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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大大传-第4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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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疏浚黄河入海水道的当中,桂芳曾经有一个大胆的提议,他认为要救上游的水灾,惟有牺牲安东县城,(令涟水县)他请求交工部议复,疏中说道:
语云,“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今淮、扬、凤、泗、邳、徐,不啻一路矣。安东自众流汇围以来,独文庙县衙,仅存椽瓦,已不成邑,即使全河趋之,亦不过一家哭耳。况势又不得不然耶?创始为作事所难,独任乃人情共忌,乞下所司议。
工部尚书郭朝宾复奏:“委一垂陷之安东,以拯全淮之胥溺,漕臣言可听。”上谕立即俞允。(《明神宗实录》云“报曰可’。《明史·河渠志》言帝不欲弃安东而命开草湾如所请者,误。)居正对于国家大事,只有果断,没有推诿;只有全力的推进,没有两可的游移。在这个情形之下,桂芳当然可以放手办事。万历四年七月,草湾功成;八月工部复奏。上谕赏吴桂芳银币,居正去信说:
海口疏通,淮、扬之间,欢声雷动,从此人得平土而居,翳谁之力与?以此知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人存政举”,非虚语也。比者暂行薄赉,侯元圭既告之日,仍当有殊锡焉。(同卷《答河道吴自湖言蠲积逋疏海口》。按题衔误。)
草湾功成以后,桂芳便进行修筑高邮湖堤的工作。但是在工作进行的当中,淮水冲下来了,兴化、泰州一带,又是一片汪洋。居正说:
高邮堤工闻已告成,乃久未完报者,想以大工甫就,新水暴涨,虑有变态,欲俟其坚定,乃完报耳。但微闻兴、泰之间,河塘溃决,复成巨浸,未审何以拯之?河流既自复故道,当无俟开浚。承教挽淮入河之策,甚善。考其泛地,多属河道衙门,然公欲为国家万年之计,救淮、扬目前之急,想当视为一家,同心共济也。议定,幸即疏闻,此既关系来岁漕计,自不容不预图也。年来方内乂安,庶几小康,独河漕一事,时往来于怀,而当事诸公亦既殚厥心力矣,乃竟不获底于平成,岂所谓可能者人,不可能者天耶?奈何!(书牍九《答河道吴自湖。》按题衔误。)
桂芳提议挽淮入河,牵涉到河道总督傅希挚身上来。居正再给希挚去信:“河、漕意见不同,此中亦闻之。窃谓河、漕如左右手,当同心协力,以期共济。如所见必不能合,亦宜各陈,以俟高断,不宜默默而已。国之大事,不妨公议。事君无隐,岂为失忠厚之道耶?”(书牍九《答河漕傅后川》。按题衔误。)这是万历五年的事。但是希挚和桂芳底主张,绝对不能融洽,到万历六年初,居正不得不出以断然的处置,这是后话。关于淮水底问题,自从至元二十年,黄河改道以来,黄河夺了淮水出海的水道:在黄河水落的时候,黄、淮并流,一切没有妨碍;但是到了黄河水盛的时候,淮水被逼,倒灌运河,再加以高邮、宝应诸湖底激荡,遂成淮、扬一带的大祸。因此在万历五年便有两派不同的主张。一派主张挽淮入河,吴桂芳便是其中的一个。万历六年潘季驯总理河槽,彻底贯彻这个主张。一派如给事中汤聘尹等,主张纵淮入江,他们要黄、淮分背而行,黄河不再妨碍淮河,淮、扬地方,便有相当的安全。在地方言地方,这个不失为一种有力的主张,但是黄、淮两条水道,中间不能没有运河。假如没有运河,四百万漕粮,怎样北上?假如保留运河,即使筑堤设闸,如何能使黄河在洪水期不至倒灌入运,重新破坏淮河底水道?居正真有些茫然了。他听了淮、扬京官底主张,也认为纵淮入江,是一个方法。他立刻告给桂芳,但是他还是说:“但仆自来未经此地,不悉其曲折,独以意度如此,谩呈以备采择。”(书牍九《答河道吴自湖计分淮导河策》。按题衔误。)桂芳当然是明白情形的,他看到黄河洪水已退,淮水归流,便据实见告,根本打销纵淮入江之议。居正取消自己底动议,只提出治水底苦心。他说:
辱翰示,知淮已归流,水势渐退,慰甚。河患自古记之,有非人力所能胜者,但仆今谬当大任,一闻愁叹哀号之声,痛心疾首,虽智力短浅,济时无策,然不忍坐视民之失所,而不思以拯救之也。淮水既已会河,则导江之说,无烦再议。(书牍九《答河道吴自湖》。按题衔误。)
居正底负责和虚心,在这一次里,完全表现出来。他不是水利专家,但是他能任用专家,并且发动政治的力量,做专家底后盾。因为不是专家,所以他底主张,不一定正确,但是在他发现错误以后,他立刻修正,这正是他底优点。关于黄、淮水利的事,万历六年,潘季驯提出他底定律。他说:“淮清、河浊,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则居其八,非极湍急,必至停滞。当借淮之清,以刷河之浊,筑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敌河之强。使二水并流,则海口自浚,即桂芳所开草湾,亦可不复修治。”到季驯手里,理论方面有了根据,事业方面也有了成绩,这才不愧为水利专家,而任用季驯的,也是居正。
万历四年十月,居正因九年考满,奉旨加特进左柱国,升太傅,支伯爵俸。一切当然只是循例的升转,但是居正四赐恩命,中间还曾一度奉到神宗手诏:
谕元辅,先生亲受先帝遗嘱,辅朕冲年。今四海升平,四夷宾服,实赖先生匡弼之功。先生精忠大勋,朕言不能述,官不能酬,惟我祖宗列圣,必垂鉴知,阴祐先生子孙,世世与国咸休也。兹历九年考绩,特于常典外,赐银二百两,坐蟒、蟒衣各一袭,岁加禄米一百石,薄示褒眷,先生其钦承之,勿辞。(见奏疏五《考满谢手敕加恩疏》)
最后居正还是坚决地辞却,他说:
缘臣前岁以辽东大捷,荷蒙圣恩,欲加升荫,臣具疏辞免,中间引古侠士酬报知己之义,以及人臣敬事后食之心,每欲事过所受,功浮于食,犬马之诚,于是乃安;自今凡非分之恩,逾格之赏,无复滥及,庶大义克尽,微志获伸等因,已荷圣明,俯垂矜允,又特加纶奖,风励臣工,是臣之微忱,既已仰孚于圣鉴,臣之愚忠,又已盟心而自许矣。乃今未有尺寸之效,以自副其功浮于食之心,而非分之恩,逾格之赏,又复滥及,则臣向之所以陈辞者,不过矫饰之虚言,而皇上之所以许臣者,亦未为相信之深矣。臣不敢自背其言,上以欺主,外以欺人,故不避烦渎,沥血陈诚,必望圣慈,特垂俞允。倘微志终伸,即通侯之爵未为荣,万鍾之乐不为富矣。臣屡冒天威,无任战栗陨越之至。(奏疏五《三辞恩命疏》)
经过这样地恳切陈辞,神宗准予辞免太傅及伯爵俸,其余特嘱接受。这一次居正底奏疏,令人联想到诸葛亮《与李严书》。诸葛亮底大志,是辅佐后主,讨平曹魏,在大功没有完成的时候,李严论为诸葛亮宜受九锡,封王。诸葛亮和他说道:“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耶?”(《三国志李严传注》)居正底屡辞恩命,也许不是模仿诸葛亮,但是也许竟是模仿。他们同样地辅佐幼主,同样地有绝大的抱负。在抱负没有实现以前,他们同样地拒绝过分的恩赐。假如居正竟是模仿诸葛亮,毕竟他找到一个绝好的榜样。正因为自己力辞厚赏,始可以督促一般政府官吏底上进。在这一点,更发生政治的作用。居正曾因为宣府巡抚吴兑请求恩赐部属,和他说起:
辱翰示,一一领悉,即嘱本兵为之区处。但有功必叙,有劳必酬者,朝廷厚下之仁;敬事后食,先劳后禄者,人臣自靖之义。若铢铢??? 两两,计功程劳,以责望于上,似非所谓怀仁义以事君者也。仆以菲薄,待罪政府,每日戴星而入,朝不逞食,夕不逞息,形神俱瘁,心力并竭,于国家岂无尺寸效?然自受事以来,力辞四荫,独守旧官,每一蒙恩,辄夔夔栗栗,不能自宁,非矫也,诚以国恩难报,而臣子虽鞠躬尽瘁,不过自尽其所当为,本无功之可言也。公所欲为诸君处者,自见鼓舞用人之道:而区区所云,似亦为人臣之所当知也。冒昧吐沥,惟高明采之。(书牍七《答督抚吴环洲言敬事后食之义》)
在万历四年、五年的中间,国家大事须提及者尚有边防和条编。
实际讲,到了这个时候,边防底局势已经大定。鞑靼首领俺答已经归顺了,因此北方减少一个最大的威胁。固然俺答部下不是没有些少的侵扰,但是对于小小的出入,居正只是抱定耐烦的宗旨。他认为即在本国,不时还有“盗贼”突发,对于鞑靼武士底小骚扰,他有时竟是置之不问,不过大棒还在手中,他准备随时出击,因此宣大北边,永远得到安宁。一切的胜着,都在把握之中;他和宣大总督方逢时说:
往时庙堂无定见,一闻浪语,即为之动摇,譬之低棋,随敌向往,应手即下。今则不然,吾审势已定,窥敌观变,或无事而自补,或弃于而求先,此今日之局面也。诸公当事者,宜审计焉。(书牍八《与总督方金湖以弈谕处置边事》)
但是尽管胜算在握,他对于俺答还是主张待之以诚。为什么待之以诚?因为俺答已经不是明朝底敌人,所以居正主张开诚布公。山西的穷民,逃到鞑靼去了。山西巡抚崔镛和居正说,要向俺答讨回:他还豫备万一俺答拒绝送回的时候,种种的对策。居正只和他说:“盖今之虏情,与昔不同。昔未臣服,故可用计处,今既为一家,又当待之以信,谕之以理。”居正提出怎样派人向俺答讨回;他要通事对俺答说:“王如晓事,宜将此人及其党与,执送军门。朝廷必鉴王之诚款,和好益坚,赐赉愈厚:何为纳此无用之人,听其妖妄之说,而坏已成之功,失永久之利哉?”居正又说:
彼闻此言,势必听从。即彼不从,我常持此以责让之,使曲在彼,则我之威信,亦无所失。量此幺麽干得甚事!今板升之人如此辈者,何啻千万,即索之而不得,亦恶足为轻重乎?彼虽犬羊,亦不可欺。用术以求之,或未必得,而彼反持此以诳我矣。(同卷《答山西崔巡抚计纳叛招降之策》)
居正对于俺答,完全是一边开诚,一边布置,因此在威德兼济的形态下面,俺答和明朝,永远处在和平相安的地位。至于他对整个鞑靼的形势,还是抱定分化的政策。他和方逢时说:“大约虏情,只要涣之,无令得合而已。”(书牍八《答蓟辽总督方金湖》)万历四年,俺答和察罕闹反了,居正便说:“近闻虏酋与察罕,构隙日深,此正吾用奇之日,使之祸结而不可解,则蓟辽之间,可以安枕,而西镇之贡市愈坚矣。宜多方以间之,他日奇功伟绩,必为公所收矣。”(同卷《答方金湖》)总之鞑靼部落愈加分散,每一部分底力量便愈加薄弱,而对于朝廷的依赖便愈加深刻。这是这一个时期中居正对外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的时候,他甚至吩咐沿边督抚,遇到俺答和其他部落发生战祸的时候,给他假道的便宜。(见书牍九《答甘肃巡抚侯掖川计套虏》)
居正感到棘手的,还是辽东。这方面的土蛮和中国处在敌对的地位,他们随时可以联络俺答的部下,但是在鞑靼可以并成大帮,进击辽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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