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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4时，叶翔之带了韩世昌等4人前往轩尼诗大道260号，看到杨杰在4楼平台上乘凉，凭着栏杆频频地伸出头俯视街上。叶马上分派任务，韩世昌到杨的住所，借送信为名入宅，伺机杀杨，另一个人在4楼把风，叶翔之带另两个人在3楼、2楼和底楼把风。叶翔之分派任务时，韩世昌正在吃水果，叶劈手夺过水果扔掉，拍了他一掌，壮他的胆，叫他快去，干了回来再吃。韩即携信和枪上楼，借送信为名，进入室内，要求将信亲手交给杨杰，杨杰闻声走下平台来接见，韩即将信交给杨。当杨拆开信来看时，韩即拔出手枪，对准杨的头部打了一枪，杨应声扑于桌边，韩又打了一枪，见杨已死，忙转身退出。韩刺杨时，其同伙（4楼把风的那一位）持枪看住杨宅内的一个仆人，不许她声张。完事后，他们将电话线割断，把铁门反锁好，下楼，5个人分乘两部出租汽车，从容逃逸。19日早晨，叶翔之乘飞机离香港去广州，其他几个人乘火车去广州。
叶到广州后，就在郭旭处拟了个电报给毛人凤。阿毛正为昆明拷供事一筹莫展，得知杨已被刺，十分高兴，马上向老蒋报功。过了几天，毛人凤给广州去电（收电人是叶翔之、郭旭），称蒋对香港行动极为嘉许，批准发给奖金2万元（因为杨杰是国军上将，又是新政协特邀委员，按照毛人凤的奖励条例，级别属2万元以上）。毛人凤在电报中要郭旭报告国防部参谋总长顾祝同加发1万元，共计奖金3万元。毛人凤在电报中还拟定具体的分配方案：叶翔之和韩世昌以及另一人员（4楼把风的那位）各得六千元，其他两人和卢广声各得三千元，余下的分给有关人员。
郭旭在回忆中，还插叙了一段后话，说是老蒋到台湾后，召见了叶翔之，并发给叶“忠勤勋章”一枚。
另一种说法，出自于杨杰将军的友人方仲伯先生的回忆，内容大致如下9月15日，负责杀杨的谭某（系保密局台湾本部派出）在广州东山百子路召集保密局广东站站长郑星搓及行动员陈家庆、邝泽民等密商，即指定由陈家庆、邝泽民动手刺杨，另派广东站特工李宏继、吴其宁到香港，事先布置联络，并约定以香港德辅道志诚俱乐部为联络地点。
9月16日，陈家庆、邝泽民赴港，住在大道西友声俱乐部，先利用黑社会关系，布置侦察杨杰的详细地址及来往人员。紧接着，李宏继、吴其宁来港，正式传达了保密局本部决定“制裁”杨杰的指示，还有进入杨宅的具体方法，即以卢汉的名义，伪造一封信，送到轩尼诗道杨杰的家里。接着，李、吴带引陈家庆去杨杰住所附近观察地形。
19日晚10时，李宏继等侦知杨杰没有外出，一面留吴其宁在门前监视，一面由李宏继携伪造信函抵志诚俱乐部交与陈家庆，称时机已到。于是各藏二号短杆左轮一支，配备毒弹，相率而出，雇汽车一辆，驶至距杨的住所十余丈处下车，吴其宁暗示情况无变，继续在门前把风，李宏继则留守于杨杰住所的楼梯口，以资掩护，陈家庆持函迳登该号A四楼，认准房间编码，叩门叫开，佯称有信，需面交杨先生。一女工开门延入客厅小候，杨杰先生出来接见。陈家庆递上假信，杨杰拿过，卧躺于大藤椅上拆阅，陈家庆乘其不备，拔出手枪，对准杨的胸膛轰击，接着又朝杨的头部扣动扳机，杨杰当场毙命。
陈家庆得手后，夺门而出，由事先布置在楼梯口的李宏继掩护，奔到附近的横街，雇车回到志诚俱乐部，时间约在晚上11时。次日早晨，陈家庆乘火车回广州，并向郑星搓报告执行过程，得奖金三万元港币。后来，陈家庆于1951年4月30日被广东海口市公安局逮捕，对上述事件有详细供词，不久，处以死刑，公审大会上公布了全案的过程。
从郭旭与方仲伯的回忆来看，比较大的不一致有五点：一是刺杀的时间不同，邝说18日，方说是19日，参照其他材料看，一般都说是9月19日，可能郭的回忆有误。二是参与的人数不同。郭说5人，方说4人。由于郭的回忆，取村子叶翔之的口述，不排除叶翔之为突出自己的作用，而有添油加醋的可能（因为叶是文人，老蒋也知道他不会动手杀人，以此堂堂保密局三号人物的身份去犯险，似乎不合常理）。三是凶手的名字不同。郭说“韩世昌”，方说“陈家庆”。很可能“韩”是陈在香港执行任务时的化名。（保密局特工于异地执行任务时常用化名）。四是伪造信件假托的名义不同。郭说贺耀祖，方说卢汉。如果仅从贺耀祖在香港，以及卢汉与杨杰的特殊关系来推测，都应具备赚开门的条件，倒看不出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如果从内容的描述来看，郭比方的回忆似乎具体一些；如果再从参予的程度琢磨，叶翔之是策划者，陈家庆是执行者，只要叶不对郭旭玩“玄”，编胡话，郭的回忆理应要接近事实一些。第五点是奖励的币种不同。郭说三万银元，方说是三万港币。按照毛人凤制订的奖励条例衡定，基本上与郭的回忆吻合，陈家庆之所以得到港市，很可能是奖金分发过程中，当头的玩了换汇把戏，截下硬通货（银元），换成纸币，这种不光彩的下作把戏，在国民党官员干的龌龊勾当中是司空见惯的。
总之，杨杰的死作为一个见证，既反映了暗杀行动的猖獗，也说明了暗杀本身的残酷。难怪有人以此评断毛人凤：说他比戴笠更凶狠。
大西南计划
“毛记”特工组织担纲的暗杀活动，勾勒宏大，范围广泛，手段残酷，收效却相当有限。这里，除了对手防范严密、开展活动困难，部分特工人员的贪生怕死外，很大程度上也与贯彻老蒋的大西南计划牵扯了毛人凤过多的精力有关。
蒋介石下野后，曾对解放军过江作过充分的准备，拟定了一个“应变计划”：坚守上海是第一步；退而其次是华中、闽台；最后以四川为中心，背靠云贵，凭天府之富，剑阁之险，与中共周旋，以求偏安，这就是所谓的大西南计划。5月里，解放军进城，上海失守；8月14日程潜宣布起义，华中不保；8月17日，福建解放，台湾削成独木，剩下来的一隅，就是包括云、贵、川、康四省的大西南了。8月24日，蒋介石亲飞重庆，住山涧官邸，先召见胡宗南、宋希濂等人，商讨力挽败局之策。然而，双方在具体实施方法上，出现了严重的分歧。
蒋介石看重保卫地盘，主张以四川为轴心，负载云、贵、康的大西南概念。胡宗南、未希濂看重保存实力，主张先把军队转移到滇缅地区，采用避其锋锐，击其懈情的战术，与共军周旋。老蒋对之不予苟同，他有他的道理：
首先，从政治上考虑，大西南绝对放弃不得，否则等于失去大陆，这样一来，“国际地位”就无从可言了。眼下，要寄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从中得到美国人的庇护，如果“国籍”没有，岂非空想？于是，仅为政治上的需要也必须尽力而为。对此，老蒋分析过有利条件，比如，四川地大物博，有“天府之国”的美称，人力物力不存在问题。同时，历史经验可以佐证：往远里看，诸葛亮经营蜀地，与曹、吴势成鼎足；往近里看，八年抗战，以西南为后方，日本人鞭长莫及。另外，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即张群对西南地方实力派的观点，打动了老蒋，使老蒋相信能获得足够的支持。
所谓西南地方的实力派，主要是指云南省政府主席、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卢汉与西康省政府主席、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主任刘文辉。张群认为：卢、刘二人尽管与“中央”不够同心同德，但不至于在反共的立场上找不到共同之处。就拿卢汉来说，两个儿子加入外国国籍，亲眷全部送到香港，国外的银行里存了大量的钱，就不是投靠共产党的样子。因此，只要他们不捣乱，就应该避免刺激他们，就应该采取怀柔的方法，拉拢他们，共同对付共产党。
胡宗南、宋希濂不赞成蒋介石的主张，除了对形势的感觉稍欠乐观外，很重要的一点，是对地方实力派不信任。因此，不能冒大兵临城而阵脚不稳的险。他们的计划是：先控制川南和西康，必要的话，把刘文辉干掉，建成西昌根据地，把它作为向滇缅地区转移主力的基地。随后，在中共大部队向西南进军时，迅速将主力转移至滇西的保山、腾冲、龙陵、芒市一带，以及滇南的聿里、佛海一带。为了确保无虞，不惜对卢汉采取行动，或是干掉，或是架空。胡宗南以为，这个方案，虽然放弃了西南的地盘，但留住了卷土重来的本钱。
毛人凤作为“总裁办公室”的要员，早就参与了跟“应变计划”相关的事务。虽然他不反对蒋介石的政治考虑，但就职业的本能而言，也不赞同张群的观点。近个时期，从保密局外勤站呈送的情报分析，卢汉与刘文辉不但心存异志，而且还跟民主势力、包括中共方面暗中有来往。因此，在胡宗南勾勒保存实力的计划之前，毛人凤就反对张群的怀柔政策，主张武力解决西康的刘文辉和云南的卢汉。老蒋当然不能同意，相反，作为不刺激地方实力派的表示，还要毛人凤飞赴西南，指导云南特务机构的撤退。
七月重庆行
为何撤退云南的特务机构是取悦地方实力派的一种表示呢？这要从头说。
抗战期间，在中共领导下，云南，因其民主运动如火如茶，获得了大后方“民主堡垒”的美称。抗战胜利后，老蒋采用突袭手段先搞掉龙云，再拉拢卢汉，但仍不能消弥“中央”与地方，独裁与民主的矛盾。于是，在云南的“毛记”特工组织便支持“中央”势力的代表何绍周，屡屡与卢汉作梗，并且几度勾联中统警宪机构制造镇压爱国民主运动的血案，以至于弄得声名狼藉。1949年以后，随着国民党政权的日益衰微，云南人对“中央”的责难之声愈加高涨，特工机构首当其冲，成为人人恨之入骨的对象。于是，张群便有了撤退特工机构，以示怀柔的建议。
毛人凤听完老蒋的布置，显得颇为忧虑。老蒋劝毛人凤放心，自信地说：
“云南的民主运动不足大患，卢汉虽然有点靠不住，但不至于马上有所举动。
一方面，中共的大部队离云南还远，对他不能帮助；另一方面卢汉本身的兵力有限，只有几十个装备不良的保安团，而中央军的第26军早就驻在昆明郊区，足以控制他。李弥的第8军已开进云南，加上刘伯龙的第89军驻在云贵边境，这三个军足以对付卢汉了。因此，目前对云南的重点，是要使卢汉不与共产党联络；不与龙云来往；要尽可能地争取他，避免对他刺激。”说到这里，老蒋狡黠地一笑，接着说：“当然，又要使他有所畏惧，不敢轻举妄动，撤退不等于撤消，人少了，不等于事干少了，这个你要多动脑筋。”毛人凤顿时心领神会。
7月上旬，毛人凤飞赴重庆，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