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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嘛？介都不明白？该拿一把就得拿一把。”
李昌盛去了德国以后果然碰到了好运气：瓦哈洛娃在汉堡有一个开餐馆的中国朋友，她让李昌盛去找他帮助找工作，还亲自给他打了电话，要他安排李昌盛的衣食住行。
衣食住行都没问题，就是工作不好找。快一个月了，没有任何头绪。
正在这时，从柏林来了国内一个公派团组，经朋友介绍到餐馆老板这里。这是南京来的一个团，团长姓田，是南京一个区计委的头头，怀揣大笔美金要来德国创业的，考察了一溜够儿，结论是正经行业都无从置喙。正没方向呢，在这里遇见了李昌盛。
李昌盛敏锐地认识到机会来了——蒙住一个公派公司等于把钱柜搬家里了。他开始向老田介绍在布拉格发展的种种好处，特别是他大姑在当地是如何有势力，如何神通广大，有多少部长议员是朋友……简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
一顿胡侃，把老田当场拿下。
其实，老田也不想就此回国——回去怎么蒙国家的钱呢？可是如果不回去，必须要有一个过硬的理由。这些日子他苦思冥想天天犯愁就为这个理由。如今这个理由找到了——
瓦哈洛娃！
还有比这更过硬的理由吗？
老田用生花妙笔向国内报告了他欧洲之行的重大收获，介绍了瓦哈洛娃女士在捷克共和国的重要地位，描绘了以捷克为根据地，逐渐向西欧发展的美好前景。
国内毫不犹豫地指示他迅速前往布拉格注册公司，并为即将问世的公司取了一个特别的名字：大捷公司。
李昌盛心下欢喜，又问：“那要不要先在布拉格租个房子？那边不比这边，房子可难租了。需要的话，我马上打电话让我大姑帮你租。”
老田花的是共产党的钱，痛快极了，说这事儿还用问？快租。
李昌盛上街绕了一圈儿，回来说刚跟大姑通了电话，房子解决了。
原来就是汪虹和李昌盛住的那间公寓，就此由老田交房租了。
本来老田说还要在汉堡呆上一段日子的——红灯区和卡西诺都还没有去够。可不知抽着了哪根筋，突然就决定前往布拉格。
李昌盛慌了，急忙给汪虹打电话，让她立即搬出那间屋子——如果让老田发现这里原来有人住就坏了，他怎么会替别人掏房钱？
那时汪虹刚从荷比卢德法回来，气儿还没喘匀呢，拎着细软仓惶而去。
瓦哈洛娃跟我们在一起时非常随便，大家嘻嘻哈哈也不分长幼尊卑。她太多地领教了她这位侄女婿的小气，经常当着他的面和我取笑他，说她给他起了两个“爱称”，一个叫“铁公鸡”，一毛不拔，吝啬极了；一个叫“小算盘”，工于心计，太能计算了。瓦哈洛娃还举证说，所有认识李昌盛的人她都问过，他没请过任何一个朋友哪怕喝一杯咖啡呢。那李昌盛也不恼，嘻嘻笑着，而且也不反驳不争辩，就跟不是说他似的。
我对瓦哈洛娃说：“您别恼，哪天他再跟您算计，我打得他满地捡算盘珠子！”
瓦哈洛娃拍手大笑。
老田很快来到了布拉格，他的“大捷公司”也由瓦哈洛娃一手操办注册成功，李昌盛便成了他的专职司机。大捷公司的第一桩生意便是由瓦哈洛娃牵线买下了位于布拉格四区的一片土地，买地过程中的所有事务均由瓦哈洛娃负责办理，其结果之一是瓦哈洛娃和李昌盛每人从地价款上赚了一万美元。
当初说这块地可以盖楼，后来又说不可以了，折腾了几年，老田也懒得管了。所有的生意都赔得一塌糊涂，还在乎一块土地？老田也懒得管了，任它荒着。天天出了妓院就进赌场，寻花问柳，夜夜笙歌。
到后来国内派来了纪检人员，要老田卖了地回国。老田无奈，请上翻译去了有关部门。人家查了几遍土地买卖文件，说你们要卖什么地？根本没有你们的地呀？
纪检人员眼睛像刀子一样扎向老田，他浑身冒汗，语无伦次地说，怎么没有？我付的钱嘛！就在四区那个医院对面嘛，是瓦哈洛娃来办的手续嘛。
翻译说了地方又说了瓦哈洛娃的名字，人家又查了一遍，说有，但不是你的，地主是瓦哈洛娃。价格也弄清了，老田多付了两万美元。
纪检人员问他这是怎么回事？他又是一头汗，说我怎么知道，买地的发票你们也看过了，我怎么知道会和这里的价格差那么多。
这是结果之二。
那时李昌盛早已回国，正在办理去美国的手续。老田只好去找瓦哈洛娃，把事情一说，瓦哈洛娃笑了，说我早把这件事给忘得一干二净。这样吧，明天一早去律师楼办产权转移手续。
老田连声道谢，那两万美元的事连提都不敢提。这瓦哈洛娃还真是不错，她要是不认账，谁都没一点办法。
第二天到了律师楼，律师说按照捷克共和国的法律，只能以两种方式转移产权。第一种方式是我给你们做一份买卖文书，但你们必须缴纳交易税；第二种方式是我给你们做一份赠予文书，但你们必须缴纳赠予税。
都得交钱。
瓦哈洛娃看看老田。
老田看看纪检人员。
纪检人员问：“哪个税轻一点呢？”
答复是赠予税略轻一点。
于是就办了赠予文书：瓦哈洛娃女士赠予大捷公司土地一块，大捷公司接受了这一赠予，等等等等。
大捷公司大败于捷克。
老田回国系狱受审。
当然，这是后话。
正文 第七章 同是天涯沦落人 字数：7860
汪虹已经在大姑家住了一个多月了，她心里很烦，也想家，半夜经常偷偷哭。总这么呆着也不是个事儿呀，大姑说：“要不我给你留意找个事儿做？”汪虹说好。
瓦哈洛娃从此就把这事儿放心上了。
当年她嫁到捷克来的时候，是想着守一辈子清贫的。谁承想已经暮年了，世界却突然发生了沧桑巨变。先甭管变好变坏，就说一下子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这么些个黄皮肤同胞出现在她面前，就足够她没事儿偷着乐了。
这不仅是同胞，还是钱呐！是祖国看她在遥远的波希米亚日子过得太清苦，专门给她送钱来了。
道理很简单：中国人来了就不想走，不想走就得租房子，就得注册公司，就得申请绿卡，就得去律师楼去警察局去政府各个有关部门。
这一切都离不开语言。
瓦哈洛娃有语言。
此类服务的价格如下——
单纯翻译：一小时300克郎。需要说明的是，要从与你见面起记时。假如你和翻译约好在马屁股下面见面，然后再去警察局或律师楼或客户公司或房东家，一律从翻译和你见面的第一分钟起记时，而不是按实际翻译的时间。
注册公司：800——1200美元。这里的伸缩主要看你和律师的关系，律师收费并不高，律师也没有一个懂中文的，全凭翻译介绍生意。
介绍住房：收取一个月房租为介绍费。
乍一看，也许钱并不算多。可你必须知道，当时有成千上万的中国人涌入布拉格。而早年像瓦哈洛娃一样远嫁捷克的中国人只有17位，包括已经去世的和中风在床的。
这仅仅是赚钱的部分途径。
根据捷克政府的有关规定，公司法人必须由捷克公民或捷克绿卡持有者担任。可一开始谁有绿卡呀？只能请瓦哈洛娃这样的人——酬金就另说了。
我知道瓦哈洛娃至少担任过两个中国公司的法人。
第一个公司是一北京烂仔开的，他骗了国内外贸公司一大批货柜，请瓦哈洛娃当他的公司法人。不谈酬金，只说给她30％的股份。
瓦哈洛娃可喜坏了，要知道，股份协议是在律师楼签字并记录在公司文件里的，具有法律效力。她信这个，美滋滋地来跟我叙述，一脸得意，好像钱已经进了腰包似的。
没几个月，她不安起来，对我说，那小子总说赔钱了，这样下来，到年底我一分钱拿不上不说，是不是还得按30％的股份往里贴钱呀？
我说你以为呢？权利和责任都是一致的。
又过了几天，她慌慌张张地来找我，说不好了不好了，昨天警察给我打电话，问我是不是这个公司的法人？我说是。警察说这个公司涉嫌偷税漏税，有大问题。还说他们是中国人，到时候一拍屁股走了。你可是捷克人，你哪儿也走不了，我们就找你。你说这事儿弄的，我得赶紧去找他，把法人更换了。当初他没绿卡，现在早有了，不换不行，你开车带我去吧。
我说去哪儿找呀？
她说不在赌场就在妓院，你就开车跟我走吧。
果然，在赌场里找到了已经36个小时没下战场的北京烂仔，硬拖到律师楼，把法人更换了。
瓦哈洛娃这才松了一口气，再也不惦着她那30％的股份了。
第二个公司是个上海人开的。要说给这家公司做法人，完全是为了汪虹。
这家公司的真正老板在上海，是一家颇具实力的私营企业董事长。在这里具体负责的是一位姓曹的先生，小小的个子，精明得很。
瓦哈洛娃吃那北京人一吓之后，曾发誓再不给任何同胞的公司做法人了——给多少钱也不干。但她看这家公司实力比较雄厚，而这位上海人曹先生也是个正正规规的生意人，既不赌，又不嫖。所以，当曹先生提出请瓦哈洛娃做法人以便公司尽快注册时，她犹豫了一下，答应了。但提出一个条件：在你们获得绿卡的第一时间更换法人。
这正是曹先生求之不得的。
然后便商量酬金。瓦哈洛娃说我一分钱不要，纯粹帮忙。曹先生便说那真不好意思真不好意思。
瓦哈洛娃也真为这家公司出了大力。
首先是节省费用。她除了不要担任法人的酬金以外，还一概取消了自己的翻译费、房屋介绍费，还把注册公司的律师费压到最低。
其次是为他们介绍客户。所有重要的客户她都首先介绍到这里，让他们建立起密切的联系。一有新货到达，马上通知前来看货。由于瓦哈洛娃的关系，双方都信得过，成交了不少生意。
再就是为他们排忧解难。诸如汽车相撞，房东找茬儿，警察罚款……一应杂事全部由她摆平。有一次他们空运的货物因手续不全被布拉格机场海关扣押，他们交涉了几天毫无效果，海关非要以走私论处，没收了货物还要罚款。瓦哈洛娃去了，一通捷语讲下来，海关负责人把她送到门外握手告别。
货物全部放行。
仅这一项，就避免了几万美元的损失。
瓦哈洛娃之所以这样卖力是存了私心的，这私心就是想介绍汪虹到这里来打工。她细数了自己为这家公司立下的汗马功劳，觉着也差不多了，便向曹先生开了口：“曹先生，我有个侄女从国内出来一个多月了，想到你这儿打份工，你看行吗？”
曹先生眼珠子转一转，笑着说：“这样好不好？叫她来好了，吃住都没有问题，平时帮忙理理货什么的，工资嘛，就不要发了。我把货给她个最低价，你帮她找找客户，她来拼拼缝蛮好的，蛮好的。”
瓦哈洛娃说好吧，那我就带她来了。心里却恨得痒痒：怪不得都说上海人精明，真是一点也不假。
汪虹来了。
曹先生给汪虹分配的第一件工作是整理空运来的法兰绒衬衣。都是压仓货，皱皱巴巴，做工也非常粗，到处是线头。汪虹的任务就是把每件衬衣的线头都摘干净，然后再熨一遍，叠好装进塑料袋。干了一上午，汪虹头晕眼花加上索然无味，就歇下来喝杯水。正赶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