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抑着爱、情欲，又亲手扼杀了儿子长白、女儿长安的幸福。学者曹书文认为七巧在某种意义上是曹、姜两个家族利益的牺牲品，姜家以牺牲家族名誉来换取健康的媳妇，而哥哥曹大年则以牺牲曹七巧的青春为条件，得到了地位的满足和经济上的补偿。而曹、姜两个家族的大大小小所组成的“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驱使七巧渐渐对正常的人性、人情丧失了最后的信心，她由常态发展为变态，由“被人食”而成为“食人者”。
曾经充满青春活力的七巧，被卖断嫁给姜家一位丧失性功能的男人，她不但在丈夫身上得不到情爱的生命体验，反而要日夜照顾他。但由于道德舆论的束缚，她只能将这种正常的人性欲求狠狠地压抑下来，她愈压抑就愈渴望得到满足，于是她向小叔姜季泽挑逗，但姜季泽的欲迎还拒留给她难以磨灭的感情创痛，最后她只能在爱恨交织中打发残余的人生。
她以变态、扭曲的方式来求得感情的宣泄和心理平衡，她千方百计地折磨死儿子的两个媳妇，无非都是要从情感上、肉体上占有自己的儿子，但“伦理道德”的禁忌又使其只能用深夜扣住儿子，以探测隐私的方式来折磨媳妇，进而满足自己畸形的情欲，演化成为人性、人情变态的极致。因此曹七巧的悲剧，既是家族制度的悲剧，又是生存和人性的悲剧。尤其是在她有幸取得了经济大权时，她已经被异化为男权中的一分子，她成为“父”的代言人。张爱玲在一九七一年接受水晶先生的访问时，曾称“《传奇》里的人物和故事，差不多都‘各有所本’的”；而张子静则更明确地指出，《金锁记》的故事、人物脱胎于李鸿章次子李经述的家中，他说：“在那之前很多年，我姐姐和我就已卷进《金锁记》的现实生活中，和小说里的‘曹七巧’、‘三爷’、‘长白’、‘长安’打过照面。”张子静说他见到他和张爱玲所称的“三妈妈”，“穿着一件深色的宽袖旗袍，很像是和尚穿的法袍或道士穿的道袍。相衬着这身衣服的则是她瘦削清癯的面容；脸上一片苍白，一点血色也没有。我如今还记得，当时远远看去，仿佛看到一个幽灵来到了人间。”
而这情景变成《金锁记》的曹七巧，则是“世舫回过头去，只见门口背着光立着一个小身材的老太太，脸看不清楚，穿一件青灰官织缎袍，双手捧着大红热水袋，身旁夹峙着两个高大的女仆。门外日色昏黄，楼梯上铺着湖绿花格子漆布地衣，一级一级地上去，通入没有光的所在。世舫直觉地感到那是个疯人——无缘无故地，他只是毛骨悚然……”真是何其相似。至于《花凋》，据张子静说是以舅舅黄定柱一家为蓝本的，女主角郑川嫦的悲惨遭遇活脱是张爱玲的三表姐黄家漪，也因此当舅舅看了《花凋》后，大发脾气。因为文中对他的批判毫不留情：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长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
孩子多，负担重，郑先生常弄得一屁股的债，他的夫人一肚子的心事。可是郑先生究竟是个带点名士派的人，看得开，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居多，因此家里的儿女生之不已。
郑先生是连演四十年的一出闹剧，他夫人则是一出冗长单调的悲剧。她恨他不负责任，她恨他要生那么些孩子；她恨他不讲卫生……
说不上来郑家是穷还是阔。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住了一幢洋房，床只有两只，小姐们每晚抱了铺盖到客室里打地铺……他们不断地吃零食，全家坐了汽车看电影去，孩子蛀了牙齿没钱补，在学校里买不起钢笔头……几位姑娘虽然是在锦绣丛中长大的，其实跟捡煤核的孩子一般泼辣有为。……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因此父母给川嫦介绍了在奥地利留过学的章医生，然而好不容易进行到缔结婚约的阶段时，川嫦却得了肺病，婚约告吹了。
川嫦的病，不禁让我们联想到张爱玲被囚禁生病的情景，川嫦的父亲不想拿出费用给重病的川嫦治病，而是利用人情，多方算计想让章医生出药费，川嫦绝望了，她不断地对自己说着：“总之，她是个拖累。对于整个的世界，她是个拖累。”这时痛苦的自我意识缠绕着她，“她的自我观念逐渐膨胀。硕大无朋的自身和这腐烂而美丽的世界，两个尸首背对背拴在一起，你坠着我，我坠着你，往下沉。”于是她只求一死，她想买安眠药自杀，张爱玲这样描述：她叫李妈背她下楼去，给她雇了一部黄包车。她爬在李妈背上像一个冷而白的大白蜘蛛。她身边带着五十块钱，打算买一瓶安眠药，再到旅馆开个房间住一宿。多时没出来过，她没想到生活程度涨到这样。五十块钱买不了安眠药，况且她又没有医生的证书。她茫然坐着黄包车兜了个圈子，在西菜馆吃了一顿饭，在电影院里坐了两个镜头。她要重新看看上海。这里面有着张爱玲的切肤之痛。三个星期后，川嫦死了，那是一九四二年，两年后《花凋》发表在《杂志》第十二卷第六期。《花凋》中川嫦有着张爱玲的部分投影，但不同的是川嫦最后死于肺病，而张爱玲却从父亲家死里逃生地“逃”了出来，并成为作家，然后用文字来批判她的父亲甚至整个家族。张爱玲对父亲有着深深的恐惧，这恐惧我们可从《金锁记》中长安担心男友世舫和她母亲曹七巧（此时已是“父”的代言人了）的见面中看出，“他果真一辈子见不到她母亲，倒也罢了，可是他迟早要认识七巧，这是天长地久的事，只有千年做贼的，没有千年防贼的——她知道她母亲，会放出什么手段来？迟早要出乱子，迟早要决裂。”于是她“与其让别人给它加上一个不堪的尾巴，不如她自己早早结束了它。一个美丽的苍凉的手势……她知道她会懊悔的，她知道她会懊悔的……”
而在《茉莉香片》中，传庆（亦可说是张爱玲）时时想学好国文取得言老师的欢心，可是面对言老师，他只是慌乱和痛苦；回到家中，他只想避着楼梯走，躲过父亲和后母的眼睛。在《多少恨》中，“家茵听到这里，突然调过身来望着她父亲，她头上那盏灯拉得很低，那荷叶边的白瓷灯罩如同一朵淡黄色的大花，簪在她头发上，深深的阴影在她脸上无情地刻划着，她像一位早衰的热带女人一般，显得异常憔悴。”
可见这种恐惧和父权的压力，对张爱玲而言不仅仅是肉体的戕害，也造成她精神上的惊慌不安。因此早在她被父亲囚禁逃出后不久，她就把这经过写成英文，投到《大美晚报》（Evening Post）去发表，那是刊登于一九三八年的What a life！What a girls life！一文。据张子静说，父亲看到了姐姐的这篇控诉，大动肝火，但也无可奈何！而当张爱玲成为当红作家后，她又把这件事细说一遍，这便是一九四四年七月刊登于《天地》月刊第十期的《私语》一文。
张爱玲以文字还击她的父亲，置其于难堪之境。从此我们不难看出张爱玲对其父亲的不满和痛恨。因此我们在《金锁记》看到那个患了“软骨症”的姜二爷，除了作为一个称谓、一张遗照外，始终不曾在本文中显身。学者邵迎建认为“这块丧失行动机能，仅残存着繁殖功能的‘没有生命的肉体’，隐喻着政治上被去势的清朝遗臣姜家——在政治舞台上失去权力，依靠权力所获得的遗产金钱苟延残喘，如同一堆没有骨头正在腐烂的肉”。
张爱玲的鞭笞可谓正中要害，道道血痕。在那“最后的贵族”中，由于“祖”的缺席，父权又不可逆转地衰落，母亲要不然失去面目，要不然成为“疯女人”——父权的代言人，而生活在这充满鸦片的浓香、空洞而昏暗的“大宅门”中的儿女们，有的似疯非疯地苟活着，更多的在徒劳地逃避，他们一无出路，只有“一级一级走向，那没有光的所在”，“苍凉”成为张爱玲小说的主题。
第五章 几番风雨海上花1
她再度“跌跌冲冲、踉踉跄跄地走了出去”，这次再也没有回头了！
她挥别心系的上海，挥别亲人，更挥别了爱情，让它此情可待，让它一切成惘然。张子静在《我的姐姐张爱玲》书中说：“抗战胜利后的一年间，我姐姐在上海文坛可说销声匿迹。以前常常向她约稿的刊物，有的关了门，有的怕沾惹文化汉奸的罪名，也不敢再向她约稿。她本来就不多话，关在家里自我沉潜，于她而言并非难以忍受。不过与胡兰成婚姻的不确定，可能是她那段时期最深沉的煎熬。”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无疑是意味着和平与安全的到来，但是这种感受却并不属于张爱玲。她甚至在早几个月前发表于《天地》月刊第十九期的《我看苏青》一文中，就预感到：“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望，我总觉得无限的惨伤。”同年十一月，上海曙光出版社出版由司马文森编的《文化汉奸罪恶史》，将她和张资平、关露、潘予且、苏青、谭正璧等另外十六个作家列名其上，书中列数她的“卖国行为”、“罪恶事例”，指责她在《杂志》、《天地》、《古今》等“汉奸”刊物上发表文章，还参加一些亲日性质的文化活动，像一九四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由《新中国报》主办的“纳凉会”等等，更为严重的指责是说她出席了一九四四年十一月十二日在南京举行的第三届“大东亚文学者大会”。
我们知道张爱玲在走红的两年间，作品主要发表于《新中国报》系统的《杂志》月刊、《新中国报》副刊“学艺”、苏青主编的《天地》月刊、柯灵主编的《万象》月刊、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月刊、周黎庵主编的《古今》半月刊、周班公主编的《小天地》月刊和由一九四年三月在南京创刊后来编辑部移到上海的《新东方》月刊及由胡兰成创办的《苦竹》月刊等九大刊物中。
其中除了《紫罗兰》及《万象》外，几乎都是与日伪有染的文学期刊《杂志》，其中《新东方》是由曾任汪伪政治局局长的苏成德负责的，张爱玲投稿该刊可说是胡兰成牵的线，而《苦竹》更是由胡兰成所创办的。因此作家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中就说：张爱玲在写作上很快登上灿烂的高峰，同时转眼间红遍上海。使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因为环境特殊，清浊难分，很犯不着在万牲园里跳交际舞。——那时卖力地为她鼓掌拉场子的，就很有些背景不干不净的报章杂志，兴趣不在于文学而在于为自己撑场面。上海沦陷后，文学界还有少数可尊敬的前辈滞留隐居，他们大都欣喜地发现了张爱玲，而张爱玲本人自然无从察觉这一点。郑振铎……要我劝说张爱玲，不要到处发表作品，并具体建议：她写了文章，可以交给开明书店保存，由开明付给稿费，等河清海晏再印行。……可是我对张爱玲不便交浅言深，过于冒昧。……我恳切陈词：以她的才华，不愁不见之于世，希望她静待时机，不要急于求成。她的回信很坦率，说她的主张是“趁热打铁”……张爱玲曾明确表示“出名要早”，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