫型。在她看来，爱情是跟金钱地位不沾边的，一沾边就不是真正的爱情了。有人给她介绍男朋友时，如果是当官的公子、暴发户的儿子，她见都不见，就推掉了，心想，我在他们生活中算个什么？至多就是锦上添花。
不能说是周宁的穷打动了杨红，但他的穷绝没有影响杨红对他的感情。杨红从不计较周宁有没有钱，有没有地位，工作好不好，她觉得正因为他什么都没有，才说明她对他的感情是真挚的，是不夹杂任何金钱的成分的，所以很为自己的高尚情操自豪。
但她没想到，她不计较周宁的穷，周宁自己却很计较自己的穷。
刚毕业就结婚，两个人都没有什么钱。杨红好一点儿，H大从七月下旬就开始发工资给她，还分了房子。而周宁那边呢，要到九月去报到了才开始发工资，所以整个暑假里，周宁是颗粒无收。
杨红的父母虽然觉得女儿的婚事来得太匆忙，但他们尊重女儿的决定。这是女儿的终身大事，应该好好办一办，他们也还有一点积蓄，请几桌客不成问题。但周宁一听说举办婚礼就面有难色＇www。87book。com＇，因为他没钱，他父母也没钱。虽然杨红告诉他不用他掏钱的，周宁仍然不开心。他说：“我是个男人，拿不出钱来办婚礼，觉得活得很窝囊。如果你父母拿钱出来办婚礼，我在婚礼上只是个牵线木偶。结婚证领了就是结婚了，为什么一定要办宴席呢？”
最后两人都折中了一下，没有在杨红老家办婚礼，只在H市请了两边的父母和一些同班同学。杨红本来还想趁蜜月出去旅游的，后来也知趣地不提了。
周宁从学生宿舍搬过来的东西，只有一个樟木箱子，里面装着周宁所有的家当。杨红这才知道为什么周宁身上总有一股“伤湿止痛膏”的味道，原来是樟木箱子在那里作怪。她跟周宁商量，说我们现在有了穿衣柜、挂衣柜什么的，把这个箱子扔了吧。
周宁不同意，说这个家里唯一属于他的东西就是这个箱子了，他要留着，如果以后杨红不要他了，他还可以收拾收拾，提着这个箱子回老家去。杨红见他把两个人的东西分得这么清楚，有点生气，但听他口口声声都是说杨红不要他，而不是离婚啊，分手啊什么的，心想可能他因为家穷有点自卑感，也就不去计较。
周宁有一双黑色的破长筒胶鞋，早就没人穿的那种，杨红趁周宁不在时，丢在水房门外，等回收废物的人来捡去。结果周宁比回收废物的人先到，一眼就看见了自己那双破胶鞋，又把它当传家宝一样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