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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突然觉得周阿姨其实是个很可怜的人，唉，那时候成分不好可以压死人。
尽管我在心里容纳了周阿姨，可是行为上还是别别扭扭的。
等我开始喊她妈的时候，她突然就疯了。
我记得那年我小学快毕业了。当时学校里实行“二部制”，就是上午参加劳动，下午去学校上课。上课的时候，老师来扎上一头，照着课本念一通，然后就让大家自习。有时候会突然接到命令，开某某老师的批判会，那么，下午也就不用上学了，大家围着那个接受批判的老师指指戳戳上一阵，最后高呼“打倒臭老九”或者“教育革命万岁”什么的，就作了鸟兽散。那天我正在“教育”低头站在黑板前的算术老师，一个同学跑来告诉我：“杨远，快，你后娘在街上出洋相呢。”我很纳闷，连忙跟着他跑了出去。在村西头的一个水塘边，我看见了我妈。她站在一个草堆上，面色严峻地向围观的人群砍柴般的挥手：“革命同志们，大家要提高警惕，防止阶级敌人反攻倒算，毛主席教导我们，革命不是请客吃饭，革命不是绣花纳鞋底子，革命是什么呢？革命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政……”
“妈！”我站在远处大声地呼喊，“妈你怎么了？”周阿姨似乎不认识我了，她直直地看了我一眼，继续演讲。她夸张的手势不时引来阵阵喝彩，她像个女英雄那样往下压压手，接着抒情。我不知道自己应该怎么做，就这样傻忽忽地站在那里，我的脸烫得厉害，似乎有人在我的脸上泼了一瓢开水。我在心里大声地喊，妈，你别这样，妈你别这样……可我真的不知道此时我还应该干点儿什么。我妈嚷得声嘶力竭，众人的喝彩声也响彻云霄。这时候，我竟然看到我弟弟在人群里一蹦三尺高，他兴奋成了一只听到枪响的兔子，他就这样喊——嘿！嘿嘿！嘿！我妈看见他了，她从草堆上走下来，蹲下身子抱了抱我弟弟，然后慢慢往西走去。后面一下子乱了，一些孩子拣起沟边的坷拉砸她的后背，她不回头，依旧不紧不慢地往西走。我感觉，那边有一根看不见的线在牵引着她，让她走得如此从容，如此气定神闲……人群散尽的时候，我发觉我坐在地上，弟弟蹲在我的对面，用一根草棍戳我的鼻孔，戳得专心致志。
天擦黑的时候，一个邻居大婶过来拉我起来，她说：“大远，我把你妈送回家了，快回去看着她。”
我牵着弟弟的手走在回家路上的时候，天突然就黑成了锅底。
院子里，我妈坐在我爹的躺椅上，一动不动。
我怀疑她死了，我和弟弟蹑手蹑脚地靠过去，想看个究竟，她的眼珠转了一下，我放心了。
我说：“妈，你怎么了？”
她紧闭着双眼，没有说话，就这样躺在椅子上，躺在飘着雪花的寒风里。
在我上初中的时候，我妈——就是周阿姨，死了。在这之前，她跑出家去，几个月没回来。我爹出去找了她很多次也没找到。我爹说，兴许她是找她的爸爸去了，听说她爸爸在新疆的某个农场里“支边”。从此我爹变得很沉闷，有时候他会拉上一宿的二胡，从天黑到天亮。有一次，他的琴弦断了，他就坐到门槛上，看着黑洞洞的院子，喃喃地念叨，知音来了，知音来了。突然有一天，我爹回家对我说：“儿子，你妈走了，到天上享福去了……我把她火化了。”
当时我竟然没有特别难受的感觉，我觉得她还是死了好，活着遭罪，她疯成那样儿。
我爹说：“骨灰呢，我给她送娘家去了，她娘家人要。”
过了几天，我爹用自行车带着我和弟弟，去了一趟靠近城里的广东公墓。我又见到了我妈，她的坟头很漂亮，旁边长满了洁白的小花，那些花儿都开着，阳光一照仿佛都透着明。我爹说，你妈的老家在广东，老辈人是广东的大财主，可有钱了，你姥爷还有一条像房子那么大的船，有钱人都在船上跳舞、唱歌、耍钱、谈生意什么的。
风刮着我爹苍白的脸，他的脸上没有表情。我的心像有根针在扎，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沿着公墓里的石头路跑起来，我边跑边喊：“妈——妈——你快回家……”
从公墓回家的时候，我感冒了，好几天没去上学。一直躺在冰凉的炕上，我弟弟用蒜臼子把生姜捣碎了，给我做姜汤喝，我喝了姜汤就围着被子，给他讲大灰狼叔叔和小白兔妹妹的故事，听得我弟弟直想找大灰狼拼命——你在哪里？滚出来。等我的感冒好了，我爹就对我说：“你光学习好有什么用？看看，你这叫什么体格嘛，你看我。”说完了就用拳头嘭嘭地捶自己干瘪的胸脯：“咋样？这才叫男人呢。”
确实，那时候我很瘦弱，别人都管我叫“鱼刺”。
我对我爹说：“那怎么办？身体想好，就得有好饭吃。”
我爹说：“你别没有数了，就咱们家的饭食？你看看村里哪家能天天吃馒头？”
我说：“那叫馒头？全是黑面，吃了拉肚子……”
我爹不说话了，沉吟了半晌，啪地一拍大腿：“得，咱练功夫去。”
我爹是个痛快人，当天就把村里的一个老头请到了我们家，一顿老白干伺候过后，就让我行了拜师礼。从那以后，我放学回来就有了营生干——压腿、劈叉、踢腿、站桩，这一练就是两年。两年以后，我变成了一个精壮结实的半大小子。我爹很高兴，经常让我教他几招，有时候还跟我过过手。自然，他输的时候多，躺在地下老半天爬不起来。开春的时候，我爹又托了他一个同学的关系，把我送到了区业余体校，开始了正规的训练。我很争气，在当年的武术运动会上，拿了个刀术第一名。自然地，我的学习就放松了，有时候考试还不及格，我爹似乎不太管我的学习，他的脑子仿佛全放在了我的身体上。那时候，我爹又调动工作了，他成了一个中学的教导主任。他自行车把上的包儿也换了，不再是那个鼻涕一样的布包了，换了个黑皮子的，上面印着“为人民服务”。
转过一年来，开始考高中了。有一天，我对我爹说：“我不想上学了，我要上班。”
我爹很纳闷：“上学不好吗？我还等着你考上大学给我光宗耀祖呢。”
我说：“我根本考不上，再说，咱家这么困难，我上班不是还能给你减轻负担吗？”
我爹生气了，那只眼睛像是在往外喷火：“混蛋！考，考不上再说！”
我第一次看到他发火，没敢再犟嘴，心说，那就考吧，考不上别怨我。
结果，我没考上。
我爹生了几天闷气，一直不搭理我，后来憋不住了，让我去了公社的废品站当临时工。
这一当上临时工，我的心就开始野了起来，我管不住自己了。
我去了废品站，我弟弟就没人照看了，我爹就在上班的时候把他放在自行车大梁上，带到学校里去。我爹上课，我弟弟就在校园操场上疯跑，跑累了就在花丛中自己跟自己玩儿捉迷藏。学生们下课了就去逗他玩儿，他们都不欺负他，只不过是在他跑远了的时候，会在后面大声地喊：“傻二，傻二，快回来，爸爸给你烧蚂蚱吃……傻二，傻二，叫爸爸。”
我下班路过学校，我弟弟早就等在门口了，他嘴里像含着一个滚烫的芋头：“哥哥好……哥哥，我放学了。”
我背着他走在回家的路上，就像背着我的心，他软弱得让我直想趴下哭。
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废品站的人缘特别好，年龄大的师傅拿我当儿子待，经常让我喊他们爸爸，我就喊，这没什么，我就是喊你爷爷，你也成不了我真爷爷不是？几个年纪很我差不多大的工友都跟我成了哥们儿，我们经常在一起干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有厕所不上，偏要往收购来的酒瓶子里撒尿，有时候还往看门老头的暖瓶里吐口痰什么的，唉，想起这些来，我都冒汗。有一次，镇上的一个“二不溜子”喝醉了，来废品站撒酒疯，把一个差不多跟我爹一样大的师傅给踹得嗷嗷叫，我拣起一根铁棍就冲上去了，把那小子直接干成了一滩浆鸡屎，嘴里吐出来的烂粉条、地瓜酒喷了一院子，他叫得像杀猪。
再以后，我就跟废品站的弟兄们形成了一股势力，镇上有限的几个混混没有敢惹我们的，哈哈。
我牢牢记住了我曾经发过的誓言，我不能像我爹那么窝囊，我要做一个真正的男人。
那时候工资低，像我们这些干临时工的，一个月也就开二十几块钱，我把钱都攒着，想给我爹配一副新眼镜。
有一天我下班早，顺路给我弟弟买了几个包子，我把包子揣在胸口里捂着，跑在路上。
一个骑自行车的人被我撞了一下，他骂我：“你他妈是个傻子？低着头跑什么跑？”
我两手捂着包子，用两只脚轮换着抡他，把他抡成了一只忙碌着的陀螺。
到了我爹学校的时候，正赶上学生们下课。我看见一个教室的后面围着一群人，我爹在后面吆喝：“好了，好了，大家都回教室。”他说话的声音有些无奈，好象他不是教导主任，而是学校里的勤杂工。当时我就明白了，人群包围着的可能是我弟弟，大家又在拿我弟弟开心。我扒拉开人群一看，果然是我弟弟，他在给大家唱歌：我家小弟弟呀，半夜笑嘻嘻呀，问他笑个啥，梦见毛主席，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梦见毛主席……我拉着他就走，我爹就这样傻看着我，直到我走出了校门。我让我弟弟趁热把包子吃了，就让他在一个草垛后面等我。我返回了那个教室，一脚把门踹开了，老师还没等反应过来，我就把那些逗我弟弟的同学全拖出来了，一人在脸上来了一个“旋风腿”，他们趴在地下像一只只死耗子。我冲地下啐了一口，拍打了两下手，横着身子走了。走到门口，我爹跑过来想打我，我边跑边说：“我不上班了，我要回家照看我弟弟！”
晚上，我们三个人开了个家庭会议，最后达成了一致——把家搬到镇上，上班的时候由我带着我弟弟。
过了几天，我爹向学校要了一个宿舍，我们就搬去住了，村里的房子卖掉了，卖了一千块钱。
走的那天我很难过，看着那些刚开出花朵来的向日葵，看着墙角的花花草草，鼻子酸极了。
这样，我上班的时候就带上了我弟弟，一般我会背着他走，他的鼻息刺痒着我的脖颈，很舒服。
工友们见我把弟弟带来了，都很高兴，拿我弟弟当自己的儿子和弟弟，走到哪儿带到哪儿。
有时候工友们忙，我弟弟就象模象样地帮工，甚至还学会了看磅秤，上下不差三两。
那一年，我十六岁，我弟弟九岁。
我俩很快活，比我爹还快活。
秋天的时候，我们家里来了两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