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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持续几十年争论的核心则是‘国是’的理念问题。
国是？李虎头一次听到这两个字，非常好奇。国是和变法理念有什么关系？
国是并不是一般的国事，而是指治国的大政大策，而在国是的背后，却是权力分配问题，也就是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共定国是。皇帝和上大夫们对于什么是真正的“国是”，皇帝应该怎样与士大夫们共定国是，有着截然不同的看法，甚至有着严重分歧。
皇帝决定变法，但文臣中间有革新与守旧之争，变法者之间也有如何变法的争论，所以这时候“定国是”就成为首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无法开始变法。“定国是”如何解决？“国是”制度化。
国是如何制度化？很简单，比如新法，它不再是王安石个人的变革设计，而是神宗皇帝和士大夫们共定的“国是”。国是就是最高国策变法和皇帝、士大夫们的政治生命合为一体容“异论相揽”，由此也成了士大夫之间党同伐异的一个重要依据。
国是制度化了，了最高国策，那么无论是皇权还是相权合法性都可以由“国是”提供，否则名不正言不顺。一切政争、党争也皆来源于“国是”，如果“国是”不能确定么政争和党争也就不会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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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你明白了吗？”赵明诚道，“大宋的党争就是来源于‘国是’，‘国是’不定，新、旧两党势必为了争夺决策权而大打出手。‘国是’为什么定不下来？士大夫们只能鼓吹变法不能发动变法，他们仅仅是思想领域的原动力。变法只能由皇帝发动，皇帝是政治领域的原动力，只有这两股原动力合二为一，变法才能开始，而‘国是’才能制定并将其制度化。”
“看看我大宋代变法，不管是庆历变法还是熙宁变法终都以失败而告终，归究其原因是皇帝和士大夫们无法‘定国是’，说简单一点就是无法合理分配权力。”
“变法最终都要以强权来推行法的具体实施则由宰相和一帮文臣们来操作，相权如果过度集中到变法的新党手上，这显然会影响到皇权，影响到国家的稳定和发展。蔡京就是一个例子，他和新党人士最终主掌了权柄，权势倾天，结果权力失去了制约和监督，贪污**横行天下，新政迅速蜕变，国祚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败亡。”
“皇帝和士大夫们在‘国’理念上有激烈的矛盾，这很正常。仁宗皇帝、神宗皇帝、哲宗皇帝和范仲淹、王安石、司马光、吕惠卿、蔡确这些大臣在‘国是’理念上各有看法，结果导致变法反反复复，党争愈演愈烈。当今太上皇和蔡京在‘国是’理念上也有矛盾，蔡京四上四下就很能说明问题，每当太上皇的变法思路和蔡京的变法思路产生激烈冲突的时候，蔡京就下台，所以新政蜕变的责任不是蔡京一个人的，太上皇、蔡京和大臣们都有责任。”
李有些明白了。
变革不请一帮上大夫们拟制一套行之有效的策略就行了，它需要皇帝和士大夫这两股原动力的结合，而变法若想成功，必须要解决“国是”，而解决“国是”的核心是权力分配，也就是皇权和相权的合理分配。从大宋变法失败的教训来看，必须让相权进一步扩大，直接主导变法。
就李虎来说，挟天子而号令天下，未尝不是以强权推行变法的一个好办法。
“叔父，刚才你也说了，蔡京和新党人士主掌权柄后，权力失去了制约和监督，导致新政迅速蜕变。”李虎问道，“这个问题不解决，如何保证变革的成功？”
“这是我要告诉你的第二个问题。”赵明诚笑道，“大宋新旧两党之争，表面上是治国策略之争，但归结到根源，却是学术之争，也就是儒家各学派的思想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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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国是：源出于南朝范的《后汉书桓谭冯衍列传》：
昔楚庄王问孙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为国是也。”叔敖曰：“国之有是，所恶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独在君，亦在臣乎？”对曰：“君骄士，曰士非我无从富贵；士骄君，曰君非士无从安存。人君或至失国而不悟，士或至饥寒而不进。君臣不合，则国是无从定矣。”庄王曰：“善。
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
“国是”并不是一般的国事，而是治国的大政大策。
“是，则也”（《尔雅言》），而“则，常也”，“法也”（《尔雅》）。“愿相国与诸大夫共定国是也”中的“是”即为则也，常也，法也，是国家长治的大政。“共，同也”（《说文解字》），即齐心协力的意思。这样看来，共商国是，即可解释为“齐心协力地商定国家大事”的意思。
第十四章 儒家学派
宋立国一百六十余年，儒学有了很大发展，其中早思想上有个鲜明特点，那就是儒、释、道三教并存，当时因为外有王朝政治的宽容环境，内有三教内容的靠拢兼容，所以自然形成了以崇奉黄老之道为主的儒、释、道三教同设并存的局面。
其后周敦颐援道入儒，创立学。周敦颐晚年定居于庐山，筑书堂讲学于莲花峰下。莲花峰下出一溪，从书堂流过，他便以家乡溪一水命名，称此溪为溪，书堂为溪书堂。后世称他溪先生，称其学派为学。
“周敦颐虽然创立学，但并不为人们所推崇，学术地位也不高。一般人只知道他政事精绝，宦业过人，尤有山林之志，胸怀洒脱，有仙风道骨，而没有人知道他在儒学思想上的高超成就。”赵明诚说道，“大宋有两个人非常了解周敦颐，并对其推崇备至。一个是南安通判程太中，他知道周敦颐在儒学上的造诣很深，将两个儿子程颢、程颐都送到他的门下学习。一个就是你的父亲李长浩。周敦颐的学就是在你父亲和程氏兄弟的极力推崇下，才广为天下儒士所知。”
周敦颐这个人李虎听老爹说过，之所以印象深刻来自于周敦颐写的一篇文章《爱莲说》，“……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这篇文章李虎自小就背得滚瓜烂熟，但没想到的是，它的作者竟然是大宋有名的大儒。
“你父亲在太学、国子监授学的时候，曾做了一件轰动天下的事，那就是把周敦颐、邵雍、二程（颢、颐）和张载并列为大宋五大鸿儒，而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周敦颐霍然列于五大鸿儒之首。”
赵明诚说到这里的时候，想起了昔年往事，眼里露出一丝哀伤之色。
“这五位大儒在儒学上不但有惊人的成就，而且各自开创学派。”
“二程在学术思想上承继了周敦颐的学，其后出入佛老，返求于儒家之六经，并传圣人之学，创天理论，自此有了二程（颢、颐）的洛学。二程长期在洛阳讲学，故其学派称洛学。二程在政治上极力反对王安石新法，也反对作为王安石新法理论基础的新学。在学术思想上，二程的洛学与王安石的新学更是直接对峙。”
“邵雍创立象数学。邵雍的思想结合了佛、易、儒三家，倾心于《周易》研究，并以易学为中心，构建了象数学。象数学侧重于宇宙发生论，且有方术倾向，故而不居主流地位。邵雍在政治上与司马光为首的旧党有着相同的见解，对王安石新法多有讥评。”
“张载创关学。张载出生长安，后居陕西凤翔府县横渠镇讲学，世称横渠先生，故称其学派为关学。张载对新法的态度不同于政治上连结旧党的二程，他采取的是比较温和的保留立场。张载一方面主张改革，另一方面则主张循序渐变，不同意新法的‘顿革’。王安石变法之初，曾希望得到张载的支持，但张载在肯定其变法方向的同时，反对其变法的方法，于是二人相处默然，语多不合。”
洛学、关学在大宋归属道学，在这之外，尚有两大学派，那就是王安石的新学，苏洵、苏轼和苏辙父子三人的蜀学。
苏氏父子是蜀眉山人，故称其学派为“蜀学”。
提到新学，自然就要提到变法，提到变法就要提到党争。赵明诚一说到党争，心里就极度难受。几十年的党争，两派互相厮杀，最后搞出来一个元佑党人案，总算暂时停止了两派的纷争。
“在大宋，元丰党人又叫新党，新党是变革派，其变革的理论基础就是新学，而新学在元丰党人主持变革之际，更是成为官学，并延续至今。”
“元佑党人是守旧派，又叫旧党，而旧党在党争中逐渐分成了三派，就是司马光的朔学，二程的洛学和苏氏父子的蜀学。元学术其实就是指这三种学术。司马光是陕州人，；故其学说叫朔学，朔学以史学为重点，洛学以道学为重点，而蜀学兼采佛老，偏重于文学。在这三种学术中，尤以蜀学屡禁不止，最为新党所忌。”
赵明诚不厌其烦，把大宋儒家学派逐一说明。
李虎对儒家学说不感兴趣，他从赵明诚的话里得出一个结论，新党用新学做为锐意改革的理论基础，而旧党用洛学、朔学、蜀学做为因循守旧的理论基础，也就是说，任何一种国策，不管是变法还是不变法，都需要用一种学术思想做后盾。
未来的根基在西北，西北的士人主要是洛学、关学子，而这三种学术理论除了正统关学支持温和变法外，洛学和朔学都是反对变法，如此说来，如果自己要推行变法，那么可供选择的学术理论只有新学和关学。
“叔父，你认为，未来大宋变革的学术理论应该是何种学派？”李虎等到赵明诚把各家学派的理论大致说完之后，马上问道。
“当然是新学。”赵明诚不假思索地说道，“大宋要坚持变革，当然要以新学为学术理论基础。”
李虎沉默不语。
这种深层次的东西，他需要时间消化和理解。
“大宋当然要变革，这是毋庸置疑的事。”赵明诚正色说道，“大宋原有制度造成的弊端严重危及到国祚安危，如果不变革，哪有出路？蔡京主持的变革虽然导致新政蜕变，但这并不代表新政是错误的，变法是错误的。”赵明诚指着李虎说道，“你不是一直坚持要变法吗？既然要变法，当然就要坚持‘新学’，否则新政用什么学术理论做支撑？”
李虎惊讶地望着赵明诚，而李清照也从赵明诚这番话里听出了其它东西，她也十分吃惊。
“元佑党人案不能翻，元佑党人不能解禁，是吗？”李虎问道。
“是的。”赵明诚的口气非常坚决，“元佑党人案是错误的，这个案子迟早要翻过来，但不是现在。”
“什么时候？”李虎追问道。
“变革成功之日。”赵明诚严肃地说道，“变革没有成功，大宋没有富强，这个案子就不能翻，元佑党人更不能解禁。”
李虎晕掉了，这个结果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的。
“学派之争、学术之争，反映到政治上就是国策之争，就是变革之争。”赵明诚的语调有些高，情绪有些激动，“你用元佑党人，用元佑学术，那么只能因循守旧，没有可能进行大刀阔斧地改革。退一步说，你可以用元佑党人，但你要坚持改革，则必须用元丰党人，如此新旧两党共同执政，那么党争势必爆发，两党人士为此互相倾轧，大打出手，变革如何继续？前车之鉴，后事之师，几十年的党争给大宋造成了巨大危害，我们绝不能重蹈覆辙。”
李虎低头沉思。
李清照忍不住了，她生气地质问道：“太上皇和蔡京发动了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