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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宋应昌来说，顾养谦推动议和不遗余力，真心诚意，因为他的使命是促成和谈，只有和平才是显示出他的价值来。
可是他甫一上任，并没有急于表露出自己的态度。此时朝廷局面还乱得很，如果主战，会被主和派攻击；主和，会被主战派攻击，左右都不是人，顾养谦可不希望落得和前任宋应昌一个下场。
顾养谦一直在等，等一个合适的契机。
大明朝廷里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根本性分歧，在于日本的态度：主和的认为日本已经表现出恭顺，可以安抚；主战的认为日本是狼子野心，根本没表现出臣服的姿态。
如若有什么证据证明日本确实服软了，那就好办了。
说证据，证据还就真来了。
沈惟敬、内藤如安伪造好了《关白降表》以后，兴冲冲地来找宋应昌。结果宋应昌没找到，他们碰到了顾养谦。
顾养谦一看，乐了，这可真是瞌睡时来个了枕头哇。有了这份关白降表，事情就好说了。
然后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事是找万历皇帝商量，说日本人已经把降表给准备好了，看能不能把对日本提出的条件再弄的优厚一点，从“只封不贡”改为“封贡并行”。这可以理解，开出的好处越多，和谈的概率越高嘛。
朝廷中的主战派一看顾养谦这小子又来这一套，绵绵不断的弹劾又攻了上来。但这一次顾养谦扛住了，因为他上头有石星顶着。
石星之前没出手保宋应昌，是因为后者跟他的战略思路不合，现在顾养谦是地道的主和一派，手里又有《关白降表》，他自然得全力保下。
对于顾养谦的“封贡”之议，万历心里很犹豫，不是特别情愿，只想给秀吉个空头名号就算了。可顾养谦这人有耐心，反复陈说日本非常恭顺，和平一定会达成，甚至说朝廷若不答应封贡，那我就辞职算了，没法儿谈。
万历问计于首辅王锡爵，这老头子答的含含糊糊，说什么“若真心向化，绝无絶理。又非我孝子。若分外要求。绝无许理。”等于什么都没说。万历又问石星，石星自然是向着顾养谦的。几番周折，万历皇帝这才勉强开了金口，说只要日本人拿出点实际保证，都撤军回去，那封贡之事便有可议。
得了万历首肯，顾养谦乐颠乐颠地开始准备做第二件事，撤兵。
当时驻守朝鲜的明军尚有一万六千余名，分为川兵与浙兵两部。顾养谦为了让日本人感觉更舒服，和谈气氛更和谐，毅然决定先把浙兵撤回国来，只留下刘綎的川军协助防守。
吴惟忠、王必迪、骆尚志等浙军将领对这个命令没有太大抗拒，在入朝的这几年里，南兵已经在朝鲜战场付出太多牺牲，现在是时候回去休整一下了。
于是，这些戚家军的后裔们点齐兵马，在朝鲜君臣依依不舍地挽留下退出朝鲜。这些伟大而朴实的战士凭借自己的努力，赢得了几乎所有人的真心尊重，朝鲜人视他们为真正的勇士，日本人看见他们掉头就跑，而当他们返回祖国的时候，等待他们的却是……杀戮。
入朝的浙兵其实分为两种：一种是开战前临时从浙、闽、粤等地御倭兵力抽调北上的；还有一种是戚继光当初带来北方驻扎在蓟镇的浙籍部队。后一种部队回国之后，接到命令直接返回蓟镇驻地。可是蓟镇总兵王保却拒绝给他们发放饷银。
这一下子激怒了浙兵，他们在朝鲜浴血奋战，缺衣少食，唯一的动力是回国以后可以有大把奖赏可发，可现在朝廷食言而肥，怎能不让他们愤怒？
更关键的是，蓟镇总兵王保是辽东出身。南兵北兵在朝鲜战场上已经互相看不顺眼，如今回国了，又有辽东人骑在头上拉屎，更不能容忍。
其中有三协浙兵反应最为激烈，几乎酿成兵变。王保听说以后，赶紧宣布召南兵去教场领饷银。这些南兵以为真有银子发，放下武器，高高兴兴去了。一进教场，王保立刻翻脸，周围出现无数刀斧手，逢人就砍，登时杀得血流成河。王保唯恐还有幸存者，又把部队名簿取来，一个一个点名，点到有活的，再补一刀。
王保在杀完南兵以后，犹嫌不过瘾，纵容部下把附近的行商又掳掠了一番，把这些算到已经死去的南兵头上。王保随后上报朝廷，说南兵谋反，劫掠商贩，蓟镇出兵镇压，已把叛军全数扑灭。
这起惨案引起了普遍关注，一些有正义感的言官——如给事中戴士衡、御史汪以等人——上书抗议，批判说王保所作所为，简直比坑杀赵军四十万的白起还狠毒，要求重新调查此案。
负责调查的巡关御史马文卿一力包庇王保，而兵部尚书石星也表现出倾向辽东军的态度。他倒不是对辽东有好感，主要是因为撤兵是顾养谦做出的决定，如果此案要细查起来，顾也脱不了干系，会影响到中日和谈战略布局。
于是，在石星、马文卿等人的阻挠之下，这起事件遂被定性为“平叛”。王保非但没受惩罚，反而平叛有功，升官了。这些浙兵没有倒在倭寇手中，却死在了自己人的屠刀之下，真是叫人不胜唏嘘。
顾养谦对南兵没有半点感情，对国内发生的这些事毫无兴趣，他正在紧锣密鼓地忙于安排第三件事。
这事与朝鲜人密切相关。
在这之前，朝鲜人听说了大明朝廷的争论，赶紧派遣了一位叫许项的使者，去游说明臣们不可撤军。这位使者到了辽东，直接被顾养谦给拦了下来。
老顾一看，不行，不能让朝鲜人害了我的大事。他把许项软禁起来，派了一个叫胡泽的手下，带着他的亲笔前往朝鲜汉城，递交给国王李昖。
李昖打开这封宪帖以后，当时呆住了。在这封信里，顾养谦提出了一个小小的要求，这个要求太精彩了，我忍不住要把其中的重要段落摘录出来：
〖今者饷已不可再运矣，兵已不可再用矣，倭奴亦畏威请降，天朝正宜许之……尔国君臣如以倭渐退留釜山等听候明旨，不敢复肆侵犯，悉入章奏，闻之朝廷，为倭恳请封贡，以速其去，倭必反德尔而去，且不复来矣。〗
意思是：我们一不打算派饷，二不打算运兵，和谈是唯一的出路，你们若是不想日本人再打过来，不如替他们上表朝廷，请求封贡。日本人得了便宜，自然便不会骚扰你们啦。
顾养谦不愧是一位“奇才”，为了促进和谈，居然连这么一招都想得出来。他打的如意算盘很简单，连被害人都请求宽恕凶手了，朝廷岂有不恩准的道理——至于朝鲜人愿意不愿意，根本不在考虑之列。朝鲜的安危掌握在大明手里，大明说什么，朝鲜就得做什么，没有商量的余地。
朝鲜大臣们一听这个建议就急了。这也太过分了吧？我们被日本人欺负得这么惨，居然还让我们替他们请求封官？以德报怨，也没这么报的。于是李昖派了一波接一波的使臣去拜访顾养谦，希望他收回成命。
可惜顾养谦不是宋应昌，他铁了心要和谈，对朝鲜的恳求压根不听，反而以撤兵作要挟。
两边就这事开始扯皮，一扯就扯到了七月份。还没等扯出结果呢，来自北京的一场信任危机悄然降落在顾养谦头上。
原来早在万历二十二年初，宋应昌那时候已经离任，顾养谦还在上任的路上，整个朝鲜战区正处于没人管的状态。李昖趁这个机会，派了一个谢恩使团去北京告状，把晋州惨案和倭寇在和谈期间的一系列骚扰行径汇报给大明朝廷，请求千万别搞什么封贡。
这个使团在北京大概是没使动关节，一直没机会觐见万历皇帝，一呆就是好几个月。他们带的奏章，即便是递上去了，估计也是石沉大海，无人问津。可凡事架不住有心人。这份奏章，被戶部的給事中陈世恩无意中看到了。
陈世恩立场是主战，正发愁如何才能攻倒石星庇护下的顾养谦，他看到这份奏章，不禁大喜过望，连夜查阅往来文书，写了一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弹劾帖。这篇弹劾帖写的极其精彩，里面大量引用了大量明、日、韩三方的信件文书和作战记录，引经据典，逻辑清晰，力证顾养谦的封贡之议是完全错误的。
万历看了这个帖子，很不高兴。顾养谦这小子，倭寇明明这么嚣张，他还说什么倭情恭顺，这不是拿皇帝开涮么？他批示说：“事成，功有所归。不成，责亦难诿。今后但有争论奏疏，宜两存勿辨，以观日后效验如何。”
石星一看这个批示，登时坐不住了。万历本来是支持和谈的，现在立场却发生了动摇。他赶紧让顾养谦拿出点成绩出来，否则皇帝说不定什么时候就变心思。
顾养谦一听，连忙对朝鲜人放了一句狠话：“你们若再不替日本人请求封贡，我就把明军全撤回鸭绿江，到时候东事将不复矣！”他说到做到，在浙兵之后，刘綎所部川军也被调回国内，大明在朝鲜的驻军力量被进一步削弱。
朝鲜人扛不住顾养谦的威胁，纵然他们有一万个不愿意，也只能咬牙认栽，违心起草了一份代倭请封表。
与此同时，他召见了困在辽阳好长时间的内腾如安。顾养谦之前一直把内腾如安软禁在辽阳，是因为他知道单是这份降表不能说明问题，必须和朝鲜人的代请封贡奏折一起交上去，才有说服力。可怜内藤如安就为了这薄薄的几页纸，白白等了好几个月。
这次顾养谦见了内藤如安，说你收拾收拾，带上《关白降表》准备上京，只要朝鲜人的奏折一到，你就出发。内藤如安欢天喜地回去整理行装，耐心等候。
可怜内藤这一等，又是两个月过去……
朝鲜人的代请封贡的奏折写好是写好了，可到底送还是不送，大臣们又争论了很久，等到李昖下了决心，让使臣带着奏折出发的时候，已经是九月份了。
这时一个人事变动的消息传到了汉城。顾养谦被回调兵部管事，接替他的是兵部另外一位侍郎孙矿。
李昖一听就急了，被免职了？我们才按照老顾你的要求昧着良心帮日本人说话，这才几天你就被撤职了？
这不坑爹呢吗？
不怪李昖这么激动，顾养谦搞出这么不靠谱儿的一出戏，让朝鲜人的立场全乱套。
顾养谦怎么会被撤职呢？又是石星下的手！
以陈世恩为首的言官这几个月来卖力弹劾，顾养谦又迟迟拿不出成绩，已是左支右绌。五月份福建巡按御史刘芳誉上书请求绝封，在奏折里他说已经派人联系上了在日本的许仪后——不知大家是否还记得这个人物——取回来更详细的情报。情报显示日本厉兵秣马，一直在积极备战，甚至连日军火器原料积储产地什么的都打探清楚。
刘芳誉是顾养谦身上的最后一根稻草。石星一看到这份奏疏，便知道老顾已是圣眷不在，不能再留了。他只得施展出丢车保帅的手段，把被弹得千疮百孔的老顾调回部里，另外派了孙矿去接任。
孙矿也主张封贡的，可朝廷的风向有了变化，他也不好表露出太明显的倾向。在陈世恩等人的策动下，很快朝廷掀起了一股新的主战风潮，鼓吹响应朝鲜的请求，增兵半岛以备倭寇再袭。
陈世恩“保卫朝鲜，干掉倭奴”的口号还没喊完，朝鲜人的代日封贡奏折在九月十二日送到了北京……
这一下子，大明朝廷所有人都糊涂了。
朝鲜到底怎么回事？先说不可与倭寇议和，现在又忽然来这么一封代倭封贡的奏折，前后矛盾抵牾，混乱不堪。
远在汉城的李昖委屈得都快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