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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徒平说：“谢谢了，我想想看。”
我又拍拍阿莲的腿，说：“别哭了阿莲，我走了。”
阿莲爬起来，哽咽着说：“我送送你。”便拿着蜡烛送我下楼。
在门口，我对阿莲说：“别太着急，不行就到我那儿住。”
她点点头，紧咬着嘴唇，眼泪又扑簌簌地落下来。
他们没来。
然后就再也听不到有关他们的任何消息，司徒阳也没有回来。我又去过那座破HOUSE一次，但已经换了主人，是一群乌克兰人。问他们这里原来住的两个中国人搬到哪里去了？他们摇摇头说来的时候就是空房子。
直到今天。
聊了很久以后，我问阿莲：“司徒平去哪儿了？”
她苦笑笑：“一年前听说在斯洛伐克，组织什么福建同乡会，尽玩儿虚的。我这样了，他也没脸回布拉格了。”
“为什么不能干点别的？”我小心翼翼地说。
“干什么呢？”她伸开纤细的手指，在灯光下欣赏着闪光的钻戒。“去练摊儿？一大早就赶去，搬箱子支架子，夏天晒个死，冬天冻个死，再找个练摊儿的男人傍着，练摊儿回来还得给他煮饭，还得陪他睡觉，我不干。”
“可以回国嘛，现在国内也挺好的。”
“我不回，丢不起人。”她大口喝着红酒，脸颊已经是一片红晕。“别人回国都是衣锦还乡，我呢？过去在小姐妹中数我要强，现在数我惨。我哪儿还有脸回去？”
我愕然了。
分手的时候，她已经有些醉意。我要送她回去，她说不用，又不远，50米不到。我和她握手，说：“多保重吧。”
她笑着说：“见到你真好，欢迎你带朋友来玩儿，我可以给你们打折儿。”我正不知该说什么好呢，她突然伏在我怀中嘤嘤哭泣起来。一边抽泣一边说：“我是个坏女人，对吗？你看不起我，对吗？司徒平和我结婚的时候发誓要给我全新的生活，他说话是算数的，还有什么生活比这吗？田力，你还记得我们有一次从卡罗维发利回布拉格，半道儿上车坏了，还记得吗？”她仰起泪眼望着我。
我说记得。
“你让我去找人换油门线，我不去。后来你自己去了，还挺不高兴。回到布拉格已经是半夜了，──你还记得吗？”
我点头。
“我那是想跟你在汽车里过夜呀！”
说罢，她流着泪走了。有些摇晃，但依然风姿绰约。
我呆呆地站在酒吧门口。
后来，朋友告诉我，她和几个中国小姐结伴儿去巴黎做“生意”了。
从此再没有她的消息。
正文 第二十二章 与黄文玉相识 字数：5958
辛佩瑶，是我在布拉格见到的少有的漂亮女人——与烟视媚行风情万种的阿莲不一样，既妩媚又端庄，重情好义，虽历尽风霜，仍有纯纯的微笑。
提到辛佩瑶，必须提到一个叫黄文玉的上海小姐；提到这位上海小姐，又必须提到上海小姐的哥哥黄文渝先生；提到黄文渝先生，又必须提到一位我最不愿意提到的上海女士陈妮娜以及陈妮娜身边形形色色的男人。
没有办法，这是一个环环相扣的故事，少了其中任何一环，故事会立刻支离破碎。
好在也都是些人物。
认识黄文玉是在1995年的年底，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汪虹重伤，我顿时失去了依靠。平时我从未单独去过任何市场，不论是外地城市还是布拉格市内。不管去哪里，总有汪虹在身旁，我只管开车就是，连路标都不用看，指路的工作也由她负责。遇到警察盘查一类的事情，我甚至懒得说一句话，自有她来摆平一切。现在可好，我必须一个人工作了。那天早晨四点钟，我去仓库装了满满一车女式棉风衣，去距布拉格50公里的一个批发市场碰碰运气。
运气不好，因为货不对路——我的女式风衣做工精细，质地很好，款式也漂亮，但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全部是亚洲尺码。太小，批发商根本不敢要。呆了两个小时，又冷又饿，知道没戏了，便返回布拉格。进城后我想：不如找个零售市场把这些风衣按批发价甩了。于是就开车去了布拉格五区的中心安琪尔，那儿有一个小小的零售市场，我记的有几个中国人在那里练摊儿。
停好车，我便去看看有没有空地儿。见有两个中国人，一男一女，正在那儿练摊儿。那男的长得周周正正，仪表堂堂，女士就不敢恭维了，个子倒不低，足有1，75米以上，瘦极了，就像一副骨头架子。脸儿又窄又长，眼睛是两条缝儿，一层点缀着许多雀斑的皮儿包在高高的颧骨上，蜡黄，不能多看。
他们俩中间的摊位正好空着，上面覆盖着厚厚的积雪。
我问：“有空地儿吗这儿？”
“有。”
“没有。”
两个人几乎同时说。
说有空地儿的是男士，说没空地儿的是女士。
我一笑，转身回车里搬出一箱风衣来，把纸箱拆开铺在雪上，风衣就乱扔在纸壳上，便跟那男士拉起话来。
原来他是杭州人，姓孔。本来在杭州一家制药厂做销售科长，干得好好的，非让太太逼着来东欧闯天下。如今吃尽了苦也没赚到钱，肠子都悔青了。
由于我的货价格极便宜，来选购的人很多。欧洲女人也不个个都是大洋马，小巧玲珑一点的也有。小孔问我：“老板从哪儿拿的货？怎么这么便宜甩？”
我说：“嗨，自己发的货，亚码，批不动，没办法。”
卖了几十分钟，冻得要命。小孔说：“一看你就没练过摊儿，快去车里暖和暖和吧，我帮你卖。”
我高兴极了，说：“那就麻烦你了。”赶紧跑回车里，发动着机器，打开暖气。
我的车就停在市场边儿上，能看见我的摊位。我留了个心眼儿，小孔每卖一件儿我都在心里暗暗记住。
快中午了，我准备回家，便走过去。
“一共卖了25件，”小孔把一叠钱递给我，“你数数。”
“不用不用。”我随手把钱装进口袋，心说还比我记的多了一件呢。然后对他说：“我走呀，这货你愿意卖吗？”
我说了一个极低的价格。
“代销？”
我点点头。
“太谢谢了！太谢谢了！”他一连声儿地说。
我说：“那就先卖这些吧，我也懒得在从车里搬了。明天我再给你送，还有其它货呢。”
小孔喜出望外，一边儿感谢一边儿点数。我说你自己点吧，我走了。他说那哪儿行，一个人点数不算的。我说我算。
一转身，那位丑小姐拦住了去路，笑着说：“大哥，能不能也给我点货卖？”
“明天吧，好不好？”我急着去吃饭。
“那我先谢谢了。”她说。
第二天下午，我来给小孔兑现诺言。他已经把货都卖光了，说：“老板，你昨天不点数就走了，我只好自己点，一共是40件，都卖掉了，给你钱。”
我收下钱，说：“又给你带了两箱子，还有点其它货，你到车里拿吧。”他高兴地说好的好的，就要跟我去。一转身，那位小姐也笑着迎上来，嗲嗲地说：“大哥。”
我想起来了，说：“走吧，拿货。”
我给了她一包牛仔马夹，价格当然也很低，她高兴得一脸雀斑都亮了。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后来成了很好的朋友。读者一定已经明白，这位小姐就是黄文玉。
黄文玉原先在上海一家陶瓷厂工作，企业倒闭了，便前来布拉格投奔她的哥哥黄文渝。黄文渝是1993年花了八千美元让一个上海蛇头办到这儿的，他能吃苦，长得也俊——布拉格的中国人都说这兄妹俩怎么就长颠倒了呢？——而且还有点傻，来到布拉格不久便被长他七岁的陈妮娜看中收了房。
要说这陈妮娜，那可不是一般人儿。在上海就是她住那一带远近闻名的女混儿混儿，逢赌设局，见情布套，出老千放白鸽没有她不干的事儿。有一个老公，与她总是吵吵闹闹不痛快，不知怎么竟家里失火给烧死了。弄堂里有的是长舌妇，便嘀嘀咕咕说是陈妮娜放的火。公安局听说了，还真查了一阵子。没有证据，不了了之。上海混烦了，便跑到布拉格来。中国人常说人不可貌相，真是一点也不差。这陈妮娜白白净净，温温柔柔，美丽丰满，见了生人不多言不多语，甚至有些腼腆。
谁能把这样的一个小女子和那些月黑风高的勾当联系起来？
陈妮娜把黄文渝纳为裙下新宠之前，还与一个姓申的无锡爷儿们有着密切的床第关系。这位申先生一脸倒霉相，四十多快五十了，个儿头不高，烟瘾极大，胆小如鼠。不论什么事儿都要从头儿说，啰嗦得很。家里有老婆有孩子，自己一个人在布拉格混。
陈妮娜虽然有了新宠黄文渝，但也不弃旧欢申先生。仨人同住在一所大房子里，春光无限，其乐融融。这三个人的丑事儿在布拉格华人社会一时传为笑谈，有刻薄的便说这俩爷儿们是按一、三、五和二、四、六值日。星期天怎么办？星期天该吕辉上岗了。
对了，忘了介绍这吕辉了。
吕辉也是上海人，家里也有老婆孩子。要在陈妮娜身上讲先来后到的话，吕辉绝对是头一个。但这吕辉性格剽悍，好勇斗狠，不好驾驭，陈妮娜便松了手，另外收编了老申。但多年的被窝儿凉不了，没准儿什么时候还能用上他呢。所以陈妮娜依然和吕辉保持着性关系，而且是奉献型的——只要吕辉需要，她立即服务。说实话，她也喜欢吕辉身上那股野性。老申倒听吆喝，指东不敢西，却不是一个能干的主儿。因此黄文渝一出现，迅即被陈妮娜拿下。陈妮娜很满意——到哪儿去找这么合适的男人呢？除了听话以外，还特别能吃苦耐劳，开着大货车从早跑到晚，风里来雨里去。老申能这么干吗？那小子懒得筋疼。天天回来把所有的钱都交到陈妮娜手里，自己一个克郎都不揣。人也年轻，上了床自然比老申能折腾——毕竟是童男子嘛。
陈妮娜感到这样的日子很惬意。
就在这个时候，黄文玉来了。
黄文玉这人除了促狭、自私、嫉妒、乖戾以外，还有一个怪毛病——自以为漂亮。布拉格凡认识他们兄妹的中国人无不惊呼造物无情：一母所生，哥哥浓眉大眼，妹妹却难看成这个样子。都说兄妹换了才好，男人嘛，丑就丑，怕什么？女人总归要嫁人的，这么难看谁会要？
但黄文玉浑然不觉。她曾对我叙述她的上海风光时代：
“我从小又聪明又漂亮，可受宠呢。”
“我骑自行车上班，后面总跟着一大片小伙子，可烦人呢。”
我听了倒吸一口凉气，想起不久前与从德国来的一位北京朋友在街上和她相遇，说了一会儿话走了，我那朋友一脸坏笑地说：“这位小姐是处女。”
“你怎么知道？”
“这么丑，哪个男人会来碰？”他说。
黄文玉初来时便住在哥哥和陈妮娜的香巢，哥哥和陈妮娜睡在一间最大的屋子里，而她和老申则各自蜷在小偏房。每日哥哥和陈妮娜开车跑外地市场，老申便在家里打扫卫生兼做晚饭。黄文玉不能闲着，陈妮娜在一个小市场租了个摊位，让她去练。不是给自己练，是给陈妮娜练。收入都要交给陈妮娜的，就像她哥哥一样。
黄文玉天天早出晚归，辛苦倍尝，回到家里还要低眉顺眼地看陈妮娜的脸色。寄人篱下，其状颇为不堪。
也合着该她出事。
黄文玉的摊位旁边也是一个中国女人，黄文玉从来不答理她，因为她长得略有几分姿色。每逢她从黄文玉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