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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稍有勾动，心中的怨怼便跟着贪欲一起朝外冒，假推真就地成了毛人凤的卒子。
得人钱财，替人消灾。蒋唯生在沈醉的指点下，铺纸给者龙写信，声称龙的旧部都希望在困难时期重新得到老主席的“关怀”，藉此迷津有渡。老龙怎知是计，立即回信要蒋唯生再赴香港。临行前，毛人凤给蒋一笔钱，并亲自送他上了飞机。
蒋唯生飞到了广州，拿着毛人凤的亲笔信去保密局广州办事处见郭旭。
据郭回忆，亲笔信的原文是：“介绍刘蔚前来，希面洽，并妥为招待，协助赴港与叶翔之接洽。”郭旭即让袁寄滨接待化名“刘蔚”的蒋唯生，两人商量了动手的办法，决定用一种发作较慢的某牌号毒药，置于酒中，给龙云喝，置他于死地。由于这类毒药市面中一时不易买到，袁寄滨就让蒋唯生先去香港见叶翔之，等毒药买到后，再送来。
蒋唯生到了香港，叶翔之叫他去浅水湾拜见老龙，尽量设法住在那里，多观察龙云的衣食住行习惯，等毒药来了，下手容易些。未久，袁寄滨在广州发现了某牌号的毒药，但药房的掌柜，坚持要有医生的证明才肯出售。袁寄滨找到了女特务陈受，让陈的义父，广州方便医院的院长，出具一份证明，买回来几支。袁做事细心，抓了一只兔子试验，第一次按说明书的“危害”剂量注入，效果不明显。接着，又托人买来几支，增加了剂量，兔子服后，一命呜呼。袁寄滨便把试验的结果写成文字，连同毒药，让回广州的毛钟新捎往香港。
毛钟新到香港后，把毒药交给蒋唯生，详细说明了使用的剂量，并指示蒋相机行事，偷偷把毒药置入龙云喝的酒里、汤里，事成后，自有人接蒋离开香港。谁知，蒋说话胆大，行事胆小，总觉得有人盯着他而不敢下手，就这样猫了几天，勇气渐消，竟流露出半途欲废的念头。叶翔之急了，决定派人闯入老龙家下毒，只让蒋唯生指指道路，结果碰头的时候，让龙云的媳妇撞见，蒋唯生暴露了身份，老龙一声呵斥，把他撵回云南。于是，精心策划一月有余的杀龙计划，只好随之作罢。
“皮箱客”弄险折兵
1949年9月上旬，实现北平和平解放的功臣傅作义，接受毛泽东的委派，准备赴绥远省首府包头，说服绥远省主席、保安司令董其武将军率部起义。
蒋介石闻讯生怒，要毛人凤对傅“制裁”。
当时，保密局在西北地区的力量十分薄弱，毛人凤只好找当年军统的老对头——中统合作。自军统改为保密局后，中统局改为“中央党员通讯局”，1949年5月，又改为“内政部调查局”，局长是李源傅。相对而言，“内政部调查局”总体上不如“毛记特工组织”那么活跃，但在西北、华北的势力却要优于保密局。既然是老蒋指令，李局长当然愿意合作，即派第一处处长，原西北区总督导张庆恩主持刺杀傅作义的行动。保密局则指派包头警备司令部特训处处长赵思武从中配合。
张庆恩在“内政部调查局”充任的角色，相当于保密局的叶翔之，是重量级的行动专家。而赵思武则隐藏得更深，代码“4号”，属于保密局本部掌握的“直属通讯员”。这次行动，毛人凤把与“4号”联络的方式告诉了张庆恩，足见其下注的力度。幸亏，中共中央警卫局以及董其武将军，对国民党特工机构的从中作梗已有充分的估计，因此，在傅作义离开北平去绥远时，中央警卫局特派富有保卫工作经验的警卫参谋李远贞随傅同行。与此同时，董其武将军也派出了亲信、绥远独立师师长张世珍半途迎接，沿路护送。
即便如此，神出鬼没的“4号”，仍然抢先一步，采取了行动。
原来，“4号”已经获悉：傅作义进包头之前，途中要在归绥住一宿，落榻地点就是“万家春”大旅社。于是，负责行动的张庆恩，巧妙地将炸药装入一只皮箱，率领行动小组成员，提前住进了“万家春”。万家春旅社有一栋独立的二层小楼，坐落在大院里。二楼有两间全旅社最好的上房，楼下是个仓库。傅作义抵归绥后，小楼周围布满了岗哨，张庆恩估计，傅作义、张世珍就住在楼上。深夜人静，张庆恩见灯光尽熄，估计傅、张一日劳顿，已酣然入睡，便带领手下人趁夜摸出，干掉岗哨，潜入底楼的仓库，放好“皮箱”，划着火柴，点燃导火索后，迅速撤离，只听“轰隆”一声，小楼掀上了天。
爆炸十分成功，傅作义却没有被炸死。原来，傅抵达归绥的当天，本地军政长官再三邀请他赴宴，傅抵不住盛情，同时也觉得是宣传解放军政策的好机会，便携着张世珍一起去了。宴后，谈兴不疲，一直聊到深夜方才告辞，刚走出归绥县政府大门，便听到从“万家春”旅社那厢传来的巨响。
归绥爆炸案，引起了董其武、张世珍与中共警卫参谋李远贞更高的警惕性。李经验丰富，从暗杀现场的准确程度推测，“内线”的来头一定不小，便决定布一个迷阵，藉此扭转凶手环视、杀机四伏的被动局面。
第二天，傅作义抵达包头，董其武于省政府设宴，为老长官接风洗尘。
宴会结束后，董其武说：“老长官今晚委屈一下，去我宫邸歇息吧！”李远贞忙插话阻拦：“刚才已经和警备司令部联系好了，住警司去”。董其武知道是在演戏，就不再坚持了。于是，大家欢送傅作义出门，目送坐车往警司驶去。当时，“4号”恰在现场，耳闻目睹此话此景，立即通报给了张庆恩。
张闻讯大喜，极言：“天助我也！”却不知，傅作义到警司后又换乘另一辆小车，于后门驶出，直奔董其武官邪。留下张世珍，在警司招待所周围布好警戒，声称傅长官旅途劳累，已经休息，任何人不得前来打扰。
次日凌晨，张庆恩派出的杀手共3人，偷偷摸进了警司招待所，直扑傅作义的卧房，正好落入张世珍预设的埋伏圈。好一阵枪战，刺客一死两伤，全部落网。李远贞、张世珍连夜审讯，凶手招出了张庆恩。李、张马上驱车去张的住处，不料张已接到“4号”的报警电话，逃之夭夭。至于“4号”是谁？凶手们咧着嘴说：“打死我也不知道。”
恶杀手枪弹无情
从8月到9月初，毛人凤先后三次给云南站站长沈醉发去密电，特别说明：要沈醉亲自译读密码。什么事如此机密呢？沈醉译完电码，才知是一个涉及面不小的暗杀计划。杨杰、陈复光、安恩溥、谢崇光、龙泽汇“榜”上有名。
杨杰在国民党内是公认的军事理论权威，曾当过蒋介石的参谋长、陆军大学的教育长，许多自称是老蒋学生的中高级将领，其实也是杨杰的学生，因此杨杰在军队中威望很高。抗战以后，杨杰改变立场，由亲蒋走向反蒋，到1948年，杨已成为民革在西南地区的领导人，专心致力于策动云、贵、川、康地区实力派武装的起义。1949年7月，杨杰派遣秘书策反刘文辉部某团团长的证据，落到了徐远举手里，经毛人凤汇报，上达天听，蒋介石立即指示逮捕杨杰。徐远举奉命执行，杨杰突然赴昆明，得到了云南省政府主席卢汉的庇护，于是逮捕令改为密杀令。其余4人，陈复光是云南民革负责人，安恩溥是云南省政府民政厅长。谢崇光是云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龙泽汇是云南保安旅旅长，均以思想“左”倾，表现“激进”而著称。
沈醉接到毛人凤的密电，拖着迟迟没有动手，说来也有一段难言的苦衷。
其实，要在昆明暗杀杨杰，并非难事。当时，沈醉家在三节桥清园新村51号，斜对面便是杨杰的住宅，因此对杨家情况、活动规律了如指掌：杨有一个副官、一个勤杂工、一个司机和一个养女，另有一辆小吉普车，却不常用。杨喜欢步行，几乎每天要去云南大资本家“沱茶大王”严燮成家吃饭、应酬，有时到深夜才回家。杨杰每天从家中出门，要经过沈醉家对面的大草坪，沈醉和几个行动员商量，准备等杨深夜于外面应酬回来时，在通往草坪的一条小巷内狙击他。不料，隔墙有耳，被沈醉的母亲听见。等客人走了以后，沈母把儿子叫到跟前，用手指戳着沈醉的前额说：“我经常教你，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要做人，你还要不听我的话，再去杀人，我就和你脱离母子关系”。沈醉是孝子，闻命唯唯，一下子陷入了忠孝两难的尴尬境地。
9月初，毛人凤向沈醉发出第三道密电，随后，徐远举带着老蒋的口谕飞抵昆明，执行逮捕杨杰和陈复光的命令。沈醉无法再拖了，马上召集手下直扑杨宅，结果空巢一只，急得徐远举破口大骂，连连责怪云南站的人敷衍塞责，竖在眼前的大活人也看不住。沈醉被骂得无言可驳，全部的羞恼泻向房里的家什。于是翻箱倒笼，斧劈锤打，把杨家搜了个底朝天。总算有两个收获，一是送上门来的陈复光、张德尊（陈复光按照此前的约定，与杨杰的副官张德尊一起来杨家处理文件书信，结果自投罗网）；二是杨杰女儿的一本日记，内有许多通讯地址。
在沈醉家里，陈复光、张德尊受到了严酷的拷讯。张德尊吃不住用手摇电话机改装的电刑器具的折磨，发出凄厉的惨叫。陈复光听了惊恐不安，筛糠般地发抖，终于经不住恫吓，交代了杨杰的行踪。原来，杨杰已飞香港，机票是托侄女婿、云南纱厂厂长朱健飞代买的。沈、徐接着派人到云南纱厂抓朱健飞。想不到，纱厂有警卫队，不放特务进入。双方对峙了半天，各自鸣枪示警，谁也吓不倒谁。特务们无奈，打电话给沈醉，沈醉又打电话给警察第七分局局长卜为弼，由他开路，才抓住了朱健飞。与此同时，他们还从杨杰女儿的日记本上，查到了杨杰在香港的地址，马上电告毛人凤，毛人凤再指示叶翔之；迅即追杀杨杰。
关于刺杀杨杰的经过，有两种说法，一是保密局广州办事处主任郭旭的回忆，来源于叶翔之的亲口所述，内容是这样的——杨杰于9月9日上午，化名杨漱石乘飞机逃往香港。徐远举等人在搜查杨宅后，翻到杨杰女儿的日记一本，内有杨杰在香港的通讯地址，毛将这些情况汇报老蒋后，老蒋大概考虑了一段时间，最后下决心对杨“制裁”，下指示给毛人凤，毛人凤得此指令时，人在昆明，时为9月17日。阿毛（指毛人凤）马上从昆明发密电到广州，命郭旭转知在香港主持暗杀行动的叶翔之。
郭旭于当日下午由广州乘飞机去香港，将毛人凤的电报交给叶翔之，叶看了电报后，认为地址不详，有些麻烦，即准备叫部下李天山找卢广声联系。卢广声是个披着民主人士外衣、住在香港专替保密局当眼线的人物。
17日晚，卢广声向李天山提供了杨杰的详细情况：杨目前住在轩尼诗大道260号4楼同乡家中，这两天就要去北平出席新政治协商会议。叶翔之急得要命，怕杨杰去了北京，老蒋和阿毛要怪罪他，便连夜出动，亲往杨的住所踏勘环境。叶了解后得知杨的住所铁门常关，不易进入，便决定用贺耀祖（国民党高级将领，通电起义的一员，当时在香港）的名义写一封信，内容是邀杨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