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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道刚名为参谋长，其实是蒋介石派在张学良身边的“监督”。可惜的是，他没干过特务的行当，拿了份《活路》竟直笔笔地找杨虎城质问，杨非但矢口否认，而且把已露端倪的线头全部掐断，毛人凤派往印刷厂的两个小特务也神秘地失踪了。后来，“西安事变”发生，蒋介石为束手就擒曾痛骂：
“曾扩情无耻，晏道刚无能”，这其中也包括他对起事端倪的查处不力。
几天后，戴笠随蒋介石去洛阳，专程飞来西安检查工作，毛人凤总觉得《活路》一事大有文章，便将前因后果直接向戴笠作了汇报。戴笠听罢大吃一惊，连连埋怨江雄风潦草，晏道刚误事。接着，把江雄风召来，饬令他扩大侦察范围，一定要把这件事弄个水落石出，同时，又迅即作出决定，调毛人凤回南京本部机要室当秘书，专门负责有关西北方面的情报分析与整理。
一夜之间，毛人凤从“外藩”调任“中枢”，能贴附在戴笠身边工作了，这意味着外放考察的阶段已经结束，那份突如其来的快意，拱得他嗓子眼发痒，有一天，他在鸡鹅巷53号门口，遇见了浙江警校时的老熟人文强（此时已调任洪公词特训班政治指导员），那一番神态很能说明他当时的心情。后来，文强在回忆中叙述了这次重逢的情景：“起初，他还是老样子，谦恭有礼，我也照老习惯叫他大毛。也许他觉得‘大毛’二字刺耳，立刻显出骄矜的神情，告诉我他是老板（戴笠）身边的秘书，说完又以加重的口气补上‘机要’二字。接着便同我称兄道弟了。在警校时，他把我们这些政治指导员全部视为上级。如今当上了机要秘书，地位变了，唯恐我看轻了他。”显然，自重作为屈就的底蕴，一旦有了机会与可能，还是会顽强地表现出来的。或许是前后感觉的差异，使文强觉得突然，观察便精细了几分，后来他又发现：
“此后的日子里，他（毛人凤）的面孔常因人因时而变。平时趾高气扬，威风十足，拿出他的老上司、警校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的派头，而一见戴笠在座，他又会立即恢复从前的奴才相，对所有穿‘黄马褂’（黄埔生）的人，不是低三下四地送烟送茶，就像机器人一样坐在一边。我们一些同事，每在一起谈到毛人凤时，无不为之咋舌，都说这是个神秘的小人物。”
其实，文强的观察多少还带有点昔日阿蒙的偏见，长期居高临下惯了，偶遇毛人凤以平等的态度相待，就觉着对方翘了尾巴。平心而论，有了这么多的历练和功绩，毛人凤不愿再接受“大毛”的蔑称，只算是最微弱的自卫，倘若换了别人，还不知道尾巴要翘到什么地方去了。为此，已升为北平站书记的毛万里，有时来总部述职，看到彬彬有礼、多有谦恭的兄长时，常常要指责“五哥”太“犯贱了”。毛人凤听之称善，我行我素，并不改正。
患难显忠心
1936年12月12日凌晨，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张学良、杨虎城以“兵谏”的名义扣押了蒋介石，随后向全国发出通电，提出了立即停止内战、改组政府、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共同救亡的八项主张。
当时，身负分析整理西北方面情报的毛人凤究竟干了什么？事变发生后又有何作为？不知什么原因，确凿的实迹至今犹如云遮雾罩，影影绰绰地看不真切。按常规理论，无论是戴笠对蒋介石的忠心，还是特务工作的性质，绝无可能让毛人凤自享清闲。这里，只能把一些有关的说法罗列出来，从中寻迹觅踪也罢，以一斑窥全豹也罢，但愿多少能描摹出毛人凤的一些模样。
有一种说法是，西安事变后，毛人凤已回到南京，当戴笠决心随宋美龄冒险，飞抵西安去与“校长共存亡”时，他是江山小圈子里的“顾命大臣”
之一。当时，戴对外要求郑介民好好看家，随时与胡宗南等要员联系，尽力保住这份特务基业；对内则是泪流满面地向毛人凤、周念行、王莆臣、张冠夫等“托孤”，希望他们看在老朋友的份上，今后能好生侍奉自己的母亲和儿子。于是，大家发誓赌咒，毛人凤还陪着流了几滴眼泪，表示：只要自己在，就等于戴笠还在，戴家母子决不会受罪。
另一种说法是，戴笠于12月22日随宋美龄飞往西安之前，毛人凤等几个江山小同乡也抱定了与戴笠并存亡的决心，先行化装潜入西安，随时准备配合行动。因为戴笠对和平解决事变所抱的指望不高，曾打算用特务的手段把蒋介石解救出来。其中一个方案就是利用毛人凤与陈昶新的交情，说服陈叛变，为“中央”立一功。结果，宋美龄抵达西安后，情况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这步棋才没有走。
再一种说法则是，西安事变发生时，毛人凤正在城里，陡闻惊变，慌不堪言，环顾左右，像马志超、江雄风这般同僚，全部跑得无影无踪，最后是靠着在西安警察局里当科长的周养浩的帮助，才隐匿起来。后来听说戴笠随宋美龄抵达西安，一下飞机就被东北军扣了，顿时心焦如焚。无论怎样说，于友情，于仕途，戴笠都是他最重要的依靠，旋即决定挺身救险。他连夜去见陈昶新，求他释放戴笠。陈对张学良忠心耿耿，不敢答应，但表示可以让毛见戴笠一面。据说戴笠见了毛人凤，先是大发脾气说：“事到如今，你还活着？”言下之意是责怪手下这班做西北地区情报的人酒囊饭袋，竟然连这么大的举动都无所察觉，活着跟死了没什么两样。毛人凤洗耳恭听，一脸沮丧气，等戴笠骂完了，才轻轻他说了句：“我是跟你奔前程的，你若活着，我又何敢先去死呢？”戴笠白了毛人凤一眼，面色逐渐趋缓。这时站在一旁的陈昶新又告诉戴笠，你的那班部下早已溜得一个不剩了，还就是毛先生敢提着脑袋来向我求情。戴笠终于感动起来，一手搭在毛人凤肩上，口里念念有词道：“君乘车，我戴笠（戴的名字即由这句古谚中来），还是贫贱之交最可贵啊！”接下来，陈昶新经不住戴笠与毛人凤的轮番求情，同意带戴笠去见张学良，以便进而见到蒋介石。有人回忆说，陈领着戴去见张学良时，戴笠一进屋子，便长跪不起。张是个吃软不吃硬的汉子，一见平时威风凛凛的戴笠做了“矮人”，不由地动了恻隐之心，不仅保证不杀他，而且还让戴笠见了蒋介石一面。事后，张学良生怕东北军或十七路军中有人对戴不利，特地关照陈昶新要严加保护，并且在释放蒋介石之前，先嘱陈昶新把戴笠送回了南京。在此期间，毛人凤一直陪伴在戴笠身边，直到戴笠安全离开西安，才化装潜出，经洛阳返回南京。以上种种传说，究竟哪一桩为实，或者只是捉一鳞爪，附以想象，不惜铺陈呢？对此，毛人凤一直缄默不语，从来不加以辩明。但有两个结果是有目共睹的：一是西安事变后，毛人凤在戴笠眼中的身价猛增，一跃而超过了先他入伙的毛钟新、王莆臣和周念行，真正成为机要中的机要。二是毛人凤与陈超新的关系今非昔比，一下子从过去的相互利用成为莫逆之交。后来，张学良遭囚禁，东北军被拆散，陈昶新又在军统中端上了“饭碗”。有人说，这是他不忘旧主，身入虎穴，想通过毛人凤的帮忙，营救张学良。不管这种说法是否确实，毛人凤能收留他，并且不出卖他，如果没有人心换人心，半斤换五两的经历，毛的肉躯中绝生不出这么一段侠肝义胆。
“黄马褂”与“江山帮”
坐落在南京鸡鹅巷53号的特务处本部，是一处不显眼的宅子，对外还有着军委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的称呼，处长都由戴笠担任。眼下，经过几年的经营，规模逐渐扩大，在直接接受领袖的驱使、勇于充当老蒋的先锋部队、敢死兵团和秘密武器等方面卓有成效，名头也渐渐地响亮了起来。其中，清一色的“黄马褂”也显出了正宗气象。
“黄马褂”原是满清贵族的俗称，以其“黄”字相谐，比拟黄埔军校的出身，颇有异曲同工之妙。黄埔军校为国父所创，蒋介石自任校长，“天子门生”的地位，说什么也够得上新贵的名份。早在复兴社特务处创立之初，戴笠就意识到：这个不伦不类的新机构，要想在弱肉强食的官场角逐中站住脚跟，涂饰出蒋委员长嫡系机关的色彩十分重要，否则就挣不到名份。于是，他尽可能地把黄埔军校的毕业生罗致到这里来工作，并且委以各种头头脑脑的职务，其中以戴笠、郑介民、唐纵、张炎元、郑锡麟、徐亮、周伟龙等黄埔军校毕业生为代表，号称“十人团”，齐崭崭地列入了“开山元老”之列。
这样一来，对外是叫响了，可对内呢？戴笠心里很不踏实。要说原因，难以言表，“野心”是个作祟的大虫。他这人从小就有入主之“癖”，而且一定得自己说了算，别人只能跟着振臂呼应。特务处按照他的想法，就该像个家一样，我是家长，由我当家。后来，他权柄渐重，口口声声把自己的大本营指称为家，就是源于这种家天下的思想。但是，目前业务发展得很快，规模愈大，实现目标的隐患也愈多，其间最重要的对手就是那些自命不凡的“黄马褂”。因为论资排辈，恰恰是戴笠的短处，在“黄马褂”里，六期生只能算小弟弟。再说，黄埔系的师生遍布党国要津，凭着一脉，去哪里都不愁吃香喝辣，所以并不怕得罪戴笠。真要想拉下脸来充老大，戴笠深觉底气不足。
于是，为长久计，他决定在“黄壳子”里，慢慢地培植起一个完全听命于自己的“核心”来。
中国社会历来有结党营私的政治积习，其中“帮亲不帮理”的乡党结最为根深蒂固。戴笠为功利所驱，非但无意摈弃老套，而且乐此不疲。于是一批又一批的江山人涌来，前后有戴春榜、戴以冕、戴以胄、戴善谋、戴善谟、戴善良、毛宗亮、毛宗鳌、毛钟新、毛人凤、毛万里、毛森、王汉光、管先晏、徐钟奇、姜毅英、周念行、王莆臣、何芝园等等，不是宗亲姻戚，就是同窗同乡，真可谓：摩肩接踵，人头攒动。
戴笠的做法自然引起了“黄马褂”们的反感，殃及池鱼，“江山帮”的人，轻则受奚落，重则遭辱骂，犹如家常便饭。举凡碰到这类“官司”，戴笠心里偏袒乡情，却又不愿触犯众怒，表面文章大多以亲严疏宽为主题，先把“自家人”克一顿，然后恨铁不成钢地敲打乡党们说，何时才知识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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