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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军事扩充，很明显，英法两国的军事团结更加紧密了。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英国并不准备冒大的风险。“没有一个国家，特别是英国”，英国外交大臣的私人秘书于那年秋对冯·俾斯麦亲王奥托透露说，“愿意为别国的利益出国打仗的。”因为希特勒无意染指大英帝国，而他的全部外交政策又是建立在英国的容忍（不是友谊）的基础上，他便直截了当地重新获得他们的同情。
12月19日举行的正式晚会就是取宠的一个步骤。在25名来宾中，4名是英国人——英德联谊会一著名成员，罗德米尔勋爵及其公子，罗德米尔办的最有影响的报纸《每日邮报》的编辑华尔德·普赖斯。为这一晚会，希特勒特地穿一身晚礼服，而不是党的制服。当客人就座开始吃简单的饭菜（烤鸡）时，他说：“从兰茨贝格出狱至今天已是10年了。”他告诉人们，狱中的几乎全体雇员，包括典狱长在内，都变成了国家社会主义者。“巴伐利亚政府大怒，把大部分雇员送进警察学校以示惩罚。但不到半年，那地方便成了吸收国社党党员的中心。他们没法子，只好将它关闭。”
晚餐后，希特勒将不抽烟的客人请到另一房间。罗德米尔勋爵和里宾特洛甫及几位女宾一起，与希特勒出去。在此之前，半犹太血统的斯特芬妮·冯·霍亨洛赫公爵夫人已将他介绍给了这位报纸大王。希特勒之所以会吸引罗德米尔，是因为他们同样仇恨布尔什维主义。几星期后，当萨尔选区（在天主教的敦促下）百分之九十选民投票赞成与德国联合时，《每日邮报》大声喝彩欢呼。1935年1月下旬，希特勒又接见了两位更加友好的英国人士：赫特伍德的艾仑勋爵，他带来了英国首相拉姆赛·麦克唐纳的问候信；另一位罗提安勋爵对希特勒和平愿望的印象如此深刻，使他情不自禁向外相约翰·西蒙爵士做说服工作，证明元首是真诚的。
萨尔和平地回归德国，连法国也如释重负，正式向德国提交一共同建议，以解决包括军备平等和东方罗加诺等问题。（10年前在罗加诺签订的协定的主体是一份公约。公约规定，签字国互相保证尊重德国、法国和比利时的疆界——包括非军事区的莱茵兰在内）。希特勒于2月14日谨慎地回答说，他欢迎军备谈判，但要待德国与英国初步讨论后再与法国进行总的谈判是不是会妥当些？
约翰·西蒙爵士同意于3月初前来柏林。他之来访的前景曾在柏林的外国人士中产生乐观的气氛，但在3月5日的日记中希拉写道：“西蒙原定于后天来此与德国人谈判，但是今晨牛赖特告诉英国人说，希特勒着了凉，要求西蒙推迟其德国之行。今日下午在威廉大街略作调查发现，这是‘外交着凉’。”原来，英国曾发表白皮书，公开谴责德国加速军备。
这便惹了元首。尤其令英国人惊慌的是，希特勒到萨尔协助庆祝正式占领这块被角逐的土地时，当地居民竟表现出无比的热情。
3月10日，希特勒在他的外交棋盘上又走了一步。他单独向《每日邮报》的普赖斯透露。最近德国空军已正式成为德国武装力量的一个兵种。如同希特勒希望的，无论是英国或法国，官方均未正式发出谴责。相反，可能对此已有所闻的约翰·西蒙爵士，通知下院说，一旦元首感冒痊愈，他仍计划出访柏林。法国所作的反应也仅是由国防部提议，延长部队的服役期。
这种弱不禁风的反应，希特勒未与其将领们磋商便将之击败了。3月15日上午，他令首席副官在慕尼黑的“四季旅馆”与他会面。他指示副官发布重新征兵和扩充武装力量的消息。当晚，国防委员会便举行会议，讨论希特勒之令他们惊慌失措的征兵计划。冯·勃洛姆堡将军对各大国可能作出的反应表示关切。里宾特洛甫认为，这没有什么可忧虑的，把勃洛姆堡的关切不放在心上。“您说的全是胡说八道！”勃洛姆堡生气地反驳说。他整晚都在攻击这一计划，次日早晨，待他与弗立契向希特勒汇报时，他的反对意见被迫息了。
那天下午，星期六，约100名外国记者挤在宣传部的会议室里。谁也不明白为何突然把他们找来，所以室内空气有点儿紧张。戈培尔进来了，“看上去既煞有介事又严肃”。他大声宣读了一份新的法令，宣布全面实行兵役，将和平时期的兵力增至30万人。这虽然人人都猜测到了，但它仍令人震惊。罗希纳和几名记者连忙跑进大厅打电话——尽管戈培尔还在回答问题。
就在那时，法国大使正在总理府元首的书房内得到第一手的消息。弗朗斯瓦·本塞抗义说，这份通知肆无忌惮地违反了凡尔赛条约，对德国事先不与法国接触或讨论便让法国接受既成事实表示遗憾。
希特勒庄严地、坚信地反驳说，他的意图纯粹是自卫性的。法国没什么可害怕的。他的主要敌人是共产主义，他破口大骂俄国人。这样，大使离去时几乎相信，希特勒无意发动反对法国或英国的战争——只决心毁灭苏维埃政权。
法国对德国再次显示武力所作的回答，是向国联提出毫无意义的呼吁。3月25日上午，英国的官方代表团在友好的气氛中会见了希特勒。首次充任元首的翻译的包尔·施密特注意到，当元首向约翰·西蒙爵士、艾登和大使埃力克·菲普斯爵士问候时，他的微笑是“特别友好的”。他们在总理府矮桌旁坐着。在场的有牛赖特和里宾特洛甫。
西蒙宣布，英国政府和人民首先需要的是和平，真诚希望德国与其它欧洲国家合作，朝这一目标前进。英国的决定性因素即英国的公众，他说，对类似德国“退出国联，奥地利及某些单方声明”那样的事件“非常不安”。英国“并不反对德国，但强烈反对任何有可能危及和平的事情。”
知道施密特是个能干的翻译，而自己又精通德语的艾登回忆说，“希特勒的回答特别巧妙，一方面是特意请求，另方面字里行间又在威胁。”在第二轮会谈中，元首的个性给艾登“一个很不好的印象”。“在我看来”，他好像是“消极的，肯定是不令人佩服的”，而且，“相当善于随机应变。”同时，艾登又佩服希特勒主持会议的方法，“毫不犹豫，又不作记录，与一个知道自己目标的人完全适应。”
他对他的行动一一作的解释，虽然可信却不能令人折服。例如，他矢口否认违反了凡尔赛条约，理由是，他从未在上边签字。他的碧眼盯着约翰爵士补充说，他宁愿死，而不愿这样做。德国也从未违反过条约——除了在滑铁卢一役中，普鲁士军前来援助英军时。而在那一次，威灵顿将军也未提出抗议。“自接触他以来，这肯定是最能令希特勒高兴的”，艾登评论道，“我认为这条提得很尖锐，提出时他脸上没有一丝笑容。”
在上午的会谈中，希特勒镇静而彬彬有礼地进行辩驳，这不仅令英国人吃惊，连他的翻译也吃惊不小。然而，在进午餐后，当牵涉到立陶宛的东方公约被提出来时，他失去了平静。“我们与立陶宛毫不相干！”希特勒喊道。目前，那里正在对德国少数民族进行阴谋审判。他眼睛里射出怒火，声音粗哑，连r的颤音也出来了。“他们在梅墨尔践踏德国少数民族。不管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决不与这样一个国家签订条约！”他怒斥道。片刻后，风暴平静了，他又成了一个彬彬有礼的谈判者。这次，他是据意识形态之理进行辩驳的。“在国家社会主义与布尔什维主义之间”，他平静而有力地说，“任何联系都绝不可能！”
在当晚的宴会上，希特勒心情愉快，热烈地与艾登交谈起战时各自的经历。他们曾在奥塞河两岸面对面厮杀。于是，两人便在菜单后面画起战地地图来。他们的谈话内容有些给弗朗斯瓦·本塞偷听到了，所以，吃完饭后他便问艾登，他是否真的与希特勒打过仗。艾登回答说好像是，法国大使便讽刺地说：“你想念他吗？你应该枪毙他。”当晚，艾登在日记里写道，“结果很糟，整个调子和平衡与一年前大不相同，很明显，重又用普鲁士精神武装起来了或正在武装。俄国现在成了魔鬼。”
竖日上午10时，西蒙爵士建议讨论装备问题。他说，英国最近正与各大国单独进行磋商，为召开大型的海军会议作好准备，因为大会要修改现时的海军条约。他邀请德国到伦敦去参加类似的非正式的磋商。希特勒当场接受了。他重又提出了先前已提出过的问题：把德国的吨位限制在英国舰队吨位的35％。与此同时，他看不出“有什么天时或地利”能强其他“承认法国或意大利的舰队优势。”
此时，希特勒戏剧性地拿出一封电报，并愤怒地读了起来。令人吃惊的是，温和的政治家顿时又变成了狂暴者。这封电报宣布了对那些被控叛国的立陶宛德国人的有罪判决。希特勒生气地问，如果凡尔赛条约将英国的一部分土地硬割给像立陶宛那样一个国家，英国会怎么样？如果英国人只因为像英国人那样行动便遭到严刑拷打和监禁，他们又会怎样？
他的怒容很快便消失了，他又恢复了温和的常态，只要求在军事上与英国和法国保持平衡。中午，他们是在英国使馆吃点心的。这也是元首第二次步入外国大使馆。午餐后，与会者又返回总理府。希特勒对俄国向西推进的企图进行抱怨，说到这里，他辛辣地把捷克斯洛伐克称为“俄国人伸出来的胳膊。”他又重申，在军备问题上，德国要求得到平等权利。西蒙和艾登都在耐心地、心平气和地倾听。这给施密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是在两年前，德国代表像希特勒现在那样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好像是天经地义似的，那末，天都会塌下来。我也不禁怀疑，比诸外交部所采用的谈判方法，希特勒是否已用品造成既成事实的高招走得更远了。”
当晚，希特勒在总理府主持宴会。他原来穿的是褐色外衣，戴红色卍字章，现在却改穿燕尾服。在他的翻译看来，他是个“迷人的主人，在客人中来回穿梭，好像他是在大户人家里长大的似的”。宴会后，希特勒对一群朋友，包括威尼弗雷德·瓦格纳在内兴高采烈地大谈起外交成就。他像小学生似的，又是拍手，又是拍膝盖。“了不起的人物呀，那些英国人”，他说，“即使撒谎，他们也撒得漂亮，一点不像法国吝啬鬼。”
会谈结束后一天，希特勒把与英国海军之比是35％一事告诉了海军总司令，并指示他按计划建立海军——但“不要大肆宣传，以免使英国对其它大国的困难处境复杂化”。希特勒决心与英国和睦合作，并继续向对德国处境表示同情的有影响力的公民们献媚。4月间，他在慕尼黑寓所为奥斯瓦尔德·莫斯雷爵士举行午餐会。莫斯雷退出了工党，当上了“英国法西斯联盟”的主席。他评论说，希特勒的“迷人的态度完全消失了。也许这是个不合适的话题。反正，他并未试图施展那种效果。他很其实，整个午餐过程中，他都以温柔得几乎像女性的魅力待我。”
在伦敦，一位极为重要的德国事业的追随者，正在重申起先前的同情。他就是威尔士亲王。在与霍希大使进行的一次长谈中，这位王位继承人“再次对德国的地位和期望表示完全理解”。
（3）
在柏林，由于赫尔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