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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民国大文人-第5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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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陈寅恪从欧洲回到清华,此时他双目已盲。历史系主任雷海宗劝他休养一段时间,他不听,并要求在中文系也开一门课。雷海宗的助手王永兴劝他:“一门课已经够辛苦了,是否不要在中文系上课了?”他严肃地说:“我拿国家的薪水,怎能不干活?”送走雷海宗,陈寅恪立即吩咐当时在场的弟子王永兴,通知在历史系、中文系各开一门课,立即行动,不得有误。雷海宗不忍见到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来回奔波,于是想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让学生到陈宅上课,陈寅恪应允。许多年之后,王永兴对陈寅恪这一做法曾深情地回忆道:“使我感动的是他那朴实而坚定的语言,他没有说过作为一个教师应该如何如何的冠冕堂皇的话,但是,他的身教要比那许多话高明得多。今天,我作为一个教师,虽学识浅陋,但仍要每学期开两门课,是因为每每想起老师身教如此,不敢懈怠。”

对于上课的过程,王永兴曾回忆道:“当时上课是在寅恪先生家里,一般有二三十个学生,上课之前他指定我在黑板上写史料,然后,坐在一把藤椅上,问我写了些什么材料,我一一和他说。没有材料,他是从来不讲课的。两黑板的材料讲完了,我于是再写。讲课之后,他常常问我这样讲,学生能接受吗?他常要我征求学生们的意见,然后再修改讲课稿。陈先生讲课精湛,深入浅出,引人入胜,而在这背后的,是他备课的辛勤。他年年开课,年年都是这样备课讲课。”

陈寅恪在讲授历史研究的心得时,常说:“最重要的就是要根据史籍或其他资料以证明史实,认识史实,对该史实有新的理解,或新的看法,这就是史学与史识的表现。”他的学生曾经回忆道:“陈师在讲历史研究时,常说:凡前人对历史发展所留传下来的记载或追述,我们如果要证明它为‘有’,则比较容易,因为只要能够发现一二种别的记录,以作旁证,就可以证明它为‘有’了;如果要证明它为‘无’,则委实不易,千万要小心从事。因为如你只查了一二种有关的文籍而不见其‘有’,那是还不能说定了,因为资料是很难齐全的,现有的文籍虽全查过了,安知尚有地下未发现或将发现的资料仍可证明其非‘无’呢?”

【提携】

陈寅恪对学生很是爱护,对后辈极其关心,他从不要求回报,这些学生甚至在很多年以后才知道老师当年对他的提携。

季羡林在晚年回忆中,说陈寅恪是一位“平生不解掩人善,到处逢人说项斯(《唐诗纪事》载:“斯,字子迁,江东人。始,未为闻人。……谒杨敬之,杨苦爱之,赠诗云云。未几,诗达长安,明年擢上第。”《全唐诗》收项斯诗一卷,此外也未见有何突出成就,只是因为杨敬之的这首诗,他才为后人所知。)”的好好先生,对人宽容,又乐于助人。当年清华一硕士生考试,吴宓为一个微小问题否决了这位学生的及格,陈寅恪觉得不公,为这个学生据理力争。

陈寅恪在提携后进方面让季羡林感触最深。他说他本研究西洋文学,后改专攻梵文、巴利文故纸堆,是受在清华旁听陈寅恪“佛经翻译文学”的影响。1945年,季羡林留德已经十年,正准备回国,听说陈寅恪在伦敦治疗目疾,便写信向他汇报学习情况。陈寅恪本不了解季的学业,一听说季的指导老师瓦尔德施米特竟是自己的同学,且季的师祖便是自己的导师,他马上复长函鼓励季羡林,并热情把他推荐给胡适,致使季羡林一帆风顺地到北大当了教授。后来陈寅恪读了季羡林的论文《浮屠与佛》大加赞赏,推荐给《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集刊》,使季羡林“一登龙门,身价百倍”。季羡林晚年追忆陈寅恪时深情地说:“如果没有他的影响的话,我不会走上现在走的这一条治学道路,也同样来不了北大。”

1949年流寓台湾的老门生劳榦,早年毕业后即在中研院史语所工作。到台后,仍在“史语所”供职。傅斯年逝世以后,他参加傅斯年遗稿整理工作。一个偶然,他在傅斯年的一本书中看到陈寅恪给傅斯年的复函:“对我加以郑重推荐,这件事陈先生从未曾直接或间接表示过的,使我万分感动。”劳榦从心底里佩服陈寅恪。

罗尔纲回忆他与陈寅恪的见面,抗战爆发后,陈寅恪南下途径长沙。在“圣经学院辽阔的广场上,每天都是人山人海地站在路旁无聊地观望。”陈寅恪当时也在广场。罗尔纲说:在我旁边忽然有人急促地叫道:“这是陈寅恪!这是陈寅恪!”我还没有见过陈先生的风采,正打算追去看,忽然想到这是没有礼貌的,便停止了。过了两个月,社会科学研究所派我回广西接洽迁桂林,住在环湖酒店。这是个寒冬之夜,约在7时半,听有人叩房门。开了门,原来是陈寅恪先生!陈寅恪先生光临我这个小小的助理研究员的住所,真是天外飞来的喜讯!我恭迎陈先生进来坐定。他说夜到旅馆访友,见住客牌知我住在这里,就来看望,不访朋友了。陈先生一坐下来,就说看过我许多考证,接着一篇篇加以评论。他一直坐到11时,旅馆要关门,服务员来通知,我送他出旅馆门口,他才依依不舍告别。这件事,距今57年,却如在眼前。我深感荣幸,也极感惊奇。陈先生是研究教导隋唐史和撰著文学考证的。我研究的太平天国和他距离那么远,我又不是他的学生,他为什么这样关心我的著作呢?我今天回想起来,使我豁然感到陈寅恪先生胸怀旷达,润物无边。……我一生最着力的著作是80年代以后10年对《水浒传》原本和著者的研究。罗贯中《水浒传原本》出版,我曾得到新华社的报道,中央电视台的广播,我想如果陈先生能见到,那该多好啊!

1990年清华大学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讨论会出版“纪念文集”,王永兴在查阅清华校史档案中,发现1947年陈寅恪致校长梅贻琦的信,信中意为希望解决王永兴的住房问题,其言辞恳切,语意感人:“思维再三,非将房屋问题解决不可”,否则“弟于心亦深觉不安”,又云“详情悉有内子面陈”。为了成全弟子,陈寅恪竟令夫人出面说项。王永兴拜读四十多年前这封信,“大梦初醒,悲感万分”。因为这件事陈寅恪与夫人都从来未向王永兴说过。王永兴特作《种花留与后来人》颂扬先生仁者之怀的厚德。

【言论】

据考证,陈寅恪可能是最早读德文原版《资本论》的中国人。抗战期间,陈寅恪对石泉谈到共产主义与共产党时说:“其实我并不怕共产主义,也不怕共产党,我只是怕俄国人。辛亥革命那年,我正在瑞士,从外国报上看到这个消息后,我立刻就去图书馆借阅《资本论》。因为要谈革命,最要注意的还是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这在欧洲是很明显的。我去过世界许多国家,欧美、日本都去过,唯独未去过俄国,只在欧美见过流亡的俄国人,还从书上看到不少描述俄国沙皇警探的,他们很厉害,很残暴,我觉得很可怕。”

陈寅恪在给清华学生授课时曾经说过:“日本旧谓其本国史为‘国史’,‘东洋史’以中国为中心。日本人常有小贡献,但不免累赘。东京帝大一派,西学略佳,中文太差;西京一派,看中国史料能力较佳。”

1953年11月,汪海ス阒萑俺乱”鄙希乱《运跏欠锤校略凇抖钥蒲г旱拇鸶础沸吹溃骸拔揖霾环炊韵终ǎ谛橙晔本驮谌鹗慷凉蹲时韭邸返脑摹5胰衔荒芟却媛砹兄饕宓募猓傺芯垦酢N乙氲娜耍耐降芏家凶杂伤枷搿⒍懒⒕瘛2皇钦庋床皇俏业难D阋郧暗目捶ㄊ欠窈臀蚁嗤也恢溃衷诓煌耍阋巡皇俏业难耍兄芤涣家埠茫跤朗ひ埠茫游抑导词俏业难裨蚣床皇恰=次乙降埽彩侨绱恕!�

【性情】

陈寅恪一直敬重胡适,在重庆选举中研院院长时,陈寅恪公开说“本人不远千里来重庆,只为了投胡先生一票”。

陈寅恪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从不批评别人。弟子姜亮夫在清华研究院读书时,一次写了篇批评容庚的文章,送到《燕京学报》,容庚又送给陈寅恪看。事后陈寅恪对姜说:“你花这么大的精力批评别人,为什么不把这精力集中在建立自己的研究工作上!”这件事对姜震动很大,从此专事研究,再不写批评文章。

蔡元培先生身故后,中央研究院院长的人选问题,又起了一场风波。陈寅恪也去重庆支持胡适。一日,蒋介石来参加评议员的集体宴会。这是陈寅恪首次与蒋谋面,因几日前传闻蒋介石亲自下条子指定院长,陈寅恪对蒋心存不满。宴会结束后,陈寅恪赋诗一首《重庆春暮夜宴归有作》:“颇恨平生未蜀游,无端乘兴到渝州。千年故垒英雄尽,万里长江日夜流。食蛤那知天下事,看花愁近最高楼。行都灯火春寒夕,一梦迷离更白头。”

这首诗陈寅恪曾抄一份赠给西南联大教授吴宓品评,吴宓收入《吴宓诗集续集》稿中,诗后写有附注:“寅恪赴渝,出席中央研究院会议,寓俞大维妹丈宅。已而蒋公宴请中央研究院到会诸先生。寅恪于座中初次见蒋公,深觉其人不足有为,有负厥职。故有此诗第六句”。

据金岳霖晚年回忆:“寅恪先生不只是学问渊博而已,而且也是坚持正义勇于斗争的人。清华那时有一个研究院,研究中国古史。院里主要人有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也有一位年青人,李济之。前些时他还在台湾,现在是否也已作古,我不知道。看来当时校长曹云祥对梁启超有不正确的看法或想法,或不久要执行的办法。陈寅恪知道了。在一次教授会上,陈先生表示了他站在梁启超一边,反对曹云祥。他当面要求曹云祥辞职。曹不久也辞职了。好像外交部派校长的办法不久也改了。”

解放前,朱家骅派人将陈寅恪一家从香港接到广东,转至重庆,住在妹丈俞大维家。新中国成立前夕,国内物价疯涨,陈寅恪家穷得买煤取暖的钱也没有。季羡林知道后,将此事告诉胡适。胡适马上决定拟赠一笔数目可观的美金。陈寅恪不愿无功受禄,又迫于燃“煤”之急,决定以自己的藏书来“易”取。胡适责成季羡林承办,季羡林用胡适的小汽车从陈寅恪家拖走一车藏书,多为西文、佛教、中亚古代语言珍藏版书。陈寅恪当时只收了两千美元。而据市价,他的一部《圣彼得堡梵德大辞典》书值就超过此数。

此事蒋天枢在《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中也有记载:“先生生活窘苦,不能生炉火。斥去所藏巴利文藏经及东方语文各书,如蒙古文蒙古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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