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伪的军事部署作了调整，具体地说，也就是把受重庆方面控制的伪军主力逐步调到京沪周邻或其他交通要津上，以防止共产党、新四军的“趁虚而入”。这些“成绩”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赏，戴笠听得受用，也认为毛人凤荐人有功。
不过，有一点必须说明，如果以此类推毛人风用才不问亲的话，便失之偏颇了。因为毛打破的只是戴的用人惯例，并不妨碍陈、周与他的亲近。这从毛人凤对毛森的百般重用和庇护中也可看出他对用亲的独钟。
毛森，即是毛人凤在浙江警校任文书时结识的假毛善森，因同宗关系，一直受到毛人凤的照顾。抗战初期，毛森在福州警察局当特警组长，“苏浙行动委员会”组建时，由毛人凤提携，调任别动军直属第二大队任队长，进而连升杭州站站长，上海行动总队总队长等职，由此成为毛人凤的亲信。据沈醉回忆：“毛森每次来重庆，在毛人凤家中进出最多。毛人凤也有意培植毛森。”1942年以后，“曲线救国”的口号取代了“抗日建国”，为了实施这一方针，毛森出任了军统局一个十分重要的位置——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的指挥官。要说根据，用亲不疑是最好的回答。此前，毛森曾在上海公干，由于军统机关突遭日特破坏而锒铛入狱。监禁期间，说不清作了何种交易，毛森竟被日特奉若上宾，礼待有加。后来，随着戴记特工与汪伪特工关系的“升温”，毛森与日伪的热络劲更趋公开化。1944年初，毛森设法摆脱了日特的软禁，返回“国统区”。照例，先要通过军统局的特别审查，才可任用。
再说，先前黄埔出身的陈恭澎因投敌被戴笠宣布为汉奸后，“黄马褂”们倍感面上无光。如今见毛森不干不净，巴不得弄成一个汉奸，好与“江山帮”扯平。于是种种不利于毛森的言论沸沸扬扬。然而，毛人凤却装聋作哑，不闻不问，马上授毛森以中美合作所东南地区指挥官的要职，叙阶少将，颇有用人唯亲之嫌。自此，“浙江三毛”成为一说。
幸亏接踵而来的“大接收”、“大受降”中，“曲线救国”的铺垫表现了强劲的后期效应，给了毛人凤“立大功劳”的机会，于是小皆之微，不足兴澜。
接收急先锋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被迫接受波茨坦公告，无条件地向同盟国投降。蒋介石面对突如其来的胜利，根本来不及把龟缩在大西北、大西南的数百万“国军”运送到华北、华东、华南地区，去接受日寇的投降。相反，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却一直战斗在抗日第一线，立即对北平、天津、济南、武汉、南京、上海等大城市采取了“近水楼台”的进取态势。蒋介石感到如芒刺在背，决定立即实施变伪军为国军、抢先“摘果子”的接收计划，于是“曲线救国”中早与各地伪军暗中有勾结的军统，便成了实施这一计划的急先锋。
8月10日，戴笠正陪着梅乐斯在浙江淳安一带视察，坐镇罗家湾大院的毛人凤责无旁贷地负起了全面的责任，忙里忙外，事必躬亲，每天几乎只睡两三个小时，通宵达旦地出演“连台本戏”。一方面他要有效快速地实现老蒋的工作要求；另一方面他又要把各项工作的考虑与实施情况及时通报戴笠，在“老板”的支持肯定下全力落实。
首先，兵贵神速，未等日本天皇发布全体“皇军”无条件投降的诏书，毛人凤便遵照戴笠的指示，向周佛海、任援道等汪伪政权的要人发出委任状，给以“上海市行动总队总队长”、“南京先遣军司令”的名义，让他们用现成的汉奸武装替老蒋看住南京、上海的地盘，以防新四军进入。与此同时，急命毛森迅速组成忠义救国军前进指挥所，集中各种杂牌的军统武装向上海挺进。当时，中共华中局已谋定而动，准备举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配合新四军接管上海。后来，这个计划被迫放弃，其间因素很多，毛森的行动迅捷，肯定是一个重要的方面。
其次，根据戴笠的指示，毛人凤调精兵遣强将，加强第一线，包括采取建立“先遣组”，授予主动权等紧急措施，以确保军统在“接收”过程中的王导作用。这一点，在“捍卫”首都的对抗中尤为突出。早在日本人投降之前，中共地下党曾通过内线，对驻南京一带的伪军进行过策反，以争取他们发动起义，配合新四军接收南京。俟日寇投降后，周佛海接受重庆的指令，决意投靠国民党；但伪军政部长萧淑宣、伪南京市长周宪文等则主张投降新四军。双方僵持不下，形势陡落变局之中。军统南京站站长周镐未及请示，抢先行动，宣布成立“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京沪总队南京指挥部”，声称已接管南京。接下来，又立即对萧、周实施监禁，一场混战，萧被当场击毙，周成重伤，事实上堵死了伪军向新四军献城投降的道路。事后，戴笠不知是囿于亲用的惯例，还是什么其他的原因，不但不奖赏，反而以擅自行动，不经许可地动用“国府军委会”的罪名，把周镐关了起来，直到戴笠死于飞机失事，才由毛人凤将其开释出来，重见天日。
再就是，确保“华东工作”优先的同时，毛人凤还积极有力地开展了对华北、华南地区的抢夺。就在日本人宣布投降的当天，伪华北绥靖总司令门致中，伪广州要港司令招桂章以及早与军统接上关系的庞炳勋、孙殿英、张岚峰、吴化文、孙良诚等大大小小的伪军将领，都收到了由罗家湾本部发出的派令和指示，中心内容只有一个，即抢先以“国军”的名义，接管“沦陷区”，武装抵抗八路军、新四军，等待正牌“国军”的到来，一夜之间“伪”字号翻成了“国”字号。但伪军将领们对个人前途毕竟捉摸不定，心内忐忑。
他们为了向老蒋索取进一步的“保证”，一方面按令行事，另一方面又纷纷派出代表前往重庆摸底，罗家湾大院顿时成了接待处，毛人凤不厌其烦，来一个，见一个，来两个，见一双，忙得没钟没点。如果碰上身价高一些的，还要亲自陪同面谒“最高当局”。如此一番春风休浴般地排忧解难下来，终于使那些伪字号“国军”，心甘情愿地扮演起了“马前卒”的角色。
对国民党于大接收中的作用，当时在所谓的“光复”区域，有一种普遍认同的说法，即天上飞来的（指重庆派出的“接收大员”）不如水上漂来的（指美国人用军舰运输登陆的“国军”）；水上漂来的不如地下钻出来的（指所谓“地下工作者”）；地下钻出来的又不如摇身一变的（指委以各种名义的翻牌汉奸），而后两种人的作用，恰好是军统独领风骚的实绩。为此，于8年抗战中几乎没有为民族立过一个大功的“毛座”，因为接收中的“大功劳”，又得了两枚勋章：一枚是青天白日胜利勋章；另一枚是忠勤勋章。
建立“肃奸会”
勋章的授予，通常要经过军统局请勋，军令部审核，铨叙厅议勋，再报请“最高当局”批准，由国民政府盖印颁发的繁琐程序，周转得快一点、也要个把月。毛人凤要务缠身，顾不得在消受愉悦心情中慢慢地等待，马上紧锣密鼓地操持起夹袋中的预谋来。
事情还得从5月份的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说起，当时会议确立了一揽子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反共建国的方针。联系军统的实际，戴笠制订了相应的独拔头筹的目标和方式。目标很明确：从敌伪的武装力量、军事物资，直到不动产业、金银珠宝，乃至汉奸太太，都要抢夺，毫厘不让。方式却颇费周折。按照戴笠原先的想法，随着抗战的结束，那些本由军统控制的公开机构，诸如缉私处、交检处等等，很可能要自行萎缩，取而代之的常规机构，即警察部门的职能一定会大大增强，大凡立案侦讯、扣捕人犯、查封财产等，无一不是警察部门的操持。因此，心须把这张牌攥在手里。戴笠也考虑过促成此事的把握：早在抗战前，国民党已经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那就是把警察系统作为特工控制的公开单位。如果顺沿旧规，再竭力争取一下，手到擒来是完全可能的。出于这样的考虑，戴笠责成毛人凤尽快会同人事部门，拟出一份未来各大中城市警察局长以及主要班底的人选名单，俟“最高当局”议论此事时，呈报核准，一举确立军统在这方面的优势。
毛人凤照单全收，一方面按照戴笠的指示加紧工作，同时也提出了一些“补充”意见：他根据久历专区、县府两级行政的经验，认为沦陷区光复以后，中央对接收工作一定有个通盘考虑。相比而言，张群、吴鼎昌、翁文灏等新政学系头头，精于行政的路数，如果趁着眼下邀宠之际，提出对口交代的方案，很容易得逞。接着毛人凤用自己的经历作了现身说法。他说，自己和善高当年随周启祥去黄陂公干时，事先按财税、土地、建设、教育、公安各口搭好一套接收班底，启祥按印的同时，我们就各自对口，让前任照档册办交代。尽管有花钱买高抬贵手的暗事，但跨跃界限，不对口径的情况却很少发生。比如，当时有一批建筑材料是前任县长以修建县政府房子的名义买下的，准备给自己盖公馆，没等图样打好下台了。照理，这批材料应由建设科接收，但查找存档，发现是挪用了教育经费，于是教育科和建设科两家争执起来，直闹得面红耳赤。一堆木料砖瓦尚且这么争法，遑论沦陷区那么多人力财物？
毛人凤一席话说得戴笠警觉起来。“果真按对口交代的行政惯例实施接收，警察局顶个屁用？充其量不过是拿下伪警局的人马枪枝、房子汽车，再就是拘留所里的小偷乞丐，妓女毒贩，还得给他们弄饭吃。”戴笠混过下三流，知道局子里的事，想到这一茬，恍然大悟，才明白毛人凤的“补充”意见，其实是个不敢苟同的暗示，于是重打算盘，认真地倾听了毛人凤的新构思。
毛人凤新构思的要点是：抓注“肃清汉奸”的题目做文章，向“最高当局”建议：凡是曾经沦陷于敌伪的地区，一旦光复后，迅即成立肃奸委员会，凡检举拘禁汉奸，侦讯获取罪证，认定查封“逆产”，一概在肃奸委员会统一指导下进行。这个委员会不受接收班底的统属，直接听命于该地的最高行政长官。毛人凤的新构思可谓老谋深算，因为军统长期工作于对敌伪斗争的前列，很可能以熟悉情况、经验丰富、耳目灵通的优势，担当各地“肃奸委员会”的主任，真可谓：摈退旁人，独自出见，请也是我，不请也是我。
主意拿定，毛人凤多了一项差使，除却会同龚仙舫斟酌各警察局长的人选名单外，还开始拟定组建“肃奸委员会”的计划和组织章程。具体由周念行牵头，纠合几个学法律的专才，先草拟出一份文件，交毛人凤过目。毛人凤忽觉仅有“肃奸”两字颇有歧义。前不久，中共在七大上驳斥国民党以“奸党”、“奸军”相称的污蔑之词，这就很可能被舆论误解为反共的特务机关。
眼下，团结对外，反对内证的呼声颇高，不要因此给“领袖”增添麻烦。另外，“肃奸”之“肃”，过于强调行动，看不出与侦察审讯、查封敌产之间的关系，于是提笔一改，成了“肃清汉奸案件处理委员会”，随后再作些补充修改，连同那份警察局长人选的名单，一并交给了戴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