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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事。”我说。他停在离我大约1米远处，伸出双臂让我投入他的怀抱，但我没有过去。
“出了什么事？”
我看着我的丈夫，看着他的脸。他似乎并不慌乱，似乎他已经经历过这种场面，对这种歇斯底里的时刻并不陌生。
我再也压不住我儿子的名字了。“亚当在哪里？”我喘着气说，“他在哪儿？”
本的表情变了。惊讶？还是震惊？他吞了一口唾沫。
“告诉我！”我说。
他抱住了我。我想把他推开，却没有动手。“克丽丝。”他说，“拜托，冷静下来。一切都很好。我可以解释一切。好吗？”
我想对他说不，事情并不好，但我什么也没有说。我掉转头不看他，把脸埋进他的衬衫的褶皱里。
我发起了抖。“告诉我。”我说，“拜托，现在就告诉我。”
我们坐在沙发上。我坐在一头，他在另一头，这是我所能接受的两人间的最近距离。
我不想他说话，但他说了。
他又说了一遍。
“亚当死了。”
我觉得自己缩紧了身体，像一只软体动物一样紧绷绷的。他的话像铁丝网一样锋利。
我想到了从奶奶那里回家时看到的挡风玻璃上的那只苍蝇。
他又开口说话：“克丽丝，亲爱的。我很抱歉。”
我感到愤怒，生他的气。浑蛋，我想，即使我知道那不是他的错。
我强迫自己开口：“怎么会？”
他叹了口气：“亚当参军了。”
我哑口无言。一切都消退了，除了痛苦什么也没有剩下。疼痛浓缩到一个点上。
一个我甚至不知道有过的儿子，他成了一名士兵。我突然冒出了一个念头。荒谬。我的母亲会怎么想？
本又开始讲话，断断续续地冒出一些词：“他曾经是一名皇家海军。驻扎在阿富汗。他被杀害了。就在去年。”
我吞了一口唾沫。喉咙很干。
“为什么？”我说，“怎么会这样？”
“克丽丝——”
“我想知道。”我说，“我一定要知道。”
他伸出手握住我的手，我让他握了，他身体没有靠近让我松了一口气。
“你并不想知道全部，对吧？”
我的怒火喷涌了。我忍不住。愤怒，还有恐惧。“他是我的儿子！”
他扭开头，眼睛盯着窗口。
“他在一辆装甲车里。”他说。语速很慢，几乎是低声细语。“他们在护送部队。路边有个炸弹。一个士兵活下来了，亚当和另外一个却没有。”
我闭上了眼睛，声音也变成小声的低语：“他当场就死了吗？他有没有受折磨？”
本叹了口气。“没有。”过了一会儿他说，“他没有受苦。他们觉得过程一定很快。”
我看着他坐的地方。他没有看我。
你在撒谎，我想。
我看到了亚当，他在路边流血至死，我把这个念头赶出脑海，转而用虚无充塞了思维，一片空白。
我的脑海里开始天旋地转。一个个问题。我不敢问的问题，怕答案会让我无法忍受。他还是孩子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少年时候呢，成人之后呢？我们亲密吗？我们吵架吗？他幸福吗？我是个好妈妈吗？
而且，那个骑着塑料三轮车的小男孩最终怎么会在地球的另一端被杀害？
“他在阿富汗做什么？”我说，“为什么会在那儿？”
本告诉我那时我们在打仗。反恐战争，他说，尽管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说在美国发生了一次非常可怕的袭击，导致数以千计的人死亡。
“结果我的孩子死在阿富汗了？”我说，“我不明白……”
“这很复杂。”他说，“他一直想参军，他以为他在尽他的责任。”
“他的责任？你觉得这是他在做的？他的职责？你为什么不劝他做点别的？什么都行？”
“克丽丝，这正是他想要的。”
有那么一个糟糕的时刻，我几乎笑了起来：“让自己送命？这就是他想要的？为什么呢？我甚至从来不认识他。”
本沉默了。他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一滴又热又咸的眼泪淌过了我的脸，接着是另一滴，后来越来越多。我抹去眼泪，生怕一开始哭就永远停不下来。
我觉得我的脑子开始关闭，它要清空自己，退回到虚无。“我甚至从来不认识他。”我说。
过了一会儿，本拿来一个盒子摆在我们面前的茶几上。
“我把这些放在了楼上。”他说，“为了安全起见。”
提防什么？我想。这是个金属质地的灰色盒子，人们可能会用这种盒子放钱或者重要文件。
不管里面放了些什么东西，一定很危险。我想象着野生动物，蝎子和蛇，饥饿的老鼠，有毒的蟾蜍。或者是无形的病毒，带放射性的东西。
“为了安全起见？”我说。
他叹了一口气：“这里有些东西，如果你自己偶然发现的话对你不好。”他说，“最好是让我向你解释清楚。”
他坐到我身边打开了盒子，除了文件我什么也没有看到。
“这是婴儿时候的亚当。”他说着拿出一沓照片，递给我一张。
照片上是我，在大街上。我正向着镜头走来，一个婴儿——亚当——被袋子绑在我的胸前。他的身体朝向我，但他正扭头看着拍照片的人，脸上的笑容跟没有牙的我差不多。
“你拍的？”
本点了点头。我又看了一遍。它已经被磨损了，边缘染上了色，颜色退得好像它正被慢慢地漂白。
我。一个婴儿。这似乎并不真实。我努力告诉自己我曾是一个母亲。
“什么时候？”我说。
本的目光越过我的肩膀落在照片上。“他有大约6个月大了，那么，”他说，“让我们来看看，这一定是1987年左右。”
那时我27岁。现在已经过了一辈子。
我儿子的一辈子。
“他是什么时候生的？”
他把手又伸进箱子里，递给我一张纸。“1月。”他说。纸是黄色的，有点脆。是一张出生证明。我默默地读着它。他的名字在上面，亚当。
“亚当·韦勒。”我大声念了出来，念给我自己听，也是念给本听。
“韦勒是我的姓。”他说，“我们决定他跟我姓。”
“当然。”我说。我把文件捧到面前。虽然蕴涵了这么多含义，它却是如此之轻。我想一口气把它吸进来，让它成为我的一部分。
“这儿。”本说。他从我手上拿走出生证明叠起来。“还有其他照片。”他说，“如果你想看的话？”
他递给我更多照片。
“我们没有太多。”我在看照片时他说，“丢了不少。”
他的话听起来仿佛它们是留在火车上或交给陌生人保管了。
“是的。”我说，“我记得，我们遭过一次火灾。”我不假思索地说出了口。
他奇怪地看着我，眯起眼睛紧紧地抿住。
“你记得？”他说。
突然间我不太确定。是他今天早上告诉我关于火灾的事还是我记起哪天他告诉我的？还只是我早饭后在日志里读到过？
“嗯，你告诉我的。”
“我有吗？”他说。
“是的。”
“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是今天早晨，还是几天前？我想到了我的日志，记起了在他上班后读它的情景。他告诉我关于火灾的事情是在我们坐在国会山的时候。
我可以告诉他我的日志，可是某些事情让我没有办法开口。对于我已经记起一些事情他似乎并不开心。“在你去上班之前？”我说，“在我们翻剪贴簿的时候。你一定说过，我想。”
他皱起了眉。向他撒谎的感觉十分糟糕，可是今天暴露的真相已经太多，我实在无力承受更多了。“不然我怎么会知道？”我说。
他直直地凝视着我：“我想是的。”
我顿了一会儿，看着手里的照片。它们少得可怜，而且可以看到盒子里的也不多。难道我所拥有的、记录我儿子一生的就只有这些？
“火灾是怎么开始的？”我说。
壁炉上的钟报了时。“是几年前，在我们的老房子里，来这里之前我们住的地方。”我不知道他指的是不是我去过的那一所房子。“我们丢了很多东西。书，文件。全都丢了。”
“但火是怎么起的？”我说。
有一会儿他什么都没有说。他的嘴张了又开，然后他说：“那是个意外，只是一个意外。”
我想知道他在瞒着我什么。是我忘了掐灭香烟、忘了拔熨斗插头，还是熬干了壶？我想象着自己在那间前天拜访过的厨房里，有着水泥台面和白色组件的那一个，不过是在多年以前。我看见自己站在一个咝咝作响的煎锅旁抖着一只金属丝网篮——篮子里装着要做菜用的切片马铃薯——看着马铃薯翻翻滚滚沉到油面下。我看见自己听到电话铃声响了起来，在腰上系着的围裙上擦干手，走进了大厅。
然后呢？是我接电话时热油燃成了火苗，还是我晃晃悠悠走回了客厅或上楼去了洗手间，却压根儿忘了饭已经做上了？
我不知道，也永远不可能知道。但本告诉我是个意外，他是好意。家庭生活对一个失去记忆的人来说埋伏着无数危险，换一个丈夫可能已经指出了我的错误和不足，可能已经难以自控地占据了理应属于他的道德制高点。我碰了碰他的胳膊，他露出了微笑。
我翻看着那些照片。其中一张上戴着塑料牛仔帽和黄色围巾的亚当在用塑料来复枪瞄准拍照人，另外一张上他大了几岁；他的脸瘦下去了一些，头发开始变黑。他穿着一件衬衫，纽扣扣到了脖子，戴着一条儿童领带。
“这是在学校照的。”本说，“正式的肖像照。”他指着照片大笑起来：“看。真丢脸，照片都给毁了！”
领带的橡皮圈没有塞好，从领带下露了出来。我摸着相片。它没有毁掉，我想，它十分完美。
我试着记起我的儿子，试着看见自己拿着一条松紧领带跪在他面前、梳理他的头发、或者从擦伤的膝盖上抹掉已经凝结的血。
没有记起什么东西。照片里的男孩有着跟我一模一样的嘴，眼睛隐约跟我的母亲相像，但除此之外他可以算作是个毫不相干的人。
本拿出另一张照片给我。这张里面亚当的年纪大了一些——大约是五六岁。“你觉得他像我吗？”他说。
他拿着一个足球，穿着短裤和白色T恤。他的头发很短，上面的汗水让它结成了一个尖角。“有点。”我说，“也许。”
本笑了，我们一起看着照片。大部分是我和亚当的合影，偶尔有一张他的单人照；一定大多数照片是本照的。其中有一些是亚当与几个朋友在一起，还有几张照的是他在一个派对上，穿着海盗服、手持纸板剑，有一张上面他举着一只小黑狗。
照片里塞着一封信，用蓝色蜡笔写的，寄给圣诞老人，歪歪扭扭的字写得满纸都是。他说他想要一辆自行车或者一只小狗，并保证会乖。信件落了款，他还加上了他的年龄。4岁。
不知道为什么，读这封信时我的世界好像崩塌了。悲痛像一颗手榴弹一般在我的胸前炸开。原本我感到宁静——不是幸福，甚至不是克制，而是宁静——可这份宁静已经云雾一般消散，在那层面纱之下是刺痛。
“我很抱歉。”我说着把一捆照片还给他，“我做不到。现在不行。”
他拥抱了我。我觉得嗓子里泛上一阵恶心，却又把它吞了下去。他告诉我不要担心，告诉我会没事的，提醒我说他在这里陪着我，他一直都会在这儿。我紧紧地抓住他，我们坐在那儿，一起摇晃着。我感觉到麻木，灵魂飘出了我们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