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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大大传-第6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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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方奏乞蠲贷,拟旨允行者无月无之。”居正对于外省底不能奉公尽责,忧国忧民,非常愤激,他不断地指摘道:“而在外诸司,往往营私背公,剥民罔上,非惟不体皇上子惠困穷之德意,且不知臣等所以仰赞皇上之愚忠,殊可恨也!且人臣居官食禄者,皆有代君养民之责,故虞舜咨十有二牧,‘牧’者养也。今有司坐视民虞,痛痒不相关,如作舟疏云‘报灾’则曰‘不敢报’,此何不敢报之有!又云‘请赈’则日‘不敢请’,此何不敢请之有!不过推调支吾,归怨君上,何尝有忧民之心?即如积谷一事,屡奉旨申饬,竟成虚文。彼皆有自理赃赎,未尝佐公家之急,则将焉往?臣等不胜愤懑,窃以为此辈若遇圣祖,不知当以何法!”
神宗说:“有司为民害者,当著实重处。”
居正看到神宗怒形于色,当即说道:“今后有犯者,当如圣谕。”于是他又从容说:“近年以来,正赋不亏,府库充实,皆以考成法行,征解如期之故。今大江南北,荒歉如此,河南又有风灾,畿辅之地,雨泽愆期,二麦将槁,将来议蠲议赈,势不容已,赋税所入,必不能如往年,惟皇上量入为出,加意撙节,如宫中一切用度,及服御之类,可减者减之,赏来可裁者裁之。至如施舍一节,尤当禁止,与其惠缁黄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宽恤百姓,全活亿兆之命,其功德为尤大乎?”
“然,”神宗说。“今宫中用度,皆从节省,赏赐亦照常例,无所增加。”
“皇上所谓常例者,”居正说,“亦近年相沿,如今年暂行,明年即据为例,非祖宗旧例也。臣不暇远引,如嘉靖中,世宗皇帝用度最为浩繁,然内库银两,尚有余积,隆庆初年冬,余库尚余百余万。今每岁金花银百二十万,每按季预进,随取随用,常称缺乏。有限之财,安能当无穷之费乎?臣等职在辅导,为国家长久之虑,不敢不尽言,惟皇上留神省察。”(奏疏十《文华殿论奏》。对话用原文。)
居正这一次议论,从救灾到节用,论点不断地转移。但是不能节用,便谈不到盈余,没有盈余,当然说不上救灾,前后自有一贯的道理。在节用方面,居正指出两点,他希望节省服御赏赉,同时他也希望禁止施舍。神宗撇开禁止施舍一面,只谈服御赏赉,居正便从这一方面,和神宗起了一点小小的争执。神宗说这是旧例;居正说这只是神宗自己底旧例,不是祖宗底旧例。他证实神宗底挥霍,最后告以“有限之财安能当无穷之费?”但是关于施舍方面,神宗避免讨论,居正也不追问。为什么?因为这是慈圣太后之事,其实与神宗无涉。
慈圣太后究竟是一个婆婆。穆宗在位的时候,她就想起要做一些功德,福国裕民。万历元年,慈圣太后和神宗说,要建豚州胡良河、巨马河两条大桥。神宗对居正讲了,居正说道:
“时绌举赢,古人所戒:皇上即位之初,一切更当与民休息,建桥太劳民,且费巨,诚恐有司亦不能办。奈何?”
“圣母自己出钱募工,一钱不取于官,一夫不取于民,”神宗说。
“好极,”居正叩头说。
慈圣太后发内帑五万两,由工部派员监工,万历二年正月两桥成功,共费七万余两。桥工完成,慈圣太后又要在豚州建碧霞元君庙。碧霞元君据说是东岳大帝之女,更有些荒诞。太后底主张提出以后,工部尚书朱衡和工科给事中请求停工,无效。户科给事中赵参鲁疏言:“南北被寇,流害生民,兴役濬河,鬻及妻子,陛下发帑治桥建庙,已五万有奇,苟移赈贫民,植福当更大。”参鲁底话,还是无效。
自此以后,万历二年建承恩寺、海会寺,三年修东岳庙,四年建慈寿寺,五年建万寿寺:在这些功德方面,慈圣太后一步没有放松,但是居正也处处提出民生底困苦。他说:
夫林茂而鸟悦,洲深而鱼乐,鱼鸟之情,何期于林、渊哉,所寄在焉。故凡亿兆之命,悬于一人。天子明圣,则生人禔福,故亿兆之情,莫不愿人主之寿者,斯亦鱼鸟之愿归于茂林深渊也。然则,兹宇之建设,虽役民生之力,用天下之财,而可以祝圣母万寿者,臣民犹将乐趋焉,况役不民劳,费不公取,用以保国乂民,功德无量,为臣子者,其踊跃而赞颂之,讵能已耶?(文集四《敕建万寿寺碑文》
万历八九年间,慈圣太后又在五台山建大宝塔寺。施舍方面,还是不断进行,居正所说“与其惠缁黄之流,以求福利,孰若宽恤百姓,全活亿兆之命,其功德为尤大乎”?正是赵参鲁底主张。
万历九年五月,居正奏请尽卖民间种马,他底目的,当然还是解决当时民间的痛苦。本来明朝的马政,是一件非常复杂的制度。除了御马监、太仆寺、行太仆寺、苑马寺养马以外,还有民间孳牧,也属太仆寺管辖。从洪武年间到弘治六年,经过几度的立法,民间养马的额数确定了,种马由国家分发,草料由民间供给,孳生驹数也有法定的限额。在明初刍牧地广的时候,养马没有什么困难,以后耕地扩大,牧地缩小,养马便成为一种苛政,慢慢地走上买马纳马的路线。买马是向鞑靼买马以供军用,遇到朝廷和鞑靼发生战事的时候,这是一个全不可恃的来源:纳马是捐马授职的制度,正德、嘉靖年间,军事紧急的时候,都曾行过,当然也不是办法。隆庆二年,太常少卿武金主张尽卖种马,当时兵部议定养、卖各半,种马只剩六万余匹。到了万历九年,居正因为贡市已成,边马可用,这才决定尽卖种马的办法,解除民间养马的困苦。但是在苑马没有切实整顿以前,废止民间养马,从国防底立场看,不能不算是可虑的事件。
 第十三章 鞠躬尽瘁
万历九年,居正五十七岁。酷热的天气,将近六十的年龄,重大的责任,在这一年夏天把居正病倒了。居正有时也想退休,但是环境不容许,他只能拖着郑重的步伐,向前面挣扎。九年夏间,他有信给王之诰说起:
贱日猥辱垂念,贶以厚仪,不敢例辞,辄用登领,谢谢。年来贱体,日就衰惫,望六之龄,理固宜尔。兼之力微任重,譬马力已竭,强策鞭于修途,诚不知其所终矣。缅怀高蹈逸踪,岂胜叹羡。老母仗庇粗安,虽时有小疾,疗摄旋愈,但日夜念归,每谈及太老夫人,福履遐龄,庭闱乐聚,啧啧欣慕,恨仆不如公之孝养深笃也。贱眷小儿,四月抵都,小孙重润,近觉稍壮,但力弱,尚未能行立耳。远辱垂念,深荷雅情,使旋,附谢。(书牍十三《答王西石》)
重润是居正四子简修之子,王之诰底外孙,所以居正特别提出。
居正记得当初的大政方针吧!他昌言不讳地承认他底目标只是富国强兵。为什么要富国?富国就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给强兵建立一个良好的经济基础。为什么要强兵?强兵才可以抵抗外侮。居正成长在嘉靖年间,他亲眼看见北京几度戒严,四围的鞑靼武士,和汹涌的怒涛一样,正在并力吞噬这一座孤岛。居正掌握政权以后,他期望为国家解除威胁,这是居正一生的大事因缘。经过十年以来的努力,整个的局势转变了。领导鞑靼向北边进攻的俺答,现在领导他们向朝廷投诚。青台吉底弟弟满五大向北边进犯,青台吉自认处罚,但是居正利用俺答底领导地位,要和他商量,这是九年上半年的事。居正屡次在信中说起:
辱示夷情,具悉。青酋既自认罚处,因而收之,甚善。但顺义亦宜与之会议,盖彼为诸部之长,虽老,而众心归之。若彼以我为外之,从而阴阳其间,或至差池。但密许青酋以收其心,而仍令归结,则两得之矣。(书牍十三《答宣府张巡抚》)
马王大二酋横索事,(马王大即满五大之讹)前偶有闻,即以奉询,兹承示,始知其详。中言自甘处罚云云,此不服顺义、青酋钤束也。然青酋乃一枝之长,顺义又诸部之长;青酋则兄弟,顺义亲则叔也,尊则王也,可不受命乎?朝廷驭下,以大制小,以尊临卑,若与其卑小者交关行事,则尊大者无权,不能领众,天下日益多事,而朝廷体统,亦甚亵矣。华、夷一体,宁可乱乎?愿公熟计之。(同卷《答总督张崌崃计虏酋钤束其支属》。按题衔误。)
承询各酋贡马,既陆续俱至,即宜照节年事例进贡。□□(应作满酋)一枝,须候顺义罚处明白,请旨赦宥,然后许其补贡,庶不失中国之体。番僧原无贡马事例,贡市既完,量行赏赉,以示羁縻,出自特恩,未可遂为年例也。摆酋另敕,事理亦可从者。上谷夷情,与云中稍异。盖虏款之初,西部求贡甚恳,惟老把都阴持两端,其妻哈屯主事,其子青把都为长,当事者不免委曲迁就,以成贡事,偏手之说,信有之也。时□酋(应作满酋。清时传刻《张文忠公全集》讳满字,故满五大或作马王大,或作□□其实与满洲无涉,不必讳也。)尚幼,不与其事,今见其兄独专厚利,故比例横索耳。然今昔异时,我所以应之,亦当随机观变。昔贡市未定,虏情叵测,用间投饵,有不得不然者。今势已大定,又当谨守韬钤,为长久计,不宜苟幸目前而已。承示谓训练镇兵,振扬声势,最为自治长策。昔环洲(吴兑)在镇时,仆即以此告之,不意至今尚未成军也。愿公乘暇留神,疆場幸甚。(同卷《答宣大巡抚郑范溪》。按题衔误。)
居正对于俺答,只是一味羁縻,但是决不曲从。万历九年,俺答筑城,请求朝廷给与人夫、车辆、物料。本来鞑靼底威力,全在迁徙无常,追踪不易,所以随时采取攻势,没有被围底可能,因此常处有利的局势。现在俺答筑城,便是一个失着。居正说起:“在称虏之难制者,以其迁徙鸟举,居处饮食,不与人同也。今乃服吾服,食吾食,城郭以居,是自敝之道也。”(书牍十三《答宣大巡抚》)这里透露居正底高兴;对于俺答底请求,他断然地说道,“夫、车决不可从,或量助以物料,以稍慰其意可也。”事实上他对于俺答,有时不免有些幸灾乐祸的意境。在居正底眼光里,俺答只是他对付鞑靼的一项工具。
居正对于辽东,还是不断地筹划边防。九年三月,辽阳副总兵曹簠在长安堡打了一个败仗,部下死亡三百十七人。败报奏闻以后,曹簠狱。四月吴兑由兵部左侍郎改蓟辽总督,居正和他说:
辱示虏情,一一领悉。辽左黠夷横索,法不可纵,须熟计而审图之。昔年王杲事,动出万全,故至今虏众帖服。昨得周巡抚书,(辽东巡抚周咏)其言迂缓而无当,幸密投李帅计处。前辽阳事,损吾士马甚众,今亟宜措画以备秋防,若曹簠之轻躁寡谋,免死为幸,亦宜重惩,勿事姑息也。(书牍十三《答蓟辽吴环洲》)
王杲被杀是万历二年的事。万历元年建州都指挥王杲寇边,一个鞑靼的羁縻官,反复无常,本来不是意外。辽东总兵李成梁随即出兵讨伐,经过一年有余的战争,王杲失败,逃匿阿哈纳寨,恰巧曹簠时为参将,勒兵追击,最后王杲被执斩首。居正提起这件事,触动了吴兑底心事。他正在布置局面相同的一幕。
中枢方面,万历八年以后,没有什么更动。内阁除了居正以外,还是张四维、申时行。六部一概照旧,只有礼部尚书潘晟在八年十二月致仕,由刑部侍郎徐学谟继任,礼部尚书久已成为翰林官进身之阶,学谟偏偏不是翰林,当时不免引起一些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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