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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都不是石星想要的答案，于是他索性不派公务员，而是派了两个心腹家人过去调查，一个叫张竹、一个叫王胡子。而且这两个人的目的地也不再是釜山，而是日本。
可以想象，在出发之前，石星肯定对他们面授机宜。于是他们两个在日本和朝鲜转了一圈，得出的结论是没问题。
石星终于等来了自己想要的结果，连连催促李、杨二人尽快去日本。
迫于兵部的压力，李宗诚和杨方亨一合计，决定分成两波。第一波由杨方亨带队，在十月份来到釜山。杨方亨在釜山视察了一圈，发现之前撤回日本的都是些老弱病残，主力根本没动窝。更奇怪的是，其他营地里的日军——尤其是加藤军团的人——根本不知道撤退的事，言语之间还对小西行长诸多不屑。
杨方亨去找小西质问，小西行长的解释是：“除了万历皇帝约定的那三条，我们没有其他要求。其他人的话您别轻信。我们兵多辎重多，一时半会搬不完。”杨方亨将信将疑，但李宗诚却相信了，欣然赶往釜山与副使汇合。
小西行长一看正、副二使都进了釜山城，这心里才算踏实。他以前在平壤城吃了李如松诈称册封使的亏，变得多疑谨慎，生怕大明又搞这一套。
李、杨二人进了釜山军营，催促日军赶紧撤退。小西行长对李、杨二人说，日军已经撤了一部分，大规模撤退还得等关白大人定夺，渡海禀报得花点时间，你们多等几天就是。
稳住明使以后，小西行长找来沈惟敬，开始了他们惊天大骗局的关键一步。
两个人分头行动，小西行长去派人禀告秀吉，说大明的使团已经抵达釜山，随时可以渡海册封。秀吉一听，挺高兴，说既然来了，就赶紧送过来吧。
而沈惟敬呢，去李、杨两位使者，提了一个要求。沈惟敬说倭寇都是土包子，根本不知道礼仪，如果贸然前往册封，恐怕会闹出笑话失了大明体面，不如先派人带着道具过去，教他们演练一番，免得临场出错。
李、杨一听，觉得有点道理，说那老沈你就辛苦一趟吧。
万历二十四年年初，沈惟敬带着蟒龙衣、玉带、翼善冠、大明地图、武经七书等册封礼品，踏上开往日本的大船，还在船头竖了一面大旗，上书四字：“眨焦薄Ｋ谷萌舜恿啥械鞑Χ倨呤咂ヂ砥ィ霸厣洗说饺毡灸细暄拢迳鲜枪┧娲悠锍耍涫凳且透慵骷胬瘛�
至此，小西行长与沈惟敬的打算已经很明显了。他们打算让沈惟敬冒充大明使臣，先对秀吉表示恭顺投降之意，先把关白老大人糊弄过去。
从伪造关白降表开始，这两个家伙的计划就带着一个显著特点：顾头不顾腚。他们的每一步动作都是为了解决眼前的危机，却根本没有长远考虑。比如沈惟敬这次冒充明使，可以一时瞒住秀吉，可秀吉早晚要让大明按照“秀七条”出让半个朝鲜，到时候一定会漏馅；两位明使也不是傻瓜，他们一时半会儿可以被滞留在釜山，可时间一长见不到秀吉，迟早会觉察到不对劲。
这些根本矛盾的爆发是一定的，小西和沈惟敬所作的一切努力，只是饮鸩止渴。
沈惟敬的心理动机，我们之前分析过。他实在是被逼无奈，因为只有和谈能证明自己的价值，和谈一旦破裂，自己就会死无葬身之地。为了活下去，他不得不一次又一次收紧系在自己脖颈上的绳索。
而小西行长呢？
秀吉在这时期已经罹患严重的厌食症，体重一直在减轻，时日无多。秀吉的继承人秀赖尚在襁褓之内，如果秀吉病逝，几乎可以肯定会由石田三成与加藤清正中的一个人来行使监护与摄政大权。小西行长与石田三成同属文治派，与加藤清正为首的武断派一直在明争暗斗，为秀吉身后的权利再分配做准备。
如果假冒明使的沈惟敬答应秀吉的一切无礼要求，秀吉一定大为高兴，对小西行长更加倚重，让文治派在政治上占有更多主动。
至于这个骗局会不会因为无法执行而败露，小西行长并不担心。中日双方光是和谈就花了两、三年时间，执行“秀七条”少说也得五年时间，只要他稍微拖延一下，糊弄一下，等到秀吉一死，便不会再有人追究。
再往深了说，这件事虽是小西东奔西走，背后却一直有文治派的影子。
文治派的几个主力干将石田三成、大谷吉继等人，都知道小西的这些勾当，并保持着密切联系。想想就能明白，秀吉最信赖的人之一，是石田三成，若没有文治派的配合，小西行长绝不可能把秀吉糊住这么长时间——所以与其说这是小西与沈惟敬折腾出的闹剧，倒不如说是文治派试图控制秀吉的谋略之一。
文治派的计算不可谓不精密，可越是精密的计划，一旦出现变数，就越容易崩溃。
变数，而且是一个谁也没预料到的变数很快便出现了。
第十章 东亚第一骗局（下）
在当时的釜山日军队伍中，除了日本人和朝鲜人以外，还有许多被掳掠到日本的明人。他们要么像苏八一样当最低级的足轻，要么像张大膳一样担任通事。
沈惟敬离开以后，李宗诚一直居住在釜山城内。四月二日，他见到了两个福建人。这两个人一个叫萧鹤鸣，一个叫王三畏，都在日军内部供职，特地前来禀报大明使节一个可怕的消息。
萧鹤鸣和王三畏告诉李宗诚：秀吉并无乞和之心，打算派兵把两位使节抓起来，向大明索取贿赂，再次开战。他们甚至打听出了“秀七条”的详细条款，合盘托出。
秀吉的强硬态度在日本不算秘密，军中传言已久，萧鹤鸣和王三畏知道不足为奇。只是不知道他们冒着偌大风险通报给明使，是出于爱国之心，还是希望立功赎罪，返回大明。
萧、王带来的这个消息把李宗诚吓得肝胆俱裂。他不过是一个纨绔子弟，吟诗作对还能勉强应付，现在忽然要面对刀兵，心态大变，草木皆兵。日军的每一个轻微举动，在李宗诚眼里都变得十分可疑，他惶惶不可终日，感觉随时会有凶悍的倭寇闯进营盘。
经过一夜的煎熬，李宗诚做了一个十分愚蠢的决定——出逃。
一位皇帝亲自委派的堂堂大明使节，居然临阵脱逃，这可真是外交上的大笑话。
四月三日的二更时分，李宗诚没有惊动杨方亨，偷偷叫了自己的几个亲信家丁，扛着包袱戴好面纱，打扮成普通官吏的模样。他告诉守釜山诚门的日本卫兵，说有紧急公文要送出去。卫兵信以为真，就把城门打开，放他们出去。
李宗诚离开釜山城，一路往着庆州方向走，结果因为天黑而迷路了，歪打误撞到了蔚山。蔚山是加藤清正的防区，李宗诚没敢多加停留，连跑带跳地一头扎进附近的深山，然后……然后又迷路了。他足足转悠了三天，也饿了三天，好不容易碰到朝鲜人的巡逻队，才算抵达庆州。
李宗诚离开以后，一直到第二天早上才被日本人发觉。当时小西行长回日本了，釜山兵事由宗义智代理。宗义智一听正使跑了，大惊失色，连忙派了重兵团团围住杨方亨的住所。
杨方亨是武举出身，胆气比李宗诚强多了，他一听正使逃了，十分镇定，继续在强兵环伺之下睡大头觉。宗义智一看这位副使如此沉得住气，便下令撤去守卫，自己亲自走进屋去，告诉杨方亨：“你家正使跑路了。”
杨方亨还是一副波澜不兴的表情：“那个傻瓜没见过什么世面，又在军营里呆的太久了，所以才跑路的。”他向宗义智提了两条要求：一，不得对使团动粗；二，不要去追击李宗诚。宗义智都答应了。杨方亨又把使团的人都叫过来，说现在我是使团的最高长官，以后都听我指挥。他的沉稳让混乱的使团恢复了正常。
处理完这一切以后，杨方亨前往李宗诚的住所，发现这位正使走得匆忙，最为重要的册封金印还扔在屋里。杨方亨把金印捧在怀里，展示给周围的日本人看。宗义智看到印信还在，这才松了一口气，对杨方亨处变不惊的态度佩服不已。
在另外一个版本里，李宗城在一次宴会里看到位美女，当场上前调戏，结果发现那位美女是宗义智的老婆、小西行长的女儿，这一下捅了大篓子，他也连夜潜逃。这个说法可信度太低，可是广大老百姓喜欢这个香艳故事，民间颇为流行，甚至还有以此为题材的春宫图……
再说李宗诚逃回汉城，把萧鹤鸣和王三畏传出来的“秀七条”一五一十地报告给了朝廷。万历听说以后，勃然大怒，既恼李宗诚的丢人现眼，又恨日本人出尔反尔。李宗诚直接被锦衣卫逮捕下狱，押回北京慢慢审问。
“秀七条”的公布，在北京引起了轩然大波。明廷百官一片哗然，争相上本弹劾，请停封事。弹劾的最高潮，是右佥都御史曹学程的上本。在这本奏折里，曹学程把矛头直接指向了石星和首辅赵志皋，把两位大臣骂得狗血淋头，要求他们负全责。
万历皇帝的反应出乎意料，他把曹学程下了狱，禁止继续谈论这件事。
万历皇帝这么做，有三个原因。
第一，李宗诚证词里提供的“秀七条”要求太过荒谬，和“万历三条”之间天渊之别，万历皇帝不知道其中沈惟敬与小西行长搞的猫腻，还以为“万历三条”提出在先，“秀七条”变卦在后，觉得倭寇前后态度变化太大，肯定有问题。在弄清楚之前，不能定下结论，贸然开战。
第二，赵志皋是万历面对群臣最好用的一块挡箭牌，这几年来替他挡了不少唾沫星子，万历一时半会儿还不愿意放弃这么好使的一块盾牌，赵志皋几次要告老还乡都没被批准。现在万历自然不会允许别人用日本做文章。
第三，内藤如安是万历亲自接见的；册封秀吉是万历亲自做的决策。现在如果爆出日本拒绝册封的消息，丢的是大明的面子，抽的是万历的脸。这更是不允许的。
所以，无论万历心里有多不愿意，他必须要在明面里摆出姿态，维持和谈。
比万历还痛苦的是石星，他听到“秀七条”以后，隐约感觉到了一丝不妙，可他已经完全站在了和议的船上，下都下不来了。石星唯一能做的，就是硬着头皮继续为沈惟敬打包票。
这时候，一根救命稻草漂到了万历和石星面前。
在李宗诚跑回来以后，杨方亨很快也写了份报告回奏朝廷。在报告里，杨方亨认为李宗诚是误听谣言，不辩真伪，再加上加藤清正蓄意阻挠——这条是应沈惟敬和小西行长要求加上的——以致酿成出逃事件。他在报告里特意强调，据宗义智说，秀吉正在修建迎接明使的馆舍，马上就完工了——注意，杨方亨一直在釜山营中，他的消息来源都是日军将领，这其中真伪难辩。
可万历和石星已经顾不上分辨真伪。他们以杨方亨的报告为证据，认为所谓“秀七条”是未经查实的谣言，册封应该继续。于是，兵部向万历皇帝建议，另外派遣一名使者与杨方亨汇合，继续执行册封事宜，同时饬令驻朝鲜与辽东的明军做好战备工作。
可这时候从北京派人已经来不及了，石星索性把沈惟敬就地提拔为副使，杨方亨升为正使。这个举动，表明石星和沈惟敬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