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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家也未必就是“国虽百里可王也”搞分裂，法家也不是什么“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般搞统一，中国的统治法门，历来就是儒、法的杂交混血儿，分不出哪些骨血是谁的。
你别看历代先人们狗撕猫咬的争个不亦乐乎，其实都是在权力面前弄骚献媚的争宠，至于权力扯哪块皮做幌子？或者把哪些政客塞在身下痛快一番？只不过是主人对待“京叭”或“黑背”的关系，拍拍谁的脑袋谁的尾巴摇晃的厉害些而已。
咱们这里所说的法，其实比儒家与法家出世的都早，是从人类还没褪尽那身猴毛时就有了的，简单说就是：规矩。
直到今天我们引自为自豪的那句话：“我们现在是个法制国家！”，实际上也是得意自己有了规矩，法，就是规矩，是人给同类们制定的规矩。
把规矩分类撕条的调理成了书面顺序，就是所谓法律，往大处说叫宪法，古时叫律条；往小处说叫纪律，古时甚至小到家法，其实都是一码事，都是些大大小小的规矩。
规矩一升格为法，那就必须个个遵守了，犯了法就是犯罪，对，官大了不在此例，例如皇帝。
不过，古时皇帝自己制定的规矩，大多时候自己也是必须遵守的，否则大家都跟他学怎么办？规矩一乱，国家必乱，带头破坏规矩的皇帝也肯定会被后人们指责为“昏君”，所以皇帝违法也须谨慎。
至于历代流行的“权大于法”？那“权”其实就是法的一部分，不足为怪，只不过是写上本本或不好意思写明而已，更是正常现象。
立法就是制定规矩；守法就是遵守规矩；执法就是强制性监督规矩的执行；宋代也是如此，代代都是如此。
天下太大，不可能一部规矩包罗万象，所以才有了一些解释细则，才有了地方法规之类的东西，都是为了让人们更规矩的守规矩，这叫不可或缺的对法律的补充，是为了上下都好，也是不遵守不行的。
需要定的规矩实在太多、太繁杂了，所以制定规矩就难了去了，至今也没有、也不可能有不需要修改的规矩或者法律，更何况世界永远在变化中，规矩也要与时俱进不是？
制定的规矩在实施过程中遇到阻力，那就必然是损伤了一部分人的利益，假如损伤的是大多数人的利益，或者是比规矩还牛气的牛人的利益，一般情况下这条规矩就实质上作废了，大家会心照不宣的来报废它，俗称：潜规则。
潜规则的威力一般都比正式规矩大，也好使的多，大宋时就有这么条大家都默认的潜规则：漕运粮船的走私行为。
宋史载：“旧发运司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难。故操舟者辄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敝漏，且周船夫之乏，故所载率皆速达无虞。”
这就是条经官方主管部门默认的潜规则，虽然是违法行为，但与船夫们有利，执法部门的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却能使粮船的主要运输任务得以顺利完成，这就是条上下皆大欢喜的潜规则。立法者选择了一帮这样的执法者，既算有眼，也算幸运。
据宋人札记《师友谈记》载：北宋政府为了保证运河粮船的迅速抵京，制法：运粮船不得滞留片刻，沿途所有税卡不得检查，船夫沿途吃饭可以动用所运粮食，货物运达后可根据记账数目从工钱中扣除。――可没有明说允许白吃或走私带货。
沿途不用缴税？那能多获多大的利润？商人的鼻子比狗都灵敏，哪会放过这机会？于是走私一条龙作业迅速启动，商人当然得大头，船夫们自然也收入不菲，主管部门头头、具体经办下属们的腰包也决不会瘪了，这的确是一条沾边就有利的绝好潜规则。
尤其是能保证运粮船的及时到达，并且所载极少损耗，大家能有额外可观的“灰色收入”，船夫们谁还在乎那点沿途饭粮？
可是，这种事情污染的是船夫的灵魂与思想，那怎能不改革这陋习？新法实施后，这条潜规则行不通了，沿途关卡开始对漕运船只严格检查，查到走私货物自然是没收加罚款，数目重大还要掉脑袋！
别人还无所谓，船夫们就不行了，这部分人是属于“黑领阶层”，出的是牛马力，吃的是猪狗食，为什么？连舟船上的粮食也不准动用了，船夫们家境日下，能有什么好吃的充饥？
不过不要紧，“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大法在大宋也灵光，船夫们是干吗的？近水楼台还先得月呢，何况近粮的船夫？于是，就不止于沿途开吃了，盗卖很快成风，更有甚者，有盗卖恨太少的粮船，干脆被“人工事故”一沉了之，也省得交不了差不是？
官方也不是不破案，每年被制裁的船夫也不少，甚至连招募接班的也不容易了，可是每年的损耗还是倍增，一年竟达五十万斛（古容器，十斗，后为五斗），这情形都被扬州太守苏东坡了解的一清二楚，怎样执法？苏东坡面临考验。
恢复旧法？那就几乎等同公开支持走私偷税，朝廷能批复？就算能允许所请，可是以后自己岂不也要从此对违法闭上一只眼？
继续不干己事，听任漕运粮就这样损失下去？不损失船工们怎么活下去？这是个两难的选择题。
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苏东坡掂量再三，终于两害之间选其轻了，立即上奏朝廷，言明利弊，建议恢复漕运旧制，结果朝廷迅速批复，从其所请。――皆大欢喜的日子又开始了。
可见苏东坡对法律的理解与执行都是相当灵活的，工作就一个标准：利民利国就行，哪怕是明暗违法，该装糊涂的时候也不妨糊涂一回。
就是在酒宴之上，此时的苏东坡也是表现的清醒与糊涂难以分辨，经常拿着酒杯而坐睡，朋友们没有人能分清这时的苏东坡是醒是睡，唯有苏东坡自己心里明白。
苏东坡自己在这期间所坐的饮酒诗序言中这样说：“吾饮酒至少，尝以把盏为乐，往往颓然坐睡，人见其醉，而我中了然，盖莫能其名为罪其为醒也。”
苏东坡饮酒名句：“江左风流人，醉中亦求名。”
如果苏东坡在政治斗争中也采取如此方略，那将会是何种局面？不好说，兴许能当上宰相，但是，那就是另一个苏东坡了。
看来苏东坡是准备安心做个合格的地方官吏了，执政一方，做好自己的份内的事情，心安也身安，当然要比在京师勾心斗角舒服安逸。可是事与愿违通常就是为苏东坡这类人才准备的，苏东坡的扬州太守当了不足半年，朝廷调苏东坡回京的命令又颁到了扬州。
这次给苏东坡委派的活路挺出人意外：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薄使并兼侍读。――一个文官武职兼京师风纪监察外带皇帝的老师。
八十五、兵部未必掌兵事
文人掌兵，是宋代的一大奇观，大宋皇帝最怕的就是武人得势，一旦效法太祖来个“黄袍加身”怎么办？所以，军事高层都是由文人兼职，苏东坡这次兼任的兵部尚书就属于这种情况。
其实苏东坡虽是个了不起的文人，但内心却一直倾心武事，尤其对国家边防，极为关注，很多诗作中都流露出对能率军出征抵御外族入侵的向往，这点咱们后文专篇细讲。
因为现在不能，现在苏东坡所兼的兵部尚书上不了前线，甚至连运筹于帏幄也做不到，原因简单：大宋的兵部其实是个摆设，充其量算是个转达上级指示的衙门，上级是哪家？是中书省，北宋兵部不过是中书省属下的一个衙门，而且不管什么国家兵事，只管些皇帝仪仗、卤簿、武举、义勇弓箭手等事。真正掌握国家军权的是枢密院！
大宋的枢密院与门下、中书、尚书三省及御史台，共同组成知院――也就等于内阁，一切被皇帝控制下的权力就从这里对下实施。而枢密院是直接对皇帝负责的军事最高领导机关，就连宰相也不得插手。
但苏东坡这个兵部尚书不同，主衔是翰林院直学士，有着与“知制浩”同样的替皇帝或摄政的太皇太后起草诏书的资格，也可以说是皇家顾问班子中的一员，这权力就不好说了。
别看那个“侍读”名称不大好听，其实并不是服侍皇帝读书，也不是伴读，而是实践中的皇帝老师，只不过没给挂上“太傅”荣衔罢了。
至于苏东坡新兼职的活路“南郊卤薄使”？那是个在朝廷举行南郊祭天大典时的阶段性活路，不过临时的权力也不小，那一会甚至皇家内苑也要听他的指挥与监察，更不用说文武百官了。
你别看这临时工不起眼，一旦挑出任何人的毛病，那这哥们儿就算在仕途玩到头了，甚至掉脑袋的可能都有，国家大典无小事，足以影响你三代九族。
刚被迫来到汴京的苏东坡上任便点了一个足以烧身的火药桶。
元祐七年南郊大典，苏东坡以卤薄使的身份引导圣驾。皇帝刚进入太庙，这时突然有皇宫的十余副车驾于乾明寺前争道抢行，队伍中还有供后妃专用的红色伞盖，要按以往习惯，百官跪拜让道避开就是了，谁敢惹皇家后宫？
苏东坡才不理睬违反交通规则是何方神圣呢，当场于自己的车中草本上奏，弹劾这不看“红绿灯”的皇家权贵。皇帝于太庙中接到苏东坡的即兴表章，竟也格外重视，立即派人飞转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第二天就遣中使传命申敕有司，诏令严整仪仗车卫，自皇后以下，皆不准擅行中道，百官不需要拜迎。
看来苏东坡这哥们儿如果干交警，也是个好警察，执法不问身份，就是在今天也属难得。
但更重要的是显示了一点：太皇太后及皇帝对苏东坡无比器重，事无大小，所奏皆从，这还了得？其时的苏家小弟苏辙已经升任为门下侍郎，这实际上与“知政事”一样，就是宰相副职，在以前大都由宰相兼任；而现在的宰相是苏诵，唯有一个中书侍郎范百禄还是个外姓，莫非大宋朝廷真得快姓“苏”了？
有这苗头！当年十一月，苏东坡又被改迁为“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苏东坡历经磨难，不想当官非让当，现在离仕途绝顶宰相之位已经触手可及了！
苏门一时风光无限，东坡此时如日中天！
这时的苏东坡已经身居国宝级明星之地位，别说华夏大地，盛名已经跨越国界，走向世界，大有誉满全球之势！
据《渑水燕谈录》载：张芸叟出使辽国，在自己所住宿的宾馆中墙壁之上，也刻有苏东坡的《老人行》诗句，到了辽国书市，竟然苏东坡的诗词集为最热销商品，并且起名为《大苏小集》。张芸叟大为感慨，于宾馆的苏东坡诗句之下题句：“谁题佳句到幽都，逢著胡儿问大苏。”
这类事《坚瓠集》中也有记载，苏辙曾出使辽国，辽人大多见面就问：“大苏学士安否？”。使得苏辙回来后寄诗给哥哥东坡：“谁将家谱寄燕都，底识人人问大苏。
莫把声名动蛮貊，恐妨他日卧江湖。”
这是苏辙在提醒兄长：名声太盛不是什么好事，难免他日连醉“卧江湖”也受连累――不幸被苏辙言中！
可是，一个人的出名一旦“入轨”，就不是自己所能左右的了，“明星”们大多后来都成了傀儡，是受他（她）的“经纪人”尤其是媒体操纵的，就是官员一旦做大了，连衣食住行都要服从秘书们的安排指挥，那能如老孙这般逍遥自在？
不过苏东坡的名声在异国盛传，据载却是苏东坡咎由自取，据宋人笔记《珵史》载：苏东坡在知贡举时，恰逢辽国的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