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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约的签订，好像使希特勒拿到了冒险发动战争的许可证似的。次日，信心十足的元首便把高级军官召至总理府内的书房。他解释说，解决德国经济问题的方法与德国和波兰的分歧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泽根本不是争执的目标。这是我们向东扩大生存空间的问题，也是取得食品供应和解决波兰的争端的问题。”
因此，波兰（尽管与德国有友好条约）必须被消灭。“我们不能重复捷克事件”，他警告说，“那会出现战争的。我们的任务是孤立波兰。”只有在西方不参战的情况下，对波兰一役才能告捷。因此，他把发布进攻令的最后权力保留在自己手中。“这若办不到，那还不如进攻西方，并同时将波兰解决。”
他的矛盾言辞，令听众摸不着头脑。正在此时，忠实的凯特尔自我解释说，元首的意思不外乎是要向各将领表明，他们的疑虑是没有根据的，战争不会真的爆发。希特勒还说，他作一勇敢预言，要与英法打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我们可轻易逃脱的想法是危险的，不会有这种可能性。我们必须破釜沉舟，同时，这也不再是什么正义和非正义的问题，而是关系到八千万人的生死存亡的问题。”基本的目标是让英国屈服。“我们不会被迫进行战争”，他说，“但是，我们无法避免一场战争。”
这决不是着了征服迷的某人的胡言乱语，而是一次招供：不进行战争，德国不能再作为一个大国继续下去。只有东方无穷无尽的资源才能拯救帝国；另一个选择，即与西方将就下去，却包含着各种风险，而这是不能接受的。如果他向世界暴露真相，就是说，他一直在恫吓和逃避战争的较量，那末，德国的威信和力量就会像泄气的气球，很快消失。
众人步出冬园时，凯特尔和雷德尔可能除外，大家都非常震惊。元首呢，则神彩奕奕地跑到上萨尔茨堡躲难去了。中途还在奥格斯堡停留，观看了当地演出的《罗安格林》。即使在贝格霍夫休息，希特勒也在探讨与东方达成交易的可能性。
对英国在莫斯科谈判一事，虽然他令舒伦堡“要坐得住”，自己反而坐立不安了。假若他们先行与布尔什维克签订了协定，那该怎么办？果真如此，德国入侵波兰时，斯大林会采取什么行动？这，他必须搞清楚。5月26日，里宾特洛甫向舒伦堡发出指示，要他通知莫洛托夫，如果希特勒能得到保证，即苏联已在事实上放弃了反对德国的咄咄逼人的态度（如同斯大林在最近的讲演中表明的那样），那末德国将放弃其先前反对共产国际的政策。如果作到了这点，那末，“考虑使德苏的政治与外交关系平稳而正常”的时刻便到了。
希特勒是愿意延长其生存空间的梦想的。他要舒伦堡说服莫洛托夫，让他相信德国根本无意扩张至乌克兰。对新近签订的《钢铁条约》，俄国人也用不着恐惧，因为它完全是针对英法两国的。舒伦堡又进一步获得指示，要他向莫洛托夫说明，如希特勒认为有必要对波兰动武，苏联也不会遭难。再者，与德国签约要更加实用得多，这一建议是诱人的。因为，在外交辞令后边，还明明白白地邀请苏联去瓜分波兰。英法两国不能或不会及时援救波兰的论点，对斯大林那样一个实用主义者说来，也是有吸引力的。
由于这个建议是如此自发地提出来的，以致使威廉大街也出现了一些小惊慌。首先，里宾特洛甫将希特勒建议之内容通知了日本大使大岛，催促他向东京发电，请日本也同意此建议。在日本，批评大岛将军的人都把他看作是希特勒的应声虫。但是，如果需要的话，他会变得非常顽固不化的，他连电报都拒绝往家里发。他辩解说，任何一个轴心国若与苏联（虽未宣战，苏联的步兵和坦克却在满州——内蒙战线上与日军进行残酷的战争）达成协议，必然会使日本参加日德意同盟条约的全部机会丧失净尽，而日本的参加正是希特勒所希望的。
里宾特洛甫没了主意，连忙打电话给阿托利科大使征求意见——他说，不是因为他是大使，而是因为他是俄国问题专家。阿托利科同意大岛的看法，认为轴心国若与克里姆林宫接近，俄国人便更容易在巴黎和伦敦“把货物吊起来卖”。
苦恼的里宾特洛甫想必与身在贝希斯特加登的希特勒在电话里讨论过此事并取得了新的指示。当晚。里宾特洛甫便向莫斯科发出另一封电报，取消了先前主动向俄国人作的建议。冯·德·舒伦堡大使若未收到新的指示便不准轻举妄动。
希特勒认为，接触的俄国人级别太高了，便令威兹萨克去探听阿斯塔霍夫的口风。3月31日，他按指示执行。从内容和语调上看，他们的谈话都让人恢复信心。元首于是便于当日晚些时候发电给舒伦堡。指示他一定要“与苏联进行谈判”。这封电报刚一发出，另一封又发了出去，建议恢复与俄国人进行的经济谈判。然而，斯大林的疑心超过了希特勒的疑心。到6月底，由于未取得重大成果，希特勒便下令中止谈判。双方似乎都急于要共度的密月也就告吹。
斯大林所追求的西方，在达成协议方面，并不比希特勒更有所进展。在伦敦，由于克里姆林宫不愿认真谈判，哈利法克斯勋爵已忍无可忍。他向迈斯基抱怨说，什么都说不行，这并不是谈判。它“酷似纳粹对待国际问题的方法”。苏联于6月29日通过《真理报》对此作了回答。《真理报》的这篇题为《英美政府不愿在平等的基础上与苏联签订条约》的文章写得非常辛辣。苏联在迟疑的真正原因是，它积极地怀疑英国的目标是将它卷进对希特勒的一场战争中去，而自己则将军事上的损失减至最小。同样持怀疑态度的日本驻伦敦大使向东京报告说，据自己的印象，英国又与通常一样，在耍两面手法：用与苏联进行的条约谈判威胁希特勒，用与德国保持和平的计划反对斯大林。
与此同时，希特勒整个夏季都躲在贝格霍夫，既不在外交界抛头露面，也不发表重要的演说。这段的沉默也许是其自身拿不定主意使然，也许与其信念有关：大部分问题，你若不管它，它们便自行解决了。不管属何种情况，他都不可能做出更能使对手混乱的事情来。这是个被动消极的季节。他耐心地倾听着墨索里尼写来的书面警告——是由一位将军亲自送来的。墨索里尼说，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但又说他们两国都需要和平。“要到1943年后战争的努力才会有最大的胜利前景。”当将军念到墨索里尼不大愿意参与欧战时，希特勒并不想与之争辩。他自己的意图还是孤立波兰，把战争限制在局部。至于如何做到这点，他并不需要听一个意大利人的高见。
在他的几个副官看来，他明显地轻松多了。他于7月中旬下山，在慕尼黑作了短暂的停留，在国家歌剧院观看了专场为他演出的《汤好色》（Tannhauser，德国13世纪时，一武士兼抒情诗人，裨史载其在维纳斯堡一山洞里与维纳斯纵情淫乐，后忏悔。瓦格纳据此写的歌剧也叫Tannhauser，中译为《汤好色》——译注）。这部歌剧还有个新的特点，是专为这位国家元首希特勒增加的情节：两名全裸的姑娘，一名演欧罗巴，骑在公牛上；另一名演丽达，带着天鹅。
一星期后，他到了白莱特，参加了一年一度的瓦格纳音乐节。这次音乐节除演出了《戒指》外，还增加了扣人心弦的《崔斯坦与帕西法尔》。每次演出他都邀请他中学时期的朋友库比席克前来观看，但直到8月3日，即《歌德达马隆》末场演出后一天，他们才相见。那天下午，党卫队一名军官陪同库比席克来到万弗里德旅馆。希特勒用双手紧紧握住老朋友的右手；库比席克感动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库比席克有点不好意思地拿出一叠印有元首的照片的明信片，想让希特勒签名，以便带回奥地利去分发给朋友。希特勒戴上老花眼镜——他很小心，遇有拍照都将眼镜取下——热心地在每张明信片上签名，库比席克则在旁小心翼翼地将墨迹一一弄干。之后，希特勒便领库比席克到花园瞻仰瓦格纳之墓。“我很高兴”，他说，“能在同一地方再次碰到你。这是我们俩过去最崇敬的地方。”
由于当了元首，肩负重任，希特勒的私生活已难得有趣，而这一小插曲是罕得有的私生活的一个例子。给爱娃·勃劳恩的时间也很少；直到1939年年初她才住进总理府内的卧室。她睡在兴登堡生前的卧室里；室内的主要饰物是一幅俾斯麦的大像。元首有令，窗帘永不准拉开。这间忧郁寡欢的卧室（及一梳妆室）可与元首的书房相通。但他却要她通过佣人专用门进出他的房间。
他们虽然过着夫妇生活，但两人都尽力跟工作人员打哑谜，说他们不过是好友而已。上午，她叫他“我的元首”，但久而久之她用得习惯了，据她对好友们说，即使在私下里也这样称呼他。然而，知道他们的稳私的人越来越多——因为说来也荒唐，他们最少有一次防范不严。这事刚好发生在魏德曼上尉被解职前。一天早晨，魏德曼到元首房里去送急电，惊奇地发现爱娃的小巧玲珑的维也纳鞋竟呆在元首的皮鞋旁边——好像住旅馆时让人擦鞋似的。“我不禁想起了拉丰田的寓言”，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一边下楼梯，一边笑个不停。”
在贝希斯特加登（在那里，爱娃的住房很舒适，与元首的紧紧相连），或在总理府，每逢重要客人来访，她便被关在屋里——这是她最难熬的时刻。她渴望能见到霍尔蒂海军上将、胡佛总统、罗马尼亚国王卡洛尔·阿加·汗和其他要员。然而，她却像孩子一样被关在房里。她私下对友人说有一次，她求希特勒让她见见温莎公爵夫人，因为，她想，她们俩人有许多共同之处；却遭到希特勒的拒绝。这是最令她难过的。
但她也明白，来自全世界的伟大人物都敬重他的情人。这，她很高兴，但也只能以此聊以自慰，使她的热切地等待着的生活好受些。另外，这怎么也比早年孤单和狐疑的生活要强，那种生活曾两次导致她自杀未遂。
政治战线方面，在希特勒在白莱特欣赏《崔斯坦》的当天，里宾特洛甫批准恢复与阿斯塔霍夫的谈判。谈判结果虽然令外长高兴，但彼得·克莱斯特却警告他勿让斯大林看出德国急于求成，尤其不能为一条约而搞特殊姿态。他们应该等待，也许用不了半年，便可达成令双方满意的协议。里宾洛特甫笑了。两星期内他们便可签约！他对克莱斯特劝他要有耐心的忠告置之不理。为了急于完成条约以对付英国，里宾特洛甫令舒伦堡再次会见莫洛托夫，并建议认真进行政治会谈。这次会晤于8月3日举行。德国大使报告说，此次会谈所得的印象是，苏联决心与英美两国签约，“如果他们能完全满足苏联的愿望的话”。肯定地，这印象是莫洛托夫所希望散布的。他与斯大林两人均注意到了威廉大街的焦急情绪；他们一方面在引诱德国，另一方面又牵着英国的鼻子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