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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毛“蜜月”
在这一段时间里，无论于公于私，戴毛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密，可以说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过去，局外人的议论不少，有的说，毛是戴的“影子”；有的说，毛是戴的“替身”。透过表象，剖析内因，方知双方功利与满足的吻合，灵魂意志无代价地转赠、乃至合壁，才是更深刻的契机。
戴笠对毛人凤倍加重用，与其说是“老板”的知人善任，不如说是毛人凤对戴笠的深知与迎合。早在少年时代，他就领略到了对方的领袖癖，因此在体现权威的时候，他知道戴绝对容不得别人显山露水，损害自己的威严。
可是军统内部谁能时刻保持清醒，不逾雷池一步呢？比如周伟龙、梁干乔、张炎元、徐亮等“开山元老”，酒足饭饱之际，捞着个话引子就顺杆儿爬，吹吹当年的“赫赫功绩”，时不时要捎带出些许“老板”败走麦城的故事。
另外，再就是江山帮的弟子，更喜欢谈谈青少年时代与“老板”摸爬滚打的情谊，即便是说荣耀，小孩子家的玩趣，有多少能登堂入室？结果落了话柄，惹得“黄马褂”们一派不屑言语。这些作为传到戴笠耳朵里，都令他十分不快，明里难以呵斥，便成为“隐病”、“块垒”埋于胸际，一旦到了吐出为快的时候，对象就要倒霉了。
唯独毛人凤是个例外，非但对自己的过去缄默不语，也绝不谈什么“老板”的青少年时代（其实他倒是最有资格的），真有机会表示意见，他只强调：“我们都是戴笠的部下，有的还是他的学生。”毛人风这样说了，也这样做了。比如，当时军统局在重庆掌管的公开单位很多，局本部各处室的头头脑脑时常以视察工作为名，前去捞油水。毛人凤从来不凑这个热闹，即便外单位的负责人主动上门邀请，他也是这个态度，而且还告诉人家：“我不是单位的负责人，只是内勤部门的帮手，我没有必要，也不便出去视察。”
这些行为落在戴笠眼里，好生舒服，立即觉得毛人凤没有“野心”。
对戴笠而言，毛人凤没有“野心”是不虚妄的，因此他的“谦逊”臣服能做到表里如一。再加上心细如丝、谨慎小心的天性，工作中几乎从下出差错，确实令别人难望其项背。戴笠在军统搞家天下，喜欢仿效蒋介石的办法，一手靠宗亲乡党，另一手靠弟子门生，途径是大办各种特工训练班，由此“学生”就成了他的“三宝”之一（另外两宝是汽车和手枪），所有的特工训练班主任一职，戴笠都自己兼任，日常事务由副主任负责，但他们大多只能干一期，或者不足一期，他是怕时间长了，感情这东西会坏事。息烽训练班的副主任徐亮，是特工起家的“十人团”成员之一，资格很老，待学生也不错，学生毕业后写信给他，称他“妈妈”，戴笠知道后大发雷霆。当时，毛人凤在场，瞧着戴笠拍桌打凳的模样，更将这前车之鉴牢记心头。所以，军统局在重庆的许多特训班副主任安排毛人凤去进行“精神训话”时，他的态度十分明确——能不去的尽量不去；非去不可的，只作一般性的业务报告，从不以领导人的身份自居。
另外，自国民党定鼎南京后，各机关学校每逢周一都要举办“总理纪念周”的活动，渐成制度，军统局也不例外。按规定纪念周应由机关首长主持，首长不在，幕僚长可以替代。由于戴笠兼职过多，经常外出“视察”，不在重庆，主持“纪念周”的任务，名正言顺地落到了主任秘书郑介民的头上。
可是，郑介民出于不言而喻的原因，很少到军统局办公。依次类推，“代理”
主任秘书毛人凤又成了另一个合适的对象。毛人凤却不肯沾这个光，千方百计地笼络贪小的郑介民夫人。以后，轮到纪念周的前一天，他就打个电话给郑太太，逼迫“惧内”的郑介民按时到会，不得有误。这样一来，戴笠越来越认定毛人凤是一个忠实可靠的助手，并放心地把愈来愈多的权力交给了他。
除此而外，毛人凤还能够准确地号准戴笠的心脉，并以此为准绳，处理事务，无论大小公私，从不含糊，那种合节合拍的精妙，简直就像两个躯壳共有一个灵魂，这一点也是任何其他人做不到的。就拿忠义救国军的移交事件来说，当时迫于上峰的压力，戴笠不敢顶着不办，只得在具体过问此事的侍从室主任林蔚面前，吩咐毛人凤召回忠义救国军的总指挥马志超来重庆接洽。毛人凤表面上唯唯应允，心里却知道戴笠一肚子的不乐意，因为掌握一支武装历来是他的奢望。于是，毛人凤变着法地予以拖延。不久，马志超来到重庆，毛立即关照他不要逞能，尽量取消极态度。忠义救国军的各个“纵队”，分散得很，一旦缺少了上至毛人凤，下至马志超以及各个“纵队”司令的诚意配合，谁有本事一揽子接收下来？结果，移交工作从今年拖到明年，从春天拖到秋天，一直拖到抗战胜利，都没有完成，最后，在帮助戴笠进行“劫收”时，却发挥了先锋抢滩的作用。这当然是后话，但论起功劳来，首推毛人凤。
类似这样心领神会的默契，还可例举许多。比如戴笠生性喜爱结友，三教九流无所不纳，表面上看，亲亲热热，称兄道弟，真正贴心的并不多。在处理这类关系时，很少有人能像毛人凤那样把得准深浅。有一次，胡宗南从西安来重庆，按惯例应住在戴公馆里。那一天，恰巧戴笠不在，毛人凤即通知总务处长沈醉准备招待，特别叮嘱，要把戴用的、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沈醉感到很为难，因为他知道，“老板”看起来大方，但亲疏有别，凡他用的、吃的东西，是不大肯随便让人动用的。毛人凤看出了沈醉的犹豫，马上强调说，你尽管按对待老板一样的规格去招待好了，否则，“老板”会大发脾气的。沈醉听罢，照着办了，果然无事。相反，军统局华北实验区区长马汉三，海外区区长黄天迈这样的人，大家伙眼里，都以为跟“老板”极有交情，红得近乎发紫，以至于像乔家木、周伟龙、张炎元这样的“元老”，都跟他们套亲近，但毛人凤却处理得很有距离，他知道：“老板”对这两个人只是利用而非信任。
与此同时，在处理有关情报之际，用不着戴笠开口，毛人凤也能对一应“私交”关照得极有分寸。重庆时期，军统局的情报五花八门，除了“反共防赤”、“曲线救国”、“侦控异已”是主要的以外，同时还负有注视蒋介石嫡系部队动向的任务。一旦这方面的情报摆在了案头上，哪些秉公而论，哪些藏拙留中，哪些快送，哪些慢发，毛人凤心中有一把按戴笠心意丈量的尺子。如果是卫立煌、顾祝同之类，就要鸡蛋里挑出骨头来；如果是刘峙、汤恩伯等，抓几根杂毛无妨；如果是胡宗南、蒋鼎文，那就非得掩饰不可，实在瞒不住的，亦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再就是毛人凤无条件的敬业态度与无代价的奉献精神旁人难以企及。据沈醉回忆：在抗战时期，毛人凤于“军统局本部大礼堂对面一间小楼房里，安心地呆了几年。那是一间一丈五尺左右见方的办公室兼卧室，比一般处长的办公室都不如。他整天守在那里，拟阅数以百计的公文，一直到半夜才能休息。”有一段时期，蒋介石因受宋美龄、宋蔼龄的影响，对戴笠的某些作为不甚满意，其中也包括他利用乡党挤走郑介民的事。于是，戴笠便想保送毛人凤到中央军事学校高级班去受训，弄个资格，并且避一避眼前的矛盾。
可是谁来取代他呢？戴笠犯了愁，横竖过了一遍亲信的名单，决定把原任上海二区区长的姜绍谟调来，“用龙换凤”。姜绍谟应召来到重庆，戴笠马上会见，表明了要姜接替毛人凤的意思。姜未置可否，当夜便宿在罗家湾军统局本部内。第二天一早，姜绍谟5点多钟起了床，在大院里散步。山城雾浓，这会儿还是一片昏暗，只见大礼堂对面毛人凤呆的那问小楼里，透出一线灯光，便走了进去，印入眼帘的是——毛人凤正坐在办公桌前，埋头批阅公文。
姜绍谟脱口道：“哟，你起得比我还早呀！”毛人凤一惊，抬头看是姜绍谟，一边起身让座，一边说：“哪里哪里，我还没睡呢。”这下轮到姜绍谟暗暗吃惊了。事后，他再去见戴笠，开门见山地说：“你还是别让人凤走吧，我接不了他这份工作。”戴笠忙问为什么？姜把早晨的事说了一遍，声称自己做不到。戴笠没有办法，只得让姜绍谟去了别的部门。其实，有其一，未必有其二；有其二，未必有其三，诺大一个军统局，戴笠还真找不出第二个近似于毛人凤的人来。无计之余，只得拿出“人言不足恤”的勇气，继续让毛人凤干下去。
这样一来，毛人凤严然成了戴笠须臾难离、且又是最重要的佐助，私人关系随之也亲密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即便在排他性极强的领域里，两人也能相互兼容。比如说对待女人，戴笠渔色成性，军统上下无人不知。早年落魄江湖，混迹下层，在此道中耗去不少时光。后来，有了地位，“寡人之疾”
（《孟子》“寡人有疾，寡人好色”语）愈患愈重。平时，见了太太小姐，稍稍有点风骚，骨头酥下去，淫念升上来，单在军统局内部，情妇就有余淑衡、赵蔼兰、叶霞翟、邹志英等一串。此外，还特别喜欢单独接见干部家属，密室谈心，几个小时不知疲倦。所以，知道“老板”这一爱好的人，凡是遇到尴尬的事，大多怂恿“家属”（指小妾相好）出面求情，常常能收到免灾去祸之效，为此，“黄马褂”们戏称这类勾当为“如夫人战线”。
毛人凤不像戴笠，于女人一道玩得那么猖狂，而是脑子里想着，心眼里惦着，看准了出击一下。这一点，戴笠在读中学的时候就知根知底。因此，谈论女人，戴毛之间无所遮拦；把玩起来，也不忌讳谁的先手，甚至来个接力传递也非罕事。军统局的“黄马褂”们有个说法：“大毛”与“老板”总角相交，从来是有福共享，有难同当，连玩的女人亦不分彼此。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跟胡逸民的小老婆向友新的关系。
起初，戴笠见色起意，对向友新萌生淫念，及至鸳梦成真，毛人凤帮了不少忙。后来，由于工作上的单线联系，毛人凤坠入了情网，苦于碍着戴笠的面子，眼巴巴地熬着，一晃就是三年。其间各自历练了一番，向友新改名向影心，先是“嫁”于汉奸殷汝耕，密谋暗杀未遂；继而又因“美人计”被陈果夫戳穿，暴露了身份，灰溜溜地回到军统局本部。此前，戴笠已看出毛人凤的“苦情”，眼下，趁着重逢的惊喜犹在，决定裁减自家“班底”（指情妇群），割舍转赠，特准毛人凤与向影心组成家庭。当时，军统内部有一个奇特的规定：即“抗战时间，凡属本局职员，禁止结婚”。道理是先国后家，公而忘私。为此，戴笠还作过一个通俗的比喻叫：“针不能两头尖”，意思是说，人的精力有限，不可能顾了这头，又顾那头。规矩制定出来后，曾有几个偷偷违法的，相继受到了严厉的处分，甚至连戴笠的卫士也无从赦免。
偏偏毛人凤属于例外。结婚前，戴笠亲自替他在重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