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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陈妮娜这个女人有着一种近乎变态的贪婪，有了又年轻、又听话、又能吃苦的黄文渝，她已经不要老申了，但她听说黄文玉搬到了老申那里住，仍旧嫉妒的死去活来，一股无名火烧得五脏六腑难受。她以为黄文玉一定要和老申睡在一起了，于是便隔三岔五大安排乱七八糟的人去住，明摆着要挤黄文玉走，黄文玉心里也明白。其实，黄文玉此时并没有与老申苟合。而且不用她挤，黄文玉自己就要走了。老申住的是公寓楼，黄文玉要练摊儿，晚上停车不方便。天天卸货装货，谁受得了？便又托人找了一个带院子的小HOUSE，两层，房东老两口住楼上，她住楼下。虽然也是一间小房子，但有单独的卫生间和厨房。关键是每天晚上收摊儿回来能把车开进院子，不用卸货。
黄文玉出来好几年了，从来没回去过。黄文渝倒是年年回一次，可都是跟黄文玉要钱买机票。黄文玉不仅给哥哥买机票，还每次都托哥哥给妈妈捎点美金做家用。黄文玉只有妈妈了，爸爸是个军人，在黄文玉很小的时候就因病去世了。她还有两个姐姐，男孩儿就黄文渝一个，从小娇惯得厉害。后来黄文玉才知道，妈妈从来没收到过她捎回来的美金。黄文玉生气了，便去问哥哥。哥哥回答得很干脆：“我用掉了。”黄文玉说你怎么可以，那是给妈妈的钱。哥哥笑了，说：“怎么不可以？反正交给妈妈她也是要给我用的。”
黄文玉无话可说。
要说这黄文渝本来在上海混得也不错，1990年已经在南京路开了一家相当规模的影楼。上海人那几年也不知怎么啦，集体拎不清，都往国外跑。什么澳大利亚、日本，闹得现在澳大利亚使馆见上海人就拒签，东京居民区到处不租给上海人房子住。一时间好像不出国就丢人似的，黄文渝不想丢人，低价卖了影楼，求蛇头把自己贩到了布拉格。
去年回国，他感到肝区疼得厉害，而且天天拉稀，泄痢停快吃了一公斤了，根本止不住。心里疑惑，便去医院看大夫。当时就留院了，肝癌，一个星期后做了手术。
“累的。生生累出来的病。”黄文玉对我说，悲戚中夹着仇恨。
辛佩瑶的生意出奇地好，妈妈帮她看店，还雇了两个捷克姑娘。她每天开车去各个批发市场找货，天天都有新货卖。
有一天下午她开车回来，巷口堵着一辆正在搬家的大货车，她不耐烦等，便从下一个巷口拐进。
她的前边有一辆福特车，她的心顿时抽紧——极为熟悉的奥地利汽车牌照映入了眼帘。
福特车在一座HOUSE前停下，头上缠着纱布的老吴走下车来。半年不见，他更瘦了，身子也有些伛偻。他背朝着佩瑶，手里拎着一袋子蔬菜。
佩瑶把车缓缓地开过去，停下，却没有熄火。老吴转过身来，一脸疲惫之色，头上的绷带有些脏了，还能依稀看到曾经渗出的血迹。
四目对视良久。
她按动电钮，车窗玻璃缓缓落下。老吴走上前来，满眼都是浑浊的泪花。
“怎么搞的？”她静静地问。
“天天到处找你，心不在焉，前天追了尾。这不，刚从修理厂取回车。”他也尽量平静地说。
“你住哪儿？”
“这儿。”他指指身后，“纳纳也在。”
佩瑶忽然泪如雨下。她后悔了，她觉得真不该扔下老吴和纳纳。
她熄了火，走进了老吴和纳纳的小屋。
纳纳见了妈妈，脸上是一副又惊又喜的表情。她扑到佩瑶怀里，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问：“妈妈，你再不会不要纳纳了吧？”
佩瑶告诉我，这句话后来纳纳曾多次惊疑地问过她。她流泪了，——这是一个不到五岁的孩子呀！
佩瑶紧紧抱着纳纳，心都碎了。
老吴受伤了，还带着孩子，饮食起居都不方便，佩瑶想都没想就决定搬过来住。她匆匆回家，收拾好自己的洗漱用具，拿了几件换洗衣服，赶到店里和妈妈说清原委。
妈妈急得跳脚，说：“那是个火坑呀孩子，躲还来不及呢，你怎么非要往里跳呢！”
佩瑶哭了，说：“该跳就跳吧，这大概是命中注定的。他找我好几个月了，前天还受了伤。”
“我去见他，”妈妈火了，“我问问他还有没有起码的道德？”
“现在先别去，妈妈我求你了。”佩瑶说，“我会让他来见你的，明天就来。如果说没有道德，不是他，是我，是你女儿呀！这事儿不能怪他，他够苦的了！”
“做孽呀！”妈妈仰天长叹。
她去了。
第二天，她带着老吴和纳纳来见妈妈。纳纳乖巧地叫声“姥姥”，便坐在那儿不说也不动，像个泥塑。老吴早把脸臊得通红，垂着头说：“都是我这个混蛋，千万别难为孩子了。”
便再不吭一声。
妈妈开始流泪，又从抽泣转为嚎啕大哭。
妈妈除了接受现实，还有什么办法呢？她不愿见老吴，又心疼女儿太操劳，便把纳纳接了过来。她对我说最初一点也不喜欢这孩子，看见她就想起这一大堆烦心事儿。可这孩子是个小精豆儿，乖巧极了。特别会察言观色，从来不要这要那，也不花钱。有时给她买点零食，她都会问上好几遍：
“姥姥，真的是给我买的吗？”
“姥姥，我真的可以吃吗？”
这话听得让人落泪。纳纳虽然还不到五岁，但她已经感觉到自己生活在许多不测之中。她谨小慎微，不苟言笑，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如临深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大难临头。
漂泊生活使她迅速成熟。
经常，佩瑶要去德国或奥地利办事。每当她在家收拾行装，纳纳都会在一旁静静地看，然后突然问：
“妈妈你还会回来吗？”
“妈妈会不会不要纳纳了？”
每逢这时，佩瑶都心如刀绞，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噙着眼泪一字一句地告诉纳纳：“妈妈不管走到哪里，都不会不要妈妈的妈妈和妈妈的女儿，你就放心吧。”
纳纳笑了。
佩瑶却泪流满面。
温馨的日子很快就结束了——老吴又开始在布拉格的各个卡西诺征战杀伐，烽烟四起。在维也纳的无聊故事又开始在布拉格重演，而且愈演愈烈。
佩瑶向妈妈哭诉，妈妈沉思良久，对女儿说：“跟他要钱，把他在奥地利的存款都要过来，以你的名义存在布拉格银行。否则他迟早输成穷光蛋，到头来还得让你养活他。而且，这样还能试试他是不是心里还有你。”
佩瑶含泪去了。
老吴拒绝了她的要求。
佩瑶又一次硬起了心肠。
在生意交往中，她认识了一个福建大货主。这是一个农民，没上过一天学。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政策，在家里开办了乡镇企业，其实就是家庭作坊，制鞋。没想到几年下来竟愈滚愈大，眼见着成了气候，腰缠亿万，旗下有十几个各式工厂。适逢国内治理整顿，内需不振，市场疲软，便来东欧闯天下。在匈牙利、波兰、斯洛伐克都有分公司，由他的小老婆分别掌管──他的发妻在家乡守着祖宗庐墓，他纳了几个女同乡做小老婆。这老板早就垂涎佩瑶不同凡响的气质和美貌，这些都是他那些女农民不能比的。也曾半开玩笑半当真的对佩瑶说快不要一个人受苦了，过来帮我干吧，我把她们都遣散了。佩瑶斜他一眼，说：“哪儿像个老板呢，骨头没有四两沉。”
福建老板哈哈大笑，挨骂赛过吃了蜜。
要想摆脱老吴，只有离开捷克。
去哪儿呢？而且去哪儿都得有钱，有生意做。开创一个局面，花费大了去啦。她腰里不硬，底气不足。
她想起了这位福建老板。
一个电话打过去，约好在一个酒吧见面。佩瑶化了淡妆，涂了口红，在镜子里看看，忽然一阵心酸。
老板准时赶到，西服革履，还带了一束花。佩瑶接过来，说谢谢。心想这哪儿是农民的做派呢？微微一笑，把自己目前的困窘娓娓道出。
老板眼睛一瞪，“这还不容易？我找人杀了他！”
“胡说什么？”佩瑶生气了。
“那怎么办？”
“我想离开捷克。”
“去哪儿？”
“不知道。”
老板想了想，说：“我倒有个主意，你去南斯拉夫好不好？那边兵连祸结，国际制裁好些年了，商品奇缺。我正想去开辟市场呢，只是苦于没有合适的人。”
佩瑶高兴了，“我去。”
“不过，”他含笑着了佩瑶一眼，欲言又止。
“骨头又轻了是不是？”佩瑶嗔道。
佩瑶悄悄地把商店卖掉，突然远走贝尔格莱德。
老吴发现佩瑶失踪了，赶紧到商店去询问，一进门，才知道商店已经换了主人。他马上赶到佩瑶的妈妈那里，大吵大闹。他知道佩瑶不会舍下纳纳，只要纳纳在，她就得回来。他命令纳纳跟他走，佩瑶妈妈说不行。他笑了，“不行？有没有搞错呀？孩子是谁的？你信不信我告你绑架？”
老吴带走了纳纳。
当晚，妈妈和佩瑶通了电话。佩瑶说你先过来吧，我已经租好了房子，纳纳的事我再想办法。
妈妈也飞到了贝尔格莱德。
安顿下来，佩瑶又悄悄回到布拉格，她准备偷走孩子。
她先在黄文玉的小屋里住下，然后一大早就躲在老吴家附近。整呆了一天也不见他出门，一直到了晚上，才见他西装革履地开车走了。
准是去卡西诺，佩瑶恨得牙根儿痒痒。
见他的车走远了，佩瑶赶紧过来摁门铃。房东笑盈盈地出来开门，见是她，高兴的用德语说：“吴先生刚刚出去。这几天你去哪儿啦？”
她胡乱应付，说刚从汉堡回来，要带纳纳出去。说罢便三步两步上了楼，推开门一看，纳纳已经睡觉了。她叫醒纳纳，孩子一看是妈妈，竟愣住了，一时说不出话来。
“纳纳，赶快起来穿衣服，跟妈妈走。”
趁纳纳穿衣服，她给老吴写了一张便条。
老吴：
纳纳我带走了，不要再找我，祝你幸福。
佩瑶
当晚，纳纳和她挤在一张小床上。
“妈妈，我们明天就走吗？”
“对，一早就走。”
“能见到姥姥了吗？”
“能。”
“纳纳可想姥姥了。”
“姥姥也想纳纳。”
“真的想纳纳？”
“真的。”
天一亮，匆匆吃过早饭，黄文玉开车带着她俩直奔机场。
然而，由于佩瑶的护照上没有纳纳的随行签证，布拉格机场海关不准纳纳与佩瑶同行。
佩瑶急了，说了一大堆好话，又把纳纳在维也纳的出生证明拿了出来，无济于事。
眼看飞机就要起飞了，佩瑶对纳纳说：“纳纳，这次妈妈怕不能带你走了。你先跟黄阿姨一块儿住几天，妈妈再来接你，好吗？”
纳纳真是乖巧极了，她感觉到了事情的严重性，知道自己无法跟妈妈走而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