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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得到的是一记巴掌。
隐忍之心
宣统三年（1911年）初秋，在老丈人的资助下，毛善馀考进了江山县文溪高等小学堂。这所学校是按照张之洞等朝廷大臣们拟定的《奏定学堂章程》设立的。规定只收五年制的初等小学堂毕业生，相比当年的乡塾，自然是桌子量凳子，高了一截。
毛善馀初辞稼穑，又闻墨香，重新琢磨断弦再续的从学生涯，不争不抢，否极泰来，又一次尝到了忍耐等待、随缘而成的好处。再说新地陌路，无依无靠，他更把沉稳自抑，不露机锋的退守功夫把持得紧了。堂堂一个文溪高小，从上到下，没有不说善馀谦谨敦厚的。
然而，自抑屈从于外力重压，期待得愈多，限制也愈多，自由禀性期以迸放的渴望也愈热烈，就像地表上的岩石一样，硬冷厚重的内在却是奔腾的溶浆。善馀这时的心灵正经受着两重世界的煎熬。白天，他恭敬处事，不为忤逆，仿佛匍匐在别人的世界里。夜里遐思无限，心志张扬，如同驰骋在自主的世界里，忽而高仰，忽而低俯，现实梦境，亦真亦幻，从中心理固然得到了调适，心机却变得超乎寻常的深邃与不可捉摸。当时，文溪高小曾发生过一桩震惊学堂内外的事，详述前因后果，倒很能解读毛善馀这个时期的性格。
当时，和毛善馀一起考进文溪高小的，还有姜春梅娘家的内亲王莆臣，他比善馀小5岁，称善馀为“五哥”。他的父亲是个中医郎中，在城关镇开诊所，相比其他的一些同学，王的手头要宽裕一些，为此就成了一些高年级学生时常勒索的对象，特别是那几个不成器的乡绅子弟，入学就是仗着老子走动县学教谕的门路成就的，平时不好好念书，常常溜出学堂，在外干一些吃喝嫖赌的肮脏勾当，钱不够花了，便敲同学的竹杠。王莆臣年幼力单，在他们眼里就像随意拿捏的羔羊。面对如此蛮横的强抢豪夺，当“五哥”的善馀不能不拿点当哥的模样来。但“忍辱”惯了的他，出头不敢强项，只会打躬作揖讲好话，这几个小恶棍哪里会吃这一套？听得不耐烦了，索性连带着把毛善馀也结结实实地揍了一顿。
小恶棍逞过威风，扬长而去，毛善馀一声不吭，领着哭哭啼啼的王莆臣回到了寝室，好言抚慰，哄得小弟睡着了以后，方开始倾倒心中的怨毒。他独自盘算了好一阵，想起个人来，那就是早自己一年进文溪高小念书的周启祥（这时已改名为周念行），于是拔足狂奔，半夜里敲开了周寄宿的学生寝室的大门。周念行披上衣服走到门外，两人捉头嘀咕了半天。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学堂里早起打扫院子的役夫在东墙根发现了这几个小恶棍：一个个被布条蒙着眼睛，堵住口，手足并捆，像赤豆粽子一般堆在泥地上。衣服解开一看，浑身上下都是伤痕，抬到家里，足足躺了四五天才可下地。学堂监督找他们一问，说是夜里睡不着觉，便去东墙根处练体操，没想到这里伏了伙强人，不等他们叫出声，便扑将过来，整治成了“粽子”模样。
学监听着没头没绪的讲述，明白是这几个宝贝在外惹祸遭了报应。但碍于受过他们老子好处的情份，自然要装模作样地来一番“缉凶”，结果闹腾了半月有余，也没人提供线索，便打算偃旗收帆。那几个挨揍的“宝贝”怎肯甘休，搜索枯肠，忽然想到了出事前榨过毛善馀、王莆臣那一节事，便跑到学监那里揭发。学监一边听，一边摇头，这怎么可能呢？一个是全学堂年龄最小的娃儿，一个是全学堂闻名的敦厚“君子”。于是，履行公事般地把毛善馀、王莆臣叫来，轻描淡写地查问了一下。年小的战战兢兢，敦厚的一脸中肯，结果自然是毫无所获。最后，学监自认晦气，一面托人说情，一面备了厚礼，亲自去那几个小子家里赔不是，这才把事情平息了下去。
谁知，学监还真看走了眼，策划这事件的主谋，恰恰是貌相恂恂的毛善馀，原来，那晚他和周念行嘀咕了半天，目的就是求助。周一听，便说我有个要好的同学戴徵兰（戴笠在文溪高小时的学名），仙霞乡人，最爱打抱不平，何不请他帮忙。于是，周念行从中联络，约好了两人见面的时间。一照脸，互通年庚家谱，真是世界太小，又拱到了一个窠里。原来，毛善馀和戴徵兰不但是同年同乡，而且还有着另一层特殊关系，即戴在乡塾的启蒙先生毛逢工，也是毛善馀的本家伯父。接下来，场面好不热乎，帮忙的事戴徵兰满口应允。他不像毛善馀惯处弱势，从小就是个作威作福的孩子王，张手便呼来了一群不安分的朋友。毛善馀赶忙制止，以为那几个家伙的老子都是本地的势力人物，明刀明枪地干，到头来大家一起倒霉。不如风高月黑，不露声色地搞一下，让他们瞎猫逮不住活耗子，明吃亏一趟。于是，连日策划如何觅踪，如何埋伏，如何动手，布置得环环相扣，果然一举成功。
事后，戴徵兰对毛善馀深藏不露、长于心机的隐忍功夫十分赞赏；毛善馀则对戴徵兰敢作敢为的胆魄与强悍粗豪的性格钦佩不已，总觉得和他在一起，自抑的积郁得以一吐为快，弯曲的脊柱终可挺直，干什么事都会充满信心。或许就是这种互补的心灵磁力，使得许多渴望而不可得的东西变为现实，戴徵兰很快也成了最能吸引毛善馀的人。
这在以后的岁月里，表现得更加充分。
“青年会”书记员
1912年元旦，南京成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一番号令，万象更新，等到学生们度完寒假，重返文溪高小时，学堂已按照新政府教育部颁布的《普通教育暂行办法》的规定，改称为“学校”了，那个学监也有了新名，叫“校长”。然而，对学生们影响最大的，还是教育法令宣布对前清学部颁行的教科书的废止，初小、高小的学生再也不用读经了，取而代之的则是提倡“五育并举”，即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这对靠着读经功夫授课的先生们来说，可是出了大难题。指望着新教科书指点吧，有关部门一时半会儿编印不出来；靠着自己的理解以救燃眉吧，说透了，这不等于是巾生扮了小花脸，自己出丑吗？于是三五天捱下来，学校里乱了套，闹哄哄的，先生不像先生，学生不像学生。
不过，这种状况对戴徵兰一伙倒是很合脾胃，他们早就对旧学堂的规矩厌烦透顶，只要是对着干的勾当，心里一百个愿意，更何况现在又有了政府的号令，大旗一挥，猎猎作响，一个个都成了冲击旧秩序的陷阵者，并且还追逐社会上正流行的结社风，发起成立了一个叫“青年会”的组织，以宣传讲卫生、禁止吸鸦片和反对女人缠足为宗旨，玩起了新潮。
戴徵兰是发起人，会长的位置自然不会留给别人。周念行笔头功夫不错，诸如“青年会”发起宣言、征集会友启事等舞文弄墨的事，都归他操持，毛善馀写得一手好字，戴徵兰选他当了书记员，总之，丁归丁，卯归卯，大小角色安排停当，“青年会”的活动便风风火火地展开了，逗得那些平时也为旧规矩所累的学生们技痒，纷至沓来，一下子搞得阵容壮大，名头响亮，成为学校里最显眼的学生组织。
毛善馀从来没有经历过自己当家、一呼百应的场面，尤其是看到曾经仰为泰斗的校长先生在戴徵兰面前平和谦恭的姿态，陡然间觉得体魄撑大了，许多过去敢想不敢说，或是敢说不敢做的禁锢，一下子都解放了。然而，孩子的顽性，怎及得上革新家们的理念，“五育并举”，到了“青年会”手里，便另有一番新内容：“军国民教育”成了每天早晨玩刀弄棒的习武活动，发展到后来寻衅打群架成了家常便饭；“实利教育”，开始还讲究名正言顺，搞个木工部，学点儿手艺。再往后渐渐地离谱，制成的小家具索性被拿到街上卖掉沽酒喝；“公民道德教育”更不像话，只要到“青年会”里转一转，那种烟雾缭绕、酒气熏人、赌具满地的场面，谁都知道最需要接受道德教育的是准；至于“美感教育”，几乎无从启口，除了议论女人的面孔和身段，就是唱唱黄色小调。后来有人回忆这一时期毛善馀的表现，说他赌钱喝酒均有爱好，也喜欢谈论女人。唯一不同的是，他不像戴徵兰那么粗放，那么直抒胸臆，而是跟在后面应合，不随意挑头发动话题，不大声作惊人之语，即便笑，也常常是有容少音。
自诩人凤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民国临时政府的北迁和袁世凯的谋篡成功，“青年会”的黄金时代也告结束。不久，袁大总统在指使国会炮制的宪法草案里，写上了“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之本”的内容，一经公布，旧俗张目，包括文溪高小的那些老夫子们，马上闻风而动，联络上江山县的遗老遗少们成立了“孔教会”，发宣言，上呈文，对各种进步的社会活动和思潮大加鞭挞。“青年会”本来就不伦不类，再加上种种越轨行为的外露，已为社会舆论所不容，到了这时便成了软柿子，被人捏得皮破汁流。紧接着，袁世凯又颁布了《注重德育整饬学风令》，说是考察当今各学校实际情形，“其管理认真日有起色者实不多见，大多敷衍荒嬉，日趋放任，甚至托于自由平等之说，侮慢师长，蔑弃学规，准诸东西各国学校取服从主义，绝不相同。
倘再事因循，不加整饬，恐学风日坏，污俗随之，关系于世道人心者至大。。著教育部行知京师各学校校长，并督饬各省教育司长，凡关于教育行政，一以整齐严肃为之。学生有不守学规情事，应随时斥退，以免害群而示惩儆。”
有了这把“尚方宝剑”，“青年会”可算是遇上灭顶之灾了。前一阵子好不畏葸的老学监立即抖擞起精神，东搜西罗，一下子列了“行为放任”、“言论悖逆”等七大罪名，勒令“青年会”解散，并且警告会中人，若不及时改过，即行斥退。
毕竟是一帮不够斤两的大孩子，忽见棍棒加顶，一个个都吓破了胆，乖乖地收敛起来。好在毛善馀的放浪形骸有影无形，稍纵即逝，惹人注目的只是戴徵兰之类，所以很容易就躲过了先生们的斥责。待一切恢复平静后，毛善馀想想那段放任的日子，心中还是挺留恋的，有时，在学堂外偶尔遇见比自己高一年级的戴徵兰，见他还是那副桀傲不驯的样子，心底里又像是充了电，热热的颇有激情。
不久，县里派来了一位姓周的先生，取代老学监当校长。他倒是治校有方，为了刺激大家发奋，宣布成绩优异的，可以通过考试拔擢跳级，提前毕业。毛善徐本来就把读书看得很重，忽然又有了新的刺激，动力不打一处来。
再加上忍得刺锥悬梁的苦楚，一番用功下来，居然能提前与戴徵兰、周念行等同期毕业。当时，还有一位与毛善馀同时跳级的学生，叫姜绍谟，江山廿八部人，他不仅与毛善馀同年，而且还是毛未过门的妻子姜春梅的本家。这次获得跳级的美誉，比毛善馀来得更不容易。因为他是当年春天考进文溪高小的插班生，年底就毕了业。好事者为之扬誉，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