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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一天天过去了，但什么事也没发生。1939年1月19日深夜，沙希特的电话铃响了。他受令于次日上午9时往见元首。在这个时间会见是异乎寻常的，因为希特勒很少在凌晨3时前上床。据沙希特说，元首当时开门见山就说，“我叫你来，目的是要告诉你，你被解除了帝国银行总裁的职务。这是解职书。”沙希特接过了解职书。“你与国家社会主义的图景格格不入”。希特勒说完，等待了片刻，看沙希特有何话说。
沙希特依旧沉默不语。接着，希特勒便斥责了他一番，说他不该在圣诞之夜有银行工作人员参加的晚会上谴责“水晶之夜”。“假若我先知道这些都是您批准的”，沙希特终于说话了，“我便可能保持沉默。”
这个回答似乎令希特勒吃了一惊。“反正”，他愤慨地说，“我太伤心了，不想跟你再谈下去。”两人于是同意，沙希特出国作长途旅行。此后不久，他便去了印度。搞掉了他，希特勒如释重负。“若是搞强硬措施”，后来，希特勒对其内层人士说，“沙希特是颗无价珍珠。”但是，每次叫他拿出性格力量来时，他总是拿不出来。
沙希特被解职后，很快，魏德曼上尉便被召至冬园。近几月来，希特勒待他越来越冷淡，而魏德曼也猜到了自己也会被开除的命运。自“水晶之夜”以来，元首似乎就生活在与现实毫不相干的世外桃源中。每当魏德曼试图讨论体制上的缺点时，希特勒总是对他置之不理。
“身居高位，或处身于内层的人们，若不同意我的政治观点，他们对我就毫无用处”，他简明扼要地对魏德曼说。“我解除你我之私人副官的职务，委派你为旧金山领事。对此新职，你可接受也可拒绝。”魏德曼毫不迟疑地接受了此职，但说，希望不要减他的薪水。听到这里，希特勒的语调缓和一些了。“经济上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提。”这样，经过四年紧密相处后，这两个战时的同志便在互无怨恨的情况下分手了。
沙希特与魏德曼之下台标志着约瑟夫·戈培尔重新获宠——他之失宠系他寻花问柳的行径使然。“每个女人都使我热血沸腾”，他在二十多岁时的日记中写道。“像一头狼似的，我来回徘徊。”与玛格达结婚后，他也没有节制。与此同时，他与众多女人保持性的关系，且从不公开妥协。就是说，直到举行奥林匹克运动会那年夏天他爱上了捷克女演员丽达·巴洛娃时为止。玛格达原以为这不过是通常的打情骂俏，到后来，到1938年，她失去了耐性，要求离婚。对同性恋行为，希特勒曾表现出惊人的忍耐力，但是，对于党的领导人抛弃曾助他取得权力的伴侣之举，他却非常难过。他要戈培尔与那个女演员断绝来往。开始时，他拒绝了，并提出辞去其部长职务，愿到日本或其它遥远的国家去当大使。后来，他在压力面前屈服了，放弃了他的伟大的爱情。在警方的“劝告”下，巴洛娃回捷克斯洛伐克去了。她一走，希特勒马上把戈培尔全家召到贝格霍夫。戈培尔夫妇和三个孩子在克尔斯坦茶馆门口照的照片，被公开发表，以证明这家人诸事如意。
这些戏剧性的妥协表演，刚好发生在“水晶之夜”前几个星期。失去丽达·巴洛娃的痛苦——以及想在诸如希姆莱和罗森堡等人（他们觉得，戈培尔丑闻“给党的道义地位带来最严重的一击”）面前恢复名誉的愿望——所有这些，都可能是令他在11月的“水晶之夜”如此肆无忌惮的原因。
戈培尔的官复原职，刚好发生在希特勒对犹太人问题有了新的看法的时候。不久前，希特勒曾前往特鲁斯特太太在慕尼黑的画室。她敦促希特勒重新起用亚瑟·皮希勒这位犹太作曲家，允许他在奥格斯堡音乐学校里任教，为什么犹太人就不能个别看待呢？她争辩说。她所认识的那几个犹太人，不但是本行业中的行家，而且也是宝贵的人。
“那都是你的经历”，希特勒想了想后说，“假若我也有类似的经历。我可能不会走上现在的道路。但，我的经历大不相同——像我在维也纳的经历那样。”他必须把德国人民的命运看得高于一切。“犹太人独立生活着，为自己的法律服务，从来不为他成为公民的那个民族或国家而活着，或服从于那里的法律。他不属于德国人民，在我们中，他仅仅是客。但，做客也与1918—1933年这个时期不同。那时，他们霸占了艺术界、文学界、新闻界、商界和银行界的最高职务。让我国人民在自己的民族特点的基础上重新建立牢固而健康的前途，这是我的责任。使德国人民，特别是德国工人，能安全地生活，并有光明的前途——这是我毕生的任务。”这番话是为拒绝她“原则上”的要求而说的。奇怪的是，当他再次前往慕尼黑时，他一反常态，居然同意重新起用皮希勒教授。
如同1938年初，伪称捷克在边境上调动军队曾促使希特勒过早地采取行动一样，国外针对“水晶之夜”而发的抗议风暴，也可能加深了他对犹太人的憎恨，并促使他寻找对付他们的新办法。1939年2月21日，他对捷克外交部长契瓦尔科夫斯基说，对一个未消灭犹太人的国家，德国是不会提供保证的。这就表明他已完全失去了客观性。“我们的友善不外乎是软弱，我们也觉后悔”，他说。“这些害人虫必须消灭。犹太人是我们的不共戴天的仇人。到本年底，德国的犹太人将一个不留。”他们决不会像18年11月那样，逃脱惩罚。“与他们算账的日子到了。”
几天后，外交部向各外交使团和领事馆发出一份通知，指出犹太人问题系德国外交政策的一个因素。“德国对犹政策的最终目标”，通知说，“是实现住在德国领土上的全体犹太人的移民。”自国社党降临以来，只有10万多一点犹太人从德国移民出去，在新的东道国安家落户。这个移民数量虽小，但已引起美国、法国、荷兰和挪威各国本土居民的抵制。尽管德国在道义上进行了谴责，西方国家像隐士一样，将边界封闭，不准希特勒的犹太人入境。这个地方突然反犹的火药味十足，这就证明将犹太人大规模运送出境的做法是行之有效的。通知在结尾说，德国政策的目标“是在将来将犹太人问题获得国际解决，它决不受对‘被驱逐的犹太小教’的虚伪同情所左右，而是基于各民族的成熟的认识，即，犹太人将给各国的民族生存带来危险。”
1月29日，希特勒更明目张胆地宣布了其突然改变了的战术。在庆祝纳粹党掌权6周年的大会上，在向国会作的演讲中，他向世界犹太人宣战。意味深长的是，在几小时前，他曾令海军在五年内建成一支强大的潜艇舰队。他攻击说，英国、美国和法国，“至今仍不断遭犹太和非犹太鼓动家的煽动，仇恨德国和德国人民”，而他所需要的不外乎是安静和平罢了。他说，这些旨在带来战争的谎言及企图，丝毫影响不了德国解决犹太人问题的态度。这也是自他上台以来首次挑开最终计划的面纱：“在我的生命旅途中，我历来是个预言家，也常因此遭人耻笑……我将再次做个预言家：如欧洲内外的犹太金融寡头得以将各国再次抛入世界大战中，那末，结果将不是地球的布尔什维克化，不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犹太种族在欧洲的被消灭！”他这个偏执狂是在向犹太人高喊：“住手！你们在迫我杀你们！”
（3）
在过去一年中，希特勒毁灭了一个主权国家，瓦解和瘫痪了另一个主权国家，并在这一过程中令西方卑躬屈膝。1939年预示着更大的政治征服。1月1日，墨索里尼终于下定决心，接受了德国在去年秋天所作的提议，将“反对共产国际公约”从只起宣传效果的条约变成不折不扣的军事联盟条约。“在这个月中”，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他计划让公众舆论接受他的观点——对公众舆论，他不屑一顾。”理由：墨索里尼生怕与西方发生战争，现已是不可避免了。
在新年文告中，希特勒宣布，德国政府的希望只有一个：“……在新的一年中，我们希望能为世界的和平成功地作出贡献。”在他的“和平”计划中，下一个步骤是全面控制捷克斯洛伐克。一些时候以来，对慕尼黑条约他深觉后悔，因为，很明显，他原可把整个捷克吞并而又不会遭到报复的。现在呢，他却要寻找某种人们接受得了的借口，以便向捷克进军，把残留部分拿到手。
2月，他令戈培尔发动一场反对捷克政府的宣传攻势：它仍在信奉异教的日耳曼公民中制造恐怖，在苏台德边境集结军队，暗中与苏联密谋，并粗暴地虐待斯洛伐克的居民。最后的一项指控是最有成效的，因为斯洛代克的某些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早就对此诱饵跃跃欲试，并开始提出实行完全独立。这种局势是爆炸性的，若捷克政府中某个经验不足的高级官员稍有不慎，另一个危机便会随即出现——授希特勒以他所需之柄。
在伦敦，由于德国外交部官员埃里希·科尔特提供了一份假报告，反绥靖的情绪又高涨起来了。科尔特密告一英国官员，说希特勒计划在不久的将来轰炸伦敦（这是德国国内反希特勒集团故作之举，目的在于使英国与德国发生战争。这只是科尔特及其他与这一阴谋有关的外交部官员发出的一系列的假情报之一）。张伯伦对轰炸之说很是认真，特为此召开了一次内阁会议。虽然未有纳粹飞机出现，但怀疑的温度仍在上升。英国驻柏林大使汉德逊也奉召回国述职，并就希特勒是否会采取军事行动一事作出汇报。汉德逊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使负责外交事务的助理国务大臣贾德干相信，德国人“并未考虑立刻进行冒险，他们的指针正指向和平。”狡猾的贾德干并不那样乐观。他说，希特勒的意图是“极可耻的”，但他也不太相信希特勒即将入侵捷克斯洛伐克的报告。
汉德逊回到柏林后，继续发来乐观的估价时局的报告。他报告说，关于纳粹要在乌克兰或者荷兰进行冒险的谣言已消声匿迹。“虽然某些人士说，目前的平静可能是另一次风暴的前奏，但，我本人目前并不持如此悲观的观点。”
然而，到次晚，希特勒在为外交使团举行的年宴上的行动，却令他担心。“在这次晚宴上，在汽车展览会上表现出来的友好，已明显地消失了”，汉德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他双眼紧盯着我的右肩，只讲一般的话题，但也强调一点：中欧，没有英国的事，别老干预德国。”元首的态度虽然令汉德逊“模糊地感到有点不安”，在下一次给伦敦的报告中却也未提到这点。
德国的阴谋很快便昭然若揭了。3月6日，英国驻捷克大使牛顿从布拉格发回的报告说，捷克与斯洛伐克的关系“似乎朝危机的方向发展。”由于斯洛伐克要求财政援助，事态便发展到了赤热化程度。“在这件争执中，德国起了什么作用”——德国若插了手的话——“这还有待人们去猜测，但值得注意的是，斯洛伐克的商业部长和交通部长，在专家的陪同下，于上星期访问了柏林。”
因为某种原因这封电报被耽搁48小时。至此时，汉德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