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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终于打断了他们的话。他一点儿也不生气，而是非常冷静。他边说边沉思，好像是自言自语：“我不能走回头路了。”说着，他两眼注视着空中。“我的态度若有改变，人们便会将它误解为让步，因为军事形势就是这个样子。它会引起山崩。”他虽然也答应，一旦在军事上获得了主动权，他会考虑采取较温和的措施，但克莱施特觉得，这只是说得好听而已。这种人的心怎么变得了？
猛然间，希特勒抬头望着克莱施特。平静的、沉思的情绪已不翼而飞了。“这是个幻想”，他有点粗暴地喊，“你有权只想到目前，只考虑眼下压制着我们的形势，但这正是你之不足之处。我有责任想到明天和后天。我不能为目前短暂的某些小的成功而忘却未来。”用不了一百年，德国就会成为一个有1．2亿人的国家。“为了这些人，我就需要空间。我不能答应给予东方人民任何独立的主权，不能用一个新的民族主义的俄国去取代苏维埃俄国。为取代苏俄，新俄国会组织得更严密。政策不是用幻想决定的，而是用事实决定。对我，在东方来说，空间是个决定性问题！”
于是，他的压迫政策得到了继续执行。伴随着这种政策的是苏联战俘的残酷的饥饿。在致凯特尔的一封尖酸刻薄的信函中——这封信想必是由更加强烈的下级起草并扔给东部占领区部长的——艾尔弗雷德·罗森堡为此作了证。该信指控说，在360万苏联的战俘中，只有几十万人的身体健康。绝大部分苏联战俘不是挨饿便是被当场枪杀，从而制造了一系列置“潜在的谅解”于不顾的暴行。
他们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医药试验，使无数的其他苏联战俘和集中营内非犹太犯人濒临死亡：有些人赤条条地躺在雪地里或冰水中；有些人在进行高空试验；有些人成了试验芥子气和毒气弹的牺牲品。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内的波兰妇女染上了毒气造成的坏疽；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吉卜赛人成了满足医生们的好奇心的牺牲品——这群医生在试验；靠喝海水人类究竟能活多久。
作为对破坏行动和叛乱的报复，全欧洲的占领区行政部门也处决了许多犯人，方式五花八门。这种行动由于元首在“珍珠港纪念日”那天发布的命令而合法化了——是在希特勒省悟到不但占领莫斯科无望，连胜利也值得怀疑时发布的。这项标题叫“夜雾法令”（非常合适！）的命令说：凡危害德国安全者，除须立即处决者外，其余必须“消失”，不得留下蛛丝马迹，不得将他们的命运告诉家属。
到1943年秋，旨在维护共同利益而合并欧洲各国的“西欧新秩序”，已现了原形：一种掠夺经济。在数以百万计不愿只当臣民的人们面前，希特勒恼羞成怒，用武力代替了劝说。
他用强迫劳动和处决人质的办法去回答消极怠工、停工或破坏。在荷兰和法国，死亡人数已达2万多。合法的抢掠已成家常便饭，一车车的战利品（包括食品、衣物和艺术珍品）从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和丹麦源源不断地运回德国本土。这还不包括宠大的占领费在内。光法国一国每年就得为加入“新秩序”而支付70亿马克的费用。
在柏林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向全党的领导人透露了真情：“仍然还存在于欧洲的那些小国垃圾，必须尽快予以清除。我们的斗争目标是要创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只有德国人才能真正将欧洲组织起来。”
所谓统一的欧洲，当然，就是受德国统治的欧洲，由盖世太保及与之同流合污的警察力量实行统治的欧洲。然而，尽管这个“新秩序”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压迫和报复，它并未在他们中燃起叛逆的精神。占领区的绝大部分人仍与纳粹政权采取合作的态度，以维持比较正常的生活。他们相信，实行总罢工，袭击德国监工或骚扰他们的政权机构或经济，势必导致大规模的报复或使他们的生活水平降低。这样，在他们看来，还不如与也许会无限期地统治下去的占领者搞好共同的事业。这样做不但容易些而且能够做到。正是这种求生存的欲望把抵抗活动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事实上，参加地下活动的人寥寥无几，且在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游击队间，例如在法国，又常常发生互相削弱的和流血的斗争。唯一较大规模的抵抗运动发生在南斯拉夫，而这个运动也由于共产党人铁托（他力图团结反希特勒的一切力量）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米哈依洛维奇之间互相残杀而遭到削弱。
希特勒要将欧洲变为日耳曼帝国的目标现在虽昭然若揭，但其野心大到何等程度却仍未为人所知，甚至连他的许多敌人也猜想，这只局限在欧洲。在这个问题上，如他们看到了他手写的秘密笔记，肯定会大惊失色的。
为全世界利益故，英国目前的形势不予改变。由于种种原因，在取得最后胜利后，我们必须与之和解。
国王必须下台——由温莎公爵接替。我们将与他签订永久友好条约，而不是和平条约。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埃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半岛之古称—译注）他继续写道，将在“新秩序”下联合起来，从而实现查尔士大帝、尤金亲王和拿破仑梦想实现的欧洲统一。
最后胜利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把美国永远排除在世界政治之外，消灭他们的犹太社会为达到目标，戈培尔博士必须具有一位总督的独裁权力，以完成对种族混杂的劣等居民的全面再教育。在这方面，戈林也应尽一臂之力，主要是把有日耳曼血统的居民全部或至少百分之五十动员起来，进行军事教育，以获得民族主义的新生。
（5）
正当希特勒在制订征服包括五大洲在内的征服计划时，他的部队却在东方朝本土节节败退。在粉碎“堡垒战役”的胜利鼓舞下，苏维埃统帅部满怀信心，勇敢地转入反攻。在1943年后半年，红军在某些地方推进了400公里，把中部和南部的德军驱至第聂伯河彼岸。
这促使希特勒加速执行其“最终解决”的计划。1944年初，他批准向一大群非党员、非党卫军泄露这个秘密。1943年1月26日，希姆莱作了第三次讲话，是在波森的剧场里向260名左右的陆海军军官作的。他冷静地告诉他们，希特勒已把消灭犹太人的任务交给了他。“我可以告诉你们，犹太人问题已经解决了。”一阵掌声席卷了整个礼堂。有个靠近冯·格斯道夫上校（即那位要把希特勒和自己炸死的军官）的陆军军官激动地跳上椅子。在礼堂的后边，有个脸色难看的将军正在检查，看他的同事中有几个人没有鼓掌。他数了数，一共5人。
在尔后数星期内，希姆莱继续在进行他的启蒙运动。他向一群海军将领承认，他曾下令屠杀妇女和儿童。“如果我允许这些充满了仇恨的儿童在这场人反对非人的战斗中长大成人，那么，我就是个弱者，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的罪人……但我们必须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进行的是一场原始的、独创的、自然的种族战争。”在宗特霍芬，他对另一群将领也讲了几乎同样的话。“在德国，以及在占领区，一般来说，犹太人问题已经解决了”，他说。当他说到这个问题“未作妥协”
便解决时，厅内出现了掌声。希姆莱在“最终解决”问题上共作了15次演讲，听众广泛，但，意味深长的是，外交部的人一个也没有。
1943年的最后几天，压得希特勒喘不过气来。他的军队在列宁格勒和整个乌克兰面临着新的挫折。不仅如此。由于党卫军法官摩根终于挖出了布痕瓦尔德贪污案的网络，希特勒的灭绝计划受到了威胁。集中营指挥官科赫的同案人科勒害怕了，同意出庭作证。他被关进监狱，作为人证，但不到3天，他便死在狱中。在铁证面前，在摩根的无形审问下科赫顶不住了。他供认，除了靠犯人发财外，为了保住秘密，他处决了不少犯人。
对科赫的起诉虽然成功，但摩根并未因此而满足。他沿着贪污的线索追至波兰。在卢布林，集中营的指挥官热烈欢迎了他。该指挥官名叫维尔特，曾在贝尔赛克任格斯泰因的向导。他自豪地透露，他不但在卢布林地区建造了4座灭绝营，灭绝系统也是他建立的。他说，每个营都建得像一个波特金村庄。当火车开进假站台时，乘客都以为到了一个新城镇。维尔特津津有味地说，火车一到，他或他的代表，便向新来者致词表示欢迎（欢迎词是固定的）：“诸位犹太人，把你们带到这里来，为的是要将你们重新安置。在犹太州建立之前，你们当然得先学会如何工作。你们必须学会一门新手艺。”这些定心丸式的话讲完后，犹太人便无辜地列队走向死亡。
在摩根听来，维尔特的描述是“完全荒唐的”，但，在他参观了贮藏战利品的屋子后，他可不这样想了。看到堆积如山的宝物——其中有一大得令人不敢相信的表堆——后，他明白了，“某种可怕的事情正在这里发生。”他从未一次看到过这么多的钱，特别是外币，有世界各国的硬币。看见炼金炉及一大堆金砖，他惊奇得张大了嘴。
摩根参观了维尔特建造的4个集中营——马伊达内克、特莱勃林卡、索必波尔和贝尔赛克。在每座集中营内，他都亲眼看到了处决犯人的证据——毒气室，焚尸炉，以及大片大片的墓地。这里在大规模地犯罪，但他又无力采取行动，因为命令是从元首的总理府直接下达的。摩根的唯一依靠是对“武断地屠杀”犯人一事进行起诉——这些官司倒可以打到党卫军的法庭上去。他立即着手搜集证据，终于找到了足以控告马伊达内克两名高级官员犯有谋杀罪的证据。
维尔特是个基督教徒，他帮了很大的忙。他继续与摩根无拘无束地谈论这4个营的指导思想。一天，他无意说到，有个名叫霍斯的人，在奥斯维辛附近建立了另一个大型的灭绝营。在摩根听来，这地方有大量证据可以搜集。但摩根的权力有限，要到如此遥远的地方去，非有正当理由不可。很快他找到了借口：有件悬而未决的黄金走私案涉及霍斯手下的数名职员。于是，在1944年初，刚强的摩根便在奥斯维辛附近调查死亡营的事件了。他不费什么手脚便找到了众多的堆满财物的小屋子，毒气室和火化室。但是，在调查“不合法”的屠杀事件中，一到手下某个工作人员快接近事实真相时，调查工作便受阻。于是，摩根便决定返回德国去处理一件更重要的事情——官方的集体屠杀事件本身。抵柏林后，摩根决定面见希姆莱，向他阐述清楚，这项灭绝政策正直接把德国“引入深渊”。为了见他，摩根又不得不再次通过种种渠道。首先要找的是他的顶头上司即刑警局局长。奈比听后，大吃一惊（”我向他汇报时，我看出他毛骨悚然”），说不出话来。待他能说话时，他叫摩根立即将此事向卡尔登勃鲁纳汇报。卡尔登勃鲁纳听后也大惊失色，答应将此事直呈希姆莱和希特勒。接着，他又找了党卫军法庭的首席法官勃赖豪特。
此人听完后，气得发昏，答应安排摩根与希姆莱会晤。但是，由于官僚机构的种种限制，摩根的官司只能打到希姆莱的接待室。这下，摩根便认识到，要打这场官司，他非走另一条更加实际的道路不可，“那就是，利用这个制度本身提供的条件去把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