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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什医生说话了。“这并不困难。”他说，“你是用自己的名字住进酒店的，而且本在别人发现你之前已经联系了警方报告了你的失踪。”
我想到了敲响房间门的人，那个我一直在等待的人。
“本不知道我在哪里？”
“不。”他说，“他显然不知道。”
“他知道我是跟谁在一起吗？谁袭击了我？”
“不。”他说，“警方从来没有就此逮捕过任何人。证据很少，而且毫无疑问你无法协助警方调查。据推断，那个袭击你的人抹去了旅馆房间里的所有痕迹，留下你逃跑了。没有人看到任何人进去或离开。显然那天晚上酒店里很热闹——有个房间在开宴会，进进出出的人非常多。袭击发生后一段时间你可能失去了意识，你下楼离开酒店是在午夜，没有人看见你离开。”
我叹了口气。我意识到警方肯定在多年以前就已经结案了。对所有人——甚至是本——这不是新闻，而是老旧的历史，除了我。我永远不会知道是谁袭击了我，不会知道为什么。除非我记起来。
“后来呢？”我说，“我被送进医院以后呢？”
“手术是成功的，不过出现了继发性的症状。手术后稳定你的病情显然很困难，尤其是你的血压。”他顿了一下，“有一阵你陷入了昏迷。”
“昏迷？”
“是的。”他说，“当时你随时都有危险，不过，嗯，你很幸运。你所在的医院很好，他们积极地采取了治疗，把你抢救回来了。可是后来却发现你失去了记忆。刚开始他们认为可能是暂时的，是脑损伤和缺氧症的共同作用，那是一个合理的假设——”
“对不起。”我说，“缺氧症？”这个词让我停了下来。
“对不起。”他说，“通俗的说是缺乏氧气。”
我觉得天旋地转，一切都开始收缩变形，似乎在越变越小，或者我在变大。我听见自己在说话：“缺氧？”
“是的。”他说，“你有脑部严重缺氧的症状。有可能的原因是一氧化碳中毒——不过没有发现相关证据——或者颈部受压导致窒息，你脖子上的痕迹也与此相符。不过最有可能的解释是濒临溺死。”他停顿了一下，等我消化他告诉我的东西。“你记得什么有关溺水的事情吗？”
我闭上了眼睛。我只看见枕头上放着一张卡，上面写着我爱你。我摇了摇头。
“你康复了，可是记忆没有改善。你在医院住了一两个星期，刚开始在重症监护病房，然后在普通病房，等可以转院以后你就回了伦敦。”
回了伦敦。当然。我是在酒店附近被发现的；一定离家有些距离。我问发现我的地方在哪里。
“在布赖顿。”他说，“你知道你为什么会在那儿吗？跟这个地方有什么联系吗？”
我努力回想自己的假期，却什么也没有想起来。
“不。”我说，“什么也没有。反正我不知道。”
“什么时候去那里看看，也许有帮助。看看你还记得什么？”
我觉得自己身上涌起一股寒意。我摇摇头。
他点了点头：“好吧。当然，你在那儿的可能原因很多。”
是的，我想。但只有一个牵扯到了摇曳的蜡烛和玫瑰花束，却不涉及我的丈夫。
“是的。”我说，“当然。”我有点好奇我们中有谁会提到“外遇”这个字眼，还有本在发现我到了哪里以及为什么到那里之后的感受。
那时我突然想到了本为什么要对我隐瞒失忆真正的缘由。他没有理由要提醒我曾经——不管时间有多么短暂——我选择了另外一个男人，而不是他。我感到一阵寒意。我把另外一个男人置于我的丈夫之上，现在回头看看我付出了什么代价。
“后来呢？”我说，“我搬回去跟本一起住了？”
他摇了摇头。“不，不。”他说，“你病得还是很重，你不得不留在医院里。”
“多久？”
“刚开始你是在普通病房，待了几个月。”
“然后呢？”
“转病房了。”他说。他犹豫了一下——我以为要开口让他说下去——接着说，“到精神科病房。”
这个词让我吃了一惊。“精神科病房？”我想象着那些可怕的地方，挤满了号叫的、错乱的疯人。我无法想象自己会待在那里。
“是的。”
“可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会到那儿？”
他说话的声调很轻，可是语气隐隐透露出了恼火。突然间我感觉很确定我们曾经经历过这一切，也许还经历过很多次，大概是在我开始记日志之前。“那里更安全。”他说，“那个时候你身体上的伤已经好得差不多了，可是你的记忆坏到了最低谷。你不知道你是谁或在哪里，你出现了妄想的症状，说医生们阴谋对付你，你一直试着逃跑。”他等了一下，“你变得越来越难以控制。给你换病房既是为了保护你自己的安全，也是为了其他人的安全。”
“其他人？”
“偶尔你会大打出手。”
我努力想象那是什么情形。我想象有人每天醒来都感到迷茫，不知道他们是谁、在哪里，也不知道为什么他们会在医院里。想要寻求答案，却找不到。周围的人对他们的了解比他们自己还要多。那一定是地狱一般的经历。
我记得我们在谈论的是我。
“然后呢？”
他没有回答。我看见他抬起了眼睛，目光越过我落在咖啡馆的门上，仿佛他在观察着、等待着。可是那儿一个人也没有，没有人开门，没有人进来或者离开。我很好奇他是不是真的在想着逃跑。
“纳什医生，”我说，“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你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他说。现在他的声音几乎低成耳语了。我想，以前他告诉过我这些，可是这次他知道我会写下来，这些东西伴随我的时间不再是几个小时。
“多久？”
他一句话也没有说。我又问了一遍。“多久？”
他看着我，脸上的表情既是悲伤又是痛苦。“7年。”
他付了账，我们离开了咖啡馆。我感到麻木。我不知道自己原本在期待什么、原来猜想病得最厉害的时候是在哪里熬过的，可是我没有想到会是在那里，与此同时经受着各种各样的痛苦。
我们走在路上，纳什医生向我转过身来。“克丽丝。”他说，“我有一个建议。”我注意到他说话时口气很随便，仿佛他是在问我最喜欢哪种口味的冰激凌。一种只可能是假装出来的随意。
“说下去。”我说。
“我想如果去看看那间你住过的病房可能会有点帮助。”他说，“你在那里待了很长时间。”
我马上有了反应，不由自主地喊：“不！”我说，“为什么？”
“你在经历回忆。”他说，“想想我们去拜访你的老房子时发生了什么事。”我点了点头。“那个时候你想起了一些事情，我想这种情况可能还会发生，我们可以激发更多回忆。”
“可是——”
“你不一定要去。不过……嗯，我会说实话。我已经跟他们联系过、作了安排。他们很高兴欢迎你去，欢迎我们去。什么时候都行。我只需要打个电话，让他们知道我们动身了。我会和你一起去。如果你觉得痛苦或者不舒服，我们可以离开。会没事的。我答应你。”
“你觉得这可能会帮我好起来吗？真的？”
“我不知道。”他说，“不过有可能。”
“什么时候？你想什么时候去？”
他停下了脚步。我意识到停在我们旁边的车一定是他的。
“今天。”他说，“我认为我们应该今天去。”接着他说了一些奇怪的话。“我们没有时间了。”
*****
我不一定要去。纳什医生没有强迫我同意去。可是，尽管我不记得这样做了——实际上记不起的东西太多了——我一定是答应了。
路途不长，我们沉默着。我什么也想不到，想不到什么可说的，没有什么感觉。我的头脑一片空白，干干净净。我把日志从包里拿出来——也不管我已经告诉纳什医生没有带——开始写最新的记录。我想把我们谈到的每一个细节都记下来。我静悄悄地地记着，几乎不假思索。停下车穿过有消毒水味道的走廊时我们没有说话，走廊闻起来像陈咖啡和新鲜涂料混杂在一起发出的气味。人们坐在轮椅上、吊着输液瓶从我们身边经过。墙壁上的海报有些脱落。头顶上的灯闪烁着发出嗡嗡声。我脑子里只有在这里度过的7年。那感觉像一生一般漫长，可是我却一点儿也不记得。
我们在一扇双层门外停了下来。“费舍尔病房”。纳什医生按下墙上对讲机的一个按钮，对着它小声说了几句话。他错了，门打开的时候我想。我没有挺过那场袭击。打开那扇旅馆房间门的克丽丝·卢卡斯已经死了。
又是一扇双层门。“你没事吧，克丽丝？”他说。这时第一扇门在身后关上，把我们封在了两扇门之间。我没有回答。“这是安全病房区。”我突然确信身后的门是永远关闭了，我再也出不去了。
我吞了一口唾沫。“我知道了。”我说。里层的门正在打开，我不知道会在门后面看见什么，也简直不敢相信我曾经在这里待过。
“准备好了吗？”他说。
一道长长的走廊。我们经过时，走廊的两侧开着一些门，我可以看到门后是带玻璃窗户的房间。每间屋子里有一张床，有的叠了被子有的没有，有的有人睡，大多数却是空的。“这里的病人病因多种多样。”纳什医生说，“有很多是精神分裂，不过也有双相障碍、急性焦虑、抑郁的。”
我看着一个窗口。一个女孩正坐在床上，赤身裸体地盯着电视。另一个房间里坐着一个男人，前后摇晃着，用两只胳膊抱着自己，似乎在抵御寒冷。
“他们都被锁起来了吗？”我说。
“这里的病人都是根据《精神健康法》关起来的，也叫做隔离。把他们放在这儿是为他们好，虽然违反了他们的意愿。”
“为了他们自己好？”
“是的。他们要么会给自己带来危险，要么会威胁到别人，必须把他们放在安全的地方。”
我们继续向前走。我经过一个女人的房间时她抬头看了看，尽管我们对上了目光，可是她的眼睛里却没有什么表情，相反她一巴掌扇在自己脸上，眼睛一直看着我，当我向后缩了一缩时她又扇了自己一耳光。一幕图像从我的面前闪过——小时候去参观动物园时看见一只老虎在它的笼子里走来走去——我把幻觉赶开继续向前走，下定决心左右两边都不看。
“他们为什么把我送到这儿来？”我说。
“在此之前你被安置在普通病房里，跟其他人一样有张床位。那时有些周末你会在家里过，跟本在一起，可是你变得越来越难管了。”
“难管？”
“你会走丢。本不得不把屋子的大门锁起来。有几次你变得歇斯底里，坚信他伤了你，你是被强行锁起来的。当你回到病房后好了一阵子，可是后来你在那里也出现了类似的行为。”
“所以他们必须找到办法把我关起来。”我说。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护理站。一个穿制服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后面，正在一台计算机上输入东西。我们走过去，他抬起头说医生马上就来。他请我们坐下，我瞄了瞄他的脸——歪鼻子、金色耳钉——希望能有些线索找到一丝熟悉的感觉。什么也没有。这个病房似乎完全是陌生的。
“对了。”纳什医生说，“有一次你失踪了大概4个半小时。警察找到了你，在一条运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