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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荡人生:一起走过三十年-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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盖了,门厅一定要保留!”结果,这么一斗,门厅真的保留下来了。

第三件事最有戏剧性,这就是“宝丹二亭”事件。当时胡庆余堂在整修,因为我是胡庆余堂解放前的关门弟子,就跑到那里当顾问,有幸结识了在那里主持木工整修活计的王成嘉。王成嘉号称木匠状元,当时已到暮年,他那一手木工绝活深深打动了我。几经邀请,他答应我,要给杭州第二中药厂留下一对江南找不到的亭子。老人家说到做到,几个月后带着他的徒弟来到我的企业,不用图纸只凭心算,制出了几万件各不相同的木质零件,之后不用一钉一铁,把这几万件木零件搭配契合,组装成一对风采别具的亭子。组装完成后,所有零件都严丝合缝,一块不多一块不少。我给这两座亭子分别起了名字,一座叫宝亭,一座叫丹亭。

宝丹二亭造好后,引起了轰动。一些住在市中心的市民大老远地跑到郊区,来看我们的两座亭子。这下,原本对我不满意的某些领导更不高兴了:建接待室、建门厅,多少还与生产有关,工厂又不是公园,弄这么两座亭子做什么?这次他们真的下了决心,要把我这个不安分的厂长调离,我也做好了离职的准备。无巧不成书,正在这个风口浪尖上,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彭真来到杭州第二中药厂检查工作,路过绿化区时,他一下就被华丽的宝亭吸引住了,听罢我对这对亭子的汇报后,彭真委员长连连点头:“好,好。你不仅继承了祖国的中药遗产,还抢救了祖国的艺术遗产。”彭真委员长所以用了“抢救”二字,是指这两座亭子造好后不久,王成嘉老人就离开了人世。

中国的事情有时候很奇怪,彭真委员长连说了两个好之后,再没有人说这两座亭子造得不好,也没人议论要把我调离了。

◆产品——从苦、大、丑、慢到甜、小、美、快

比较起西药来,诞生于农耕社会的传统中药在维护了我们民族健康成长的同时,也具有一些明显和当代社会不合拍的缺陷,总结起来四个字:苦、大、丑、慢。苦是味道苦,没有任何包装,苦药汤直接和舌头接触;大是用量大,开方配药,拎几大包,汤汤水水一煎一大碗;丑是模样丑,草根树皮尤其是一些动物性药材易于让人产生心理障碍;慢是疗效慢,尤其是没有直接作用于肌肉、静脉的针剂。俗话说“急病碰上了慢郎中”,其实不是郎中慢,而是郎中手上的“武器”慢。说句严重的话,这些问题不解决,苦、大、丑、慢的中药将被快节奏发展的时代所淘汰。

将传统中药的苦、大、丑、慢,变成现代中药的甜、小、美、快,自然也是我们行业改革的主要目标之一。

这一改革也不容易,拿中药针剂来说,中药材活性物质多,质量难稳定,风险大;同时由于人们对它不信任,当时一支只能卖几分钱,要赔本经营。试验来试验去,连一些老伙伴都顶不住了,针剂车间的主任来找我,要求转产生产其他赚钱品种。我批评他,这是有关中医药前途的大问题。我用几种赚钱的药品把你一个车间养起来,中药改革也要坚持搞下去。就这样,当中药改革在许多企业停滞下马时,我们坚持住了。

◆设备——从火熬棒搅到电脑操作

传统的中药生产是手工作坊,离不开火熬,锅煮,脚踏粉碎、手搓成丸。要把传统剂型改变成适合当代人们服用的剂型,把苦、大、丑、慢变成甜、小、美、快,就必须改造传统的中药生产方式,在生产设备上来一次大的革命。当然,这个“革命”同样不容易,这里也有两件小事。

一次,我带着一位技术人员到上海一家西药厂参观学习,人家一看是中药厂来的,满脸瞧不起,嫌你落后,根本不愿意接待,说厂级介绍信不够资格,非让换成局级的。好不容易换来局级的介绍信,还是不让进。气得我指着对方的鼻子大叫:“有什么了不起,十年后,要让你来向我学习!”

另一次是出国,到一个相关企业参观,那个企业实行的是现代化管理,我们走到电脑控制中心时,提出想进去看看。陪同的外国人想了想,说了几句话,把其他国家的来宾都拦下了,惟独把我们几个中国人放了进去。当时我还想,对方不错,对我们中国人友好。等到参观出来后翻译把人家的话一翻,差点儿把我的鼻子气歪了——人家说的是:让那几个中国人进去吧,反正他们也不懂电脑。

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1984年,当电脑在我们国家还是科研单位和高等院校怀中的“宝贝”时,杭州第二中药厂电脑控制中心已经正式运行了,这也是我国中药企业首次与电脑结缘。我们开始是用电脑进行财务管理、生产调度、情报处理、资料储存,发展到现在,已经直接运用于生产一线。像进入新世纪后建成投产的提取车间,从煎煮到出液,从沉淀到浓缩,整个车间二千六百个控制点,六十多个控制回路,完全由计算机来进行自动化程控,原先三十多个人的工作量,现在两个人就能承担,而且质量还有了大幅提升。这个车间的现代化程度,不仅在国内领先,在世界范围也居于前列,连见多识广的温家宝总理在参观后都连连称赞:我没有看到过这样现代化的中药厂,管理得很好。

◆“破三铁”——提高整体福利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风浪中,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新旧思潮的交锋。在治疗药一统天下时推出滋补保健药,将传统中药剂型改变为现代中药剂型,在厂区建设和生产设备上和现代化接轨……这些举措看似只是物的改变,其实都离不开人的改变,人与人的斗争。而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那场“破三铁”,改革的对象则直接变成了人。

“破三铁”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即干部能上能下,破掉“铁交椅”;职工能进能出,破掉“铁饭碗”;收入能高能低,破掉“铁工资”。这些放在现在,已经是很普通的事,但是在当年,绝对是一场斗争。你想想,原有的二十三个处室,一下精简成十四个;原先当车间领导的,一下子成了统计员、库房保管员;干得好的可以取得高收入,干得不好的、不遵守劳动纪律的,连原先的工资都拿不到……这必然触动一些人的个人利益,一时间,反对“破三铁”的声音满耳朵都是:“全国多少万个全民企业分配制度都不动,杭州第二中药厂为啥要动?还不是你冯根生要出风头,称好佬!…职工全变成了合同工,还叫全民企业吗?”

在阻力和威胁面前,我们没有退缩。我知道,只有破掉“三铁”,国有企业才有活力。我们坚持劳动表现、劳动纪律和工资收入挂钩。一位工作骨干工作时间在车间里洗头,我们依据规章扣了她五十元钱(当时全厂月均工资只有六十五元),被职工们叹为“比在美国洗头还贵”;一位副厂长因为“夏时制”忘了调表,迟到两分钟,被当场罚款……一件件的事实让职工们认识到,这次“破三铁”不是说说算,而是真改革了。

更重要的是,职工们看到了改革后生产力的解放,给大家带来了种种好处,尤其是整体收入和福利的提高,开始自觉地参与改革,支持改革,变从前的“死、懒、散、穷”为“活、勤、严、富”,于是出现了懒人变勤人、为了不迟到打出租车上班等一系列新鲜事。

◆考厂长——让老虎挣脱束缚

“花无百日红”,对一家企业来说也是这样。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投身改革开放的大潮到八十年代末,我们的企业一直蓬勃向上,一次次成为改革发展的典型。到了1989年,形势突然发生了变化,出口受阻,国内市场大幅下滑,国有企业普遍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困境。

在困难面前,我们盼望能够得到领导部门的支持。没想到,一些领导部门非但没能提供这样的支持,还反过头来,把国有企业在改革开放中已经解脱的枷锁又重新捡拾回来,重新套在国企头上。“考厂长”就是其中一个突出的事例。

“考厂长”就是上级部门对国有企业的厂长进行考试,考试内容五花八门,从安全知识到财务制度,从劳动工资到经济合同,甚至连环保绿化知识、计划生育条款,也要厂长亲自出头考一番,花上许多时间,写上几万字的答题。这种考试,不仅内容繁琐,而且规定严格:见不到厂长的教学档案、培训笔记和考试成绩单,申报的部级以上的质量奖项不能批准,企业也不能升级。我长期在一线工作,知道作为一家企业的领导,“鸡叫出门,鬼叫进门”,“两眼一睁,忙到三更”,长出三头六臂都不够使,哪有那么多的时间陷入到这里边!几经思考,我决定再当一回“出头鸟”,告诉他们:老冯罢考了。当时,我讲了这样一番话:

“我不是绝对反对考试,有些国家规定的厂长经理必备知识,考一下未尝不可。请一些新厂长参加上岗知识培训和考试也可以。但是现在的考试太多太滥。我当厂长二十年了,快下岗了,再叫我参加上岗考试,有必要吗?计划生育、环境卫生、劳动保护、植树绿化都有专职干部分管,全叫我一人考,受得了吗?门门都考好成绩,厂长合格证书是拿到了,但厂长的活儿全别干了。”

“我这样说,一些在政府部门工作的同志听了可能不高兴。有的人会说,‘老冯,企业的事我们都不闻不问,那叫我们吃干饭?’其实,这些同志误会了,国营大中型企业面临的困难很多,光靠自身努力很难解决。对来自政府部门的支持、服务和理解,我们求之不得,举双手欢迎;我们感到厌烦的,只是形式主义的机关作风。”

考厂长是上级在考你,罢考当然有大风险,我认识的一位厂长,就是因为要处理厂里的一件急事没有参加某项考试,被领导大会点,小会批,最后连劳模称号都被抹掉了。但是我想,“罢考”的目的是呼吁给国企改革松绑,我不怕。幸运的是,我的做法得到了包括《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多家媒体的支持。杭州市领导以及一些主管部门负责人指示,有关部门一定要减轻厂长的负担,加强对企业的服务,为厂长经理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工作环境。上海市也提出了类似举措。

◆披洋衣——花钱买体制

“考厂长”被轰掉了,但是,在反对“考厂长”中我想到的一个问题,却始终在我的头脑中转来转去:为什么形式主义这一套东西喜欢到国有大中型企业来摆弄?我熟悉不少外资、合资、乡镇企业的厂长或经理,他们的考试,包括评比、检查、开会等等,就比国企少多了。我一直认为,国有企业是“老虎”,关键是,现在这只“老虎”被束缚住了手脚,所以反而斗不过放开手脚的“猴子”。要让国有企业焕发活力,必须放开它的手脚。我想到了转变经营机制。

要转变经营机制,和外商合资经营是一条最直接、最简捷的路。这在当时可算是一个大胆的想法。谁都知道,冯根生是以高举民族药业大旗闻名的,如今怎么想起来要披上一件“洋衣服”?岂不知,我是要通过合资,解开捆在国有企业身上的重重束缚,更快更好地发展。

当时一些国有企业和外方合资,实际上是被对方吃掉。我们不想这样做,我们要探索出一条合资的新路,合资后,非但不被对方吃掉,还要让国有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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