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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南洋，郑介民便一心想回国从戎，邀约同乡黄珍吾一同回到广州，准备投考黄埔军校一期。结果黄珍吾被录取，而他却没有考上。这时，他苦闷异常，感到进退两难，想再回南洋，又怕被人取笑，住下去生活又无法维持，后来得到同学邢森州的帮助，暂时住在邢家。他住了一个多月，没有找到工作，便投警卫旅旅长吴铁城所办的军士学校，并积极复习功课，准备继续报考黄埔军校。当黄埔军校第二期招生时，他又去报考，总算被录取了。从此决心发愤读书。
说到此处，郑介民感慨道：“唉，一个人如果没有读书，是一件很不幸的事！”
戴笠放下酒杯，眼睛盯着郑介民，认真地听着。
郑介民道：“我从黄埔军校第二期毕业后，马上投考了莫斯科的中国劳动大学，与康泽、李宗仁的弟弟李宗义同学。”
戴笠问道：“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主要学些什么课程？”
郑介民喝了一口酒，用手指抹抹嘴唇道：“主要是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学。不过这些学科只要认真钻研进去，还是挺有意思的。第二年，我就根据所学理论与中国的实际问题相结合，写了一本名叫《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的书，阐明中国没有阶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问题是民族问题等观点。”
戴笠道：“听说这书出版后很得校长赏识，能不能送一本给我？我一定认真拜读。”
郑介民连忙摆手道：“惭愧惭愧，这本书写得太拙劣了，是用课余时间写的，因时间紧、思想不集中，没有发挥出我的正常水平。待以后写出满意的，一定奉送。”
戴笠不过随口捧他几下，并不是真心的。
郑介民接着道：“我于1927年8月初毕业回国，那时正赶上校长被李宗仁、何应钦逼下野，去了日本。我因无地方落脚，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只好去找贺衷寒。当时他在中央军官学校任第六期总队长，他把我安排在他的手下任政治教官。等到校长复出后，他知道我和李宗仁的弟弟关系很好，便要我任联络参谋，专门搞情报工作。这不是干偷偷摸摸的事又是什么？可不干也得干，这也是做人的无奈。对了，雨农兄（戴笠字雨农），我光顾自己吹牛，倒忘了问你。”
戴笠见对方是黄埔军校二期生，还留过学，出版了专著，一比较，自己就矮了半截，自卑感油然而生。很快，他不服输的本性又苏醒了，干咳了几声，道：“我呢，经历没有耀全兄那么丰富，十二岁考取秀才，本寄希望于仕途，正当饱读经书准备一显身手之时，科举制废了。只好回家守着祖上传下来的二百亩山林、一百顷田地度日。我这人天生不安分，又去外面读了高小、省立第一中学。毕业后，本应考大学，可刚好潘国纲的浙一师和周凤岐的浙三师打仗，我素来信奉草莽出英雄的古训，投到浙一师当了一名连长。后来浙一师失败，我发现上海斧头帮的王亚樵是条汉子，便和他换了帖子，结拜兄弟，唉，谁想王亚樵也不过是个草莽之辈，跟了他不会有大出息，就出来在上海滩和杜月笙、黄金荣、张啸林结拜兄弟。就在这个时候，在上海金园路交易所和校长认识，才发现校长是真正的英雄豪杰，随了他才会有出息。就这样，我追随校长入了黄埔军校。”
郑介民道：“想不到雨农兄的经历如此传奇，像王亚樵、杜月笙、黄金荣等都是社会名人，非等闲之辈，与他们结为兄弟的人绝非泛泛之辈。”
戴笠见自己吹的牛皮果然征服了郑介民，心里非常高兴，道：“他们算什么？三教九流，我若和他们一般眼光，也肯定没出息，跟了校长，才叫弃暗投明。”
郑介民高兴道：“雨农兄说的是。”
戴笠道：“刚才校长在接见我们的时候，反复强调要立即行动，整顿国民革命军，这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就是要击败各派势力，掌握军权。因此，我们这些情报人员的工作就会相当艰难和重要。耀全兄千万别产生他念，希望我俩能成为校长最有用的耳目，帮助他紧盯李宗仁、何应钦。”
两个人正谈得起劲，一个人从外面匆匆走过，戴笠眼尖，一眼认出是胡靖安，遂喊道：“胡副官，你去哪里？进来喝杯酒！”
胡靖安听到有人叫他，向酒店窗口一望，发现了戴笠，立即装成很生气的样子，指着戴笠道：“原来你们在这里，找得我好辛苦，快回去，校长找你们有事！”
两位听得，顾不得还有许多酒菜没吃完，抬起屁股就走，也不管胡靖安在后，径向蒋介石的官邸走去。
在蒋介石的官邸外头，郑介民被先招进去。一开始，戴笠心里不快，认为蒋介石器重郑介民，转而一想：可能是后面的话重要，校长才最后和我说。如此一想，就平衡了。
一会儿郑介民出来，宣戴笠进去。戴笠诚惶诚恐，进得门去，连眼睛都不敢抬，垂手而立—这毕竟是第一次召见。
沉默了一阵，对面沙发上的蒋介石动了一下，仍跷着二郎腿，道：“去了哪里？怎么很久不见人来？”
戴笠心里一紧，道：“我跟郑介民研究搜集情报的事去了，所以来迟了。”这样回答的原因是估计郑介民有可能和蒋介石说了去外面喝酒。
蒋介石并未追究，口气一转，问道：“你知不知道国民革命军是一支怎样的部队？”
戴笠不知蒋介石问此话的用意，如实答道：“学生知道，第一军是以黄埔学生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一支军队，是校长的嫡系部队。”
蒋介石道：“说得对。第一军的确是我的命根子，是我打天下的本钱，我的学生大多是好的，听我的话的。就军长何应钦不好，这一次‘逼宫’就暴露了他拥兵自重的野心。还没长几根毛出来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要反叛我，这还了得。”
说到这里，因气愤，蒋介石脸上的肌肉开始搐动，道：“我不会便宜他的，我首先就要惩治他。第一军是我的，我要让最忠于我的学生掌握军权！”
戴笠这才听出一点点眉目来，蒋介石又道：“戴雨农，胡靖安说你对本座很忠心。这很好，我的学生都应该这样。现在，我给你一项重要的任务，希望你不要辜负我的期望。”
戴笠此刻兴奋得脑门都发热了，立正道：“学生明白，学生坚决完成任务！”
从蒋介石的书房出来，戴笠发热的头脑一冷却，马上纳闷起来，暗忖：校长说有重要任务交给我，到底是什么任务，他怎么没有明确指示呢？
这时，恰好胡靖安家的厕所堵了，要找戴笠帮忙疏堵，戴笠趁机把心中的疑虑说了出来。
胡靖安听罢，一阵大笑，道：“还说你是灵巧之人，校长的指示再明确不过了，他的指示是叫你去监视何应钦。唉，我告诉你吧，校长一般是不直接下指令的，只把大概的话说出来，让下面的人去猜。这样做有两种好处：第一，可以测试下层的应变能力；第二，可以考验下属对他的忠心程度。”
戴笠恍然大悟，红着脸道：“校长这一招果然高！”
此时，第一军驻扎在徐州，戴笠整装待命，蒋介石马上任命他为徐州戒严司令部少校副官，这样一来，对他调查第一军的内部情况就方便多了。
戴笠来到徐州，表面上不动声色，暗地里却频繁活动，利用一套鸡鸣狗盗的本领，挖空心思地了解第一军师、旅长以上高级将领的言行，然后一一记在笔记本上。从1927年11月到1928年2月，戴笠通过努力，总算摸清了第一军高级将领中谁和何应钦打得火热、谁是中立立场、谁对蒋介石忠诚……这是一份很有价值的情报，由戴笠秘密书写出来，呈送到蒋介石手里，一个重大的行动计划就产生了。
1928年2月9日，蒋介石在南京刚刚开完国民党第二届四中全会，带着几个亲信随从，悄悄来到徐州前线，很快与戴笠接上头，秘密策划排除异己分子的行动。戴笠根据掌握的内部情况禀报道：“这两天，何应钦会去郊外的山上打猎。”
蒋介石听完，认为这是最好的下手机会，马上领了亲信随从，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第一军总司令部，以总裁的名义召开紧急会议，突然宣布撤销何应钦的总指挥职务，由他自己兼任集团军总司令。
还不等与会者反应过来，蒋介石又根据戴笠提供的名单，对何应钦的亲信予以打击，对忠于他的当场升职……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有人报告何应钦从外面打猎回来了，蒋介石为了避免和他正面遭遇，马上派人把决定送交给何应钦。
蒋介石这招确实厉害，令中立派对他肃然起敬，倾向于他；令异己分子兔死狐悲，不敢轻举妄动；令忠诚者更加坚定立场。
第一军重新整顿后，权力已牢牢掌握在蒋介石手中，为了进一步加强对第一军团的控制，戴笠以徐州戒严司令部少校副官的身份，留在第一军秘密活动，调查了解各级部队对这次重整第一军的反应，主要注意何应钦的亲信将领的动向，一有情况，随时密报。
徐州第一军整顿完毕，蒋介石马上提出二次北伐，消灭以张作霖为首的东北奉系集团。
2月，戴笠接到急电，火速从徐州返回南京。这一次，蒋介石没有转弯抹角，直接令他先去华中、华北各地，了解国民革命军各部的思想动态，以及张作霖的部署情况。戴笠二话没说，领取了活动经费立即行动。先到郑州、汉口、太原等地调查了冯玉祥、李宗仁、阎锡山等国民革命军的动态，然后据实相告，供蒋介石决策参谋。
蒋介石根据情报，部署好了向北进攻的行动方案，于4月7日发表《北伐宣言》，4月10日对一、二、三集团军同时下达进攻命令，开始了总攻。
然而，就在这时，蒋介石的一纸密令，又把戴笠召回了南京。
南京中山陵园，蒋介石的官邸矗立在略带寒意的冷风中。戴笠风尘仆仆从北方赶来，一早就在门外徘徊，想寻机会与蒋介石的机要秘书毛庆祥搭上话。此时的戴笠，因地位不高，人微言轻，虽是蒋介石召见，但蒋介石一天要见的人那么多，说什么也不会把一个小小的情报员放在心上，如果无人通报，有时在外面坐一整天的冷板凳也是常事。去得慢了，蒋介石还会责骂办事拖拉，受了委屈也不得分辩。
自从那次在黄埔私闯蒋介石住宅以后，戴笠再也不敢冒失，第一次属于不懂事可以原谅，现在若那样，就叫作不明事理，不仅蒋介石不能容忍，连旁人都会小瞧。戴笠在外面等了好一阵，见蒋介石身边的警卫、勤务、司机、厨师、娘姨、丫鬟之类的进进出出。
这些人戴笠也是得罪不起的，每次见面，都得装笑脸赔小心，不时还得送上些小礼品。但即使这样做了，他们还是从骨子里瞧不起戴笠。一个勤务兵提了一袋垃圾出来，抬头见了戴笠，随口对门边的警卫道：“你看，小瘪三又来了。”
警卫道：“我早看到了，不要理他！”
戴笠曾经想办法贿赂过卫兵，可自从得罪了王世和以后，王世和就用恐吓的手段不许卫兵理睬戴笠，以后，他们说什么也不肯替他通报了。
蒋介石身边的侍从人员中，王世和是始终与戴笠作对的。王世和亦是奉化溪口人，他与毛庆祥、蒋的侍卫组长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