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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声音在静夜里竟如穿云裂石一般。行人驻足，河边相拥的情侣们也纷纷回过头来。汪虹先是吃了一惊，还有些嗔怪他的唐突，但立刻就被热烈的歌声所感染。当小郎唱罢阿芒的段落，该玛格丽特了，他对汪虹大喊一声：
“唱！”
汪虹竟然听从指挥，张口就唱了起来。开始声音还有些羞怯，但很快就热情奔放。虽然不及小郎那样嘹亮悦耳，但也收放自如：
“这样欢乐的时刻虽然美好
但忠实的爱情更可贵。”
小郎赞许地点点头：
“当前的幸福莫错过，
大家为爱情干杯。”
汪虹也完全陶醉了，她的声音有些颤抖：
“青春好像一只小鸟，
飞去不再飞回。”
该是阿芒和玛格丽特的合唱了，小郎一把拥汪虹入怀，两人相互望着含情高歌：
“请看那香槟酒在杯中翻腾……”
一曲歌毕，突然掌声四起。原来很多游人循声走来，静静地围在他们身边。汪虹脸红了，拉着小郎钻出人群就跑。
身后是一片笑声。
汪虹在布拉格的恋爱正式开始。
她至今说不清楚自己对这段爱情的感觉，或者说有一个准确的定位。得到它时没有喜极而泣，失去它时也没有痛断肝肠。离别时没有缠绵无尽的思恋，重逢时也没有相拥相吻的浪漫。但汪虹就是喜欢和他在一起，在一起就快乐，就开心，就喜悦，甚至两个人在一起忧伤也是美好的。小郎毫无疑问也喜欢和她在一起，和她在一起不仅有异性的温存，有情人的呵护，更有汪虹背后那位神通广大的瓦哈洛娃女士——这可是一笔无形资产呀。
不久，老板娘前往法国定居，这里的生意全部交给曹先生打理。
老板娘走了，欢笑和精美的上海菜也走了。一座大HOUSE鸦雀无声，正在汪虹寂寞惆怅难以排遣的时候，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
说实话，汪虹在这家公司还是赚了一些钱的。瓦哈洛娃手里有的是客户，1992年的中国货在捷克卖的又是天价，怎么会不赚钱？老板娘在的时候，乐得见汪虹多赚钱，道理很简单──汪虹赚得愈多就证明货卖得愈多，货卖得愈多老板娘自己就赚得愈多。
老板娘走了，曹先生就不这样看了。他实际上也是一个打工仔，老板赚多赚少跟他没有任何关系，他首先希望的是自己能多赚一点。看见汪虹凭借瓦哈洛娃的关系不费力就赚钱，心里很不舒服。老板娘一走，他就跟汪虹念叨说老板娘把价格定低了，这么做公司就没钱赚了。汪虹听不明白，以为他在为老板娘操心呢，还感动了一阵子。
有一天，瓦哈洛娃又介绍来一个客户，是南斯拉夫人。那边儿正在遭受国际制裁，啥都缺，一下就要了半个集装箱的货。
客户走了，曹先生把一叠钱放在汪虹桌上，说这是你的。
汪虹说谢了，拿起来一点，不对呀，差一半呢。就问曹先生：“这钱不对呀，怎么回事？”
曹先生慢条斯理地说：“价格变了，不能再按以前的价格了，公司提价了。”
汪虹说：“你是看我挣钱眼红吧？”
曹先生说：“没有的事，乱讲，乱讲。”
汪虹不理他，径自收拾东西，收拾好了便给瓦哈洛娃打电话，说我不在这儿干了，又把原委诉说了一遍。
瓦哈洛娃沉默了片刻，说：“不干就不干吧，我手里正好有个房子，最近你姐夫也要来了，你们就在一块儿住吧。工作的事儿不急，咱们慢慢再商量做什么。”
瓦哈洛娃后来对我诉说过同胞们的恶劣行径对她的刺激。她三十多年没见过黄皮肤了，冷不丁一下来了这么多，她心里高兴得没法说。走到大街上只要碰见中国人就问要不要帮助？所有的帮助都是无偿的。我亲眼见过她给一个北京女士到警察局办理绿卡延期，所有的文件包括住房合同都是她无偿提供的，她早早来警察局排队，而那位女士却还在家酣睡。等那女士来了以后，她让那女士排队而她匆匆跑到外面买了一大盒巧克力作为送给办事警察的礼物——是她自己的钱，那女士是布拉格最穷困的中国人之一。可同胞们却认为她是一个傻瓜，没完没了地骗她。她对我说，他们不像她那会儿的中国人。我说当然，这是经过文化大革命战斗洗礼的新一代。她的心渐渐凉了，她开始赚同胞的钱，不再为曹先生的公司办任何事，客户也都被她带到其他公司。
最终成了一个富婆。
汪虹搬进了自己的小房子，开始了自己买菜做饭，自己交房租和电话费的日子。出国至今，独立生活是头一回。
小郎可高兴了，汪虹有了自己的房子，不就可以自由自在地做爱了吗？汪虹却心事挺重，她推开小郎，说这样闲着可不行呀，得挣钱。小郎安慰她，没关系，休息几天咱们一块儿干。
一块儿干，干什么呢？小郎幻想着赚了钱去学歌剧，可两手空空，拿什么去赚钱呢？
汪虹甚至有点后悔，后悔不该从曹先生那里赌气出来。
她忽然想起了林小兰，一个电话打过去，正好是林小兰在接。她高兴极了，问你现在怎么样呀？那头儿也很高兴，说这半年你都跑哪儿去了？怎么样不怎么样你来看看就知道了，现在就来，我都要闷死了！
汪虹穿戴整齐地进了地铁。
林小兰是她刚到布拉格不久通过大姑认识的。她是北京人，岁数已经挺大了，四十出头吧。但她特显年轻，而且漂亮。她离婚了，有一个儿子跟着前夫在北京。她当时正跟一个捷克出租司机同居，那司机已经很老了，他不相信这个漂亮的中国女人会爱上他这样一个老头子，认为她一定别有目的，因此他多次拒绝林小兰的结婚要求，只愿意同居。林小兰毫无办法，只好按他的意愿，在他的这幢虽然老旧但仍十分舒适的大HOUSE里同居了。
汪虹按了门铃，林小兰笑盈盈的从屋里出来开门。第一句话就是“我结婚了！”幸福之情充溢在眉宇之间。
汪虹当时并不能感受嫁一个捷克人有什么特别的幸福，她在沙发上坐定，笑着说：“那我祝贺你。”
林小兰给汪虹沏上茶，又把一堆相片拿给她，感慨万端地说：“看吧，经过大半年的反复较量，我的第一次战役获得彻底胜利。毛主席怎么说？‘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直罗镇一仗，给党中央把全国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汪虹年轻，没经过那个所有中国人都把毛选背得滚瓜烂熟的荒诞年代，自然也不明白林小兰在说什么。她只顾低头翻看相片，所有照片的背景都在这所房子或花园里，小兰衣着单薄，妩媚动人，甚至还有一张裸体照片，背景是花园里怒放着的山楂树。
“行啊你，够开放的。”汪虹笑着说。
“往下看。”小兰说。
下面是小兰的婚礼照片，婚礼按西俗在教堂举行，小兰穿着漂亮的婚纱，周围全是丈夫的亲戚朋友，没有一个中国人。
“这是我的既定目标之一。”小兰微微一笑，“我很清醒，我是一个无依无靠的女人。我不能和共产党的世家子弟比——他们有永远花不完的钱；我不能和浙江农民比——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一天也不能忍受；我也不能和雅宝路出来的倒爷儿比——没有人家的路子和经验。既然要在国外生存，必须建立稳固的后方，简单地说，得有吃有住。首先是住，一个月万把克郎的房租咱们可受不了。怎么解决？结婚。干嘛瞪这么大眼睛？既然结婚是目的，那么跟谁结都无所谓。我交过好几个捷克男朋友，都没成功。这欧洲人也别扭，怕结婚。跟你谈情说爱行，一提结婚，撒腿就跑。”
她笑笑，点上一根烟，又把客厅的窗子打开，说：“我老公不喜欢闻烟味儿。”
汪虹说：“你还挺在意他啊？”
“朝夕相处，日久生情嘛。”她继续说：“在国内时我就读过一些嫁了老外的女人写的书，什么《曼哈顿的中国女人》，什么《嫁做洋人妇》，说她们是如何如何幸福，全是鬼话。你根本不可能幸福，你们之间巨大的文化差异注定了这一点。刚来的时候，我几乎夜夜失眠。我最讨厌港台流行歌曲了，但有一首歌天天在我心里唱——
“‘我在异乡的夜半醒来，
看着完全陌生的窗外。
没有一盏熟悉的灯可以打开，
原来习惯是那么难改。
我在异乡的街道徘徊，
听着完全陌生的对白。
当初那么多的勇气让我离开，
我却连时差都调不回来……’
“我开始结交男朋友，你大姑给我介绍过两个，我自己认识了一个，都不行。不是人不好，人都挺好，都是绅士——进餐馆要为你挪椅子，出门时要为你穿大衣，下车时要跑过来为你开门，还经常送花给你。没错，中国男人根本做不到。但是，中国男人很容易就做到的，他们永远也做不到。咱们是中国女人，天生就没那么多浪漫情怀。你好好跟我过日子就行了，给我那么些浪漫有什么用？跟这些欧洲男人交往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对待恋爱和婚姻的态度与我们根本不同。他们追求并营造浪漫的生活，总是在恋爱中寻找快乐。当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相爱，他们就一起去玩儿，如果愿意，就做爱。然后，当双方感到能给彼此带来幸福时，他们就结婚，并期待永久的幸福。当性欲消退的时候，当幸福不再的时候，当生活尽显单调乏味的时候，婚姻就亮起了红灯……和我约会的老外包括我这个老公，他们会常常送我玫瑰花，带我去听音乐会，看歌剧，去参观博物馆，给我讲甜蜜的话，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爱你’。然而，当你脸色苍白、神情疲惫的时候，他们绝不会问你哪儿不舒服。如果你真的病了，他们会很有礼貌地说，这真遗憾。然后就走了，留下你一个人忍受煎熬，因为你已经不好玩儿了，而且生病是你个人的痛苦，这是一个不允许把个人的痛苦让别人分担的社会。哪个中国男人能这样做？还有，一般说来，他们夫妻之间经济是完全独立的。你不能指望他们会像中国丈夫那样每个月的工资都交给太太，他们永远不会这样做。但他们也不会占太太的便宜，合理的分担生活费用。”
“他也这样吗？”汪虹问。
“当然。”小兰回答。
“你是怎么认识他的？语言又不通。”汪虹觉得奇怪。
“他有一点点英语，我也有一点点英语，完全不够用。我现在捷语已经不错了，基本上可以沟通。刚认识的时候才费劲呢，那是在一个捷克朋友举办的舞会上，别看他只是一个出租车司机，年龄又大——他都快60岁了。可你别说，男人还真不怕老，一脸的沧桑，那才叫帅。舞跳得好极了，全场就看他了，连个合适的舞伴也没有——捷克女人跳交际舞绝对不行。朋友跟我说，这人老婆死了，如今是单身。我心就动了，主动上前请他跳舞。他开头还不信我能伴他的舞，走了几步，他信了，紧接着我俩就满场飞，没有一支曲子不跳的。后来大伙都不跳了，腾开场地看我俩跳，成表演了。舞会结束，我正想用什么办法约他出去呢，他倒先说要请我去喝咖啡。全世界都说‘咖啡’，是人就能听懂，我就溜儿溜儿地去了。一边喝一边用仅有的那点英语瞎聊，我问他：‘太太在家里？’他摇摇头，说太太已经去世了。我听不大懂，但我知道他太太死了，否则我跟他喝的哪门子咖啡？连舞也不跟他跳！我就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