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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并没有立刻跑到纽约去。我仔细把这件事想了又想，一连想了九个月。我最后获得结论：到纽约去，我绝无损失，一定会有收获。我有铁路证件，可以免费乘车。我可以坐在火车上睡觉，我可以带些三明治、水果点心和三餐食品。
当我到达纽约之后，找了一间每周房租五元并有家具的房间住下，在餐厅吃饭，在街上流浪了十个星期，却一无所成。如果我没有工作可以回去就任，那我真会急出病来。我已在铁路公司服务了五年，这表示我有就职的优先权；但要想保留这项优先权，我不可以离职超过九十天。那时候，我已在纽约呆了七十天，于是我利用我的证件赶紧奔回奥克拉荷马，又开始工作起来，以保持我的补给线不断。我工作了几个月，存了一点钱，然后又到纽约再试一遍。这一次，我有了进展。有一天，在一家录音房等待考试时，我对着那些女接待员弹着吉他唱了一首歌：《珍妮，我梦到紫丁香》。当我正在唱那首歌时，恰巧那首歌的作者纳特·史却克劳特走进办公室来。当然，他很高兴听到有人演唱他的曲子。于是他写了一张条子，要我到维多唱片公司去试试看。我录了一首，但成绩不理想——太生硬、不自然。于是我接受了维多唱片公司录音师的劝告。我回到杜沙，白天在铁路公司上班，晚上在当地电台演唱牛仔歌曲。我很喜欢这种安排，这表示我的补给线是敞开的，因此我也就没有烦恼。
我在杜沙电台演唱了九个月。在那段时间内，吉米·朗和我合写了一首《我那白发的父亲》，结果甚获好评。美洲唱片公司老板亚瑟·沙得利要求灌一张唱片，甚为成功。我另外又灌了许多张唱片，每张五十美元，最后终于在芝加哥WLS电台找到一项工作，演唱牛仔歌曲。薪水每周四十元。在那家电台唱了四年后，我的薪水提高为每周九十元，同时我每晚又在戏院登台表演，另外有三百元的额外收入。
接着，到了一九三四年，我的机会来了。当时好莱坞的制片家决定拍摄牛仔影片，但他们要的是一种新型的牛仔——会唱歌的。美洲唱片公司的老板同时也是“共和影片公司”的老板之一，“如果你们想找一个会唱歌的牛仔，”他对合伙人说：“我的唱片公司里正好有这么一个人。”
我就是如此闯进电影圈的。我开始拍歌唱牛仔影片时，周薪是一百元。我十分怀疑我拍影片是否能够成功，但我并不忧愁。我知道，我随时可回到我原来的工作岗位。
我在电影上的成就，远超过我的意料之外。我现在年薪为一万美元，不包括我所有影片的一切红利。不过，我知道这种情况并不能永远保持。但我不忧虑。我知道不管发生了什么意外——即使我失去了所有的钱——我随时可回到奥克拉荷马，在佛里斯科铁路公司里找份工作。我的补给钱永远敞开。
小说家荷摩·克洛伊时常想起他母亲说的一句老话：“不要为打翻了的牛奶哭泣。”但这并不是牛奶，而是我的心血。
我一生中最悲惨的时刻，发生在一九三三年的一天，警长来到我家前门，我则从后门溜了出去。我失去了位于长岛佛洛里斯特山的家，我的孩子都在那儿出生，我和家人亦在那儿住了十八年。
我从没想到这种事竟会发生在我的身上。十二年以前，我认为我坐在世界项端上。我将我的小说《水塔之面》的影片版权以好莱坞最高价卖给一家影片公司，我和家人在国外住了两年，我们到瑞士避暑，冬天则住在法国南部——标准的百万富翁生涯。
我在巴黎住了六个月，写了一本小说《他们必须见见巴黎》，后来改编成电影，由威尔·罗吉斯主演，这是他的第一部有声影片。他们要求我留在好莱坞，再为罗吉斯写几部电影剧本，但我还是回到了纽约，我的麻烦就从此开始了！我渐渐觉得自己拥有一些尚未发展的潜在能力，我开始幻想自己是一名精明的生意人。有人告诉我，约翰·贾可伯在纽约投资购买空地，而成了百万富翁。贾可伯是何许人？只不过是一名移民美国的小贩而已。如果他能成功，难道我就不能？
……我马上就要发大财了！我开始阅读游艇杂志。
我空有无知的勇气，对于房地产却一无所知。我如何开展这方面的事业呢？很简单。我把我的房子抵押了，然后买了佛洛里斯特山区一块最佳的建筑用地。我将保留这块地，直到地价涨到最高峰，然后将它卖掉，就可坐享厚利，成为百万富翁。我同情那些坐在办公室整天忙碌的职员——他们依靠一份薪水生活。我告诉自己，上帝并未赋予每人特殊的经济才能。
然而，突然间，经济不景气来临，象堪萨斯的狂风摇撼鸡笼子一样，我被吹垮了。
我每个月必须为那块地付出二百二十美元。那几个月过得真快！除此之外，我还必须为那栋被抵押掉的房子付款，并且必须养活一家人。我十分烦恼，想为杂志社写一些幽默小说。我的幽默小品颇似旧约中的哀歌！
我卖不出任何稿子。我所写的小说亦告失败。我把钱全用光了，除了打字机和我口中的金牙之外，我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拿来抵押借款。牛奶公司停止送牛奶，煤气公司也把煤气关掉。我不得不去买一个露营用的户外小火炉。
我们没有煤炭可用，可供取暖的唯一东西是壁炉。我经常在夜间出去，到那些有钱人正在盖房子的附近捡拾废弃的木头……而我本来梦想跻身这些有钱人的行列中。
我十分烦恼，睡不着觉。我经常半夜起床，走路数小时，以便使自己疲倦入睡。
我不仅失去了我购买的那块空地，我花在上面的全部心血也付诸流水。
银行结束了对我房子的抵押，把我和家人全部赶到街上去。
我们好不容易凑出几块钱，租了一间小公寓，在一九三三年的最后一天搬过去。我坐在行李箱上，举目四望。我母亲的一句老话突然出现在我脑海中：“不要为泼翻了的牛奶哭泣！”
但这并不是牛奶，而是我的心血！
我在那儿坐了一会儿，然后对自己说：“我已经历过最悲惨的遭遇，而且已经熬过去了。此后，只会好转，不会变坏了。”
我开始想到我仍然拥有好事物，我身体依旧健康，朋友仍在，可以重头再来。我不再为过去哀伤，我将每天重复母亲所说的那句话。
我把精神用在工作上，不再花费精神烦恼。渐渐地，我的情况开始改善了。对于我以前的那段悲惨遭遇，我现在心存感激；它给了我力量、坚忍和信心。我现在知道，什么是最困苦的生活；我知道，天无绝人之路；我知道，我们能忍受更多的困苦。现在当我遇到小烦恼、焦虑、妨碍时，我就提醒自己当年坐在行李箱上对自己所说的话：“我已经历过最悲惨的遭遇，而且已经熬过去了。此后，只会好转，不会变坏了。”
这篇故事带给你什么启示？不要为无法改变的往事徒伤悲！接受不可避免的事实吧！如果你的境遇已坏得无法再坏，那就试着往上爬吧。
拳击手杰克·邓普赛说：
在我的拳击生涯中，我发现，“忧虑”比我所对付过的任何重量级拳手更难对付。我知道，我必须学习停止烦恼，否则烦恼会削弱我的活力，破坏我的成就。于是，我自己草拟了一项制度。以下就是其中的一部分：
1、为了保持我在比赛中的勇气，我都是为自己说些打气的话。例如，在我和佛波比赛的时候，我不断地对自己说：
“没有人敌得过我，他伤不了我，他的拳头伤不了我，我不会受伤，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一定要勇往向前。”象这样为自己打气，使想法趋向积极，对我帮助很大，甚至使我不觉得对方的拳头在攻击。在我的拳击生涯中，我的嘴唇曾被打破，我的眼睛被打伤，肋骨被打断，而佛波的一拳将我打得飞出场外，摔在一位记者的打字机上，把打字机压坏了。但我对佛波的拳头麻木无感觉。只有一次，那天晚上李斯特·强森一拳打断了我的三根肋骨。那一拳虽伤不了我，但影响到我的呼吸。我可以坦白地说，除此之外，我在比赛中未对任何一拳有过知觉。
2、另外一个方法：我不断提醒自己，烦恼是有害无益的。
我的大部分烦恼，都出现在我参加大比赛之前，也就是接受训练期中。我经常在半夜醒来，一连好几个钟头，心里十分烦恼，辗转反侧，无法成眠。我担心会在第一回合中被对方打断手，或扭了脚踝，或眼睛被严重打伤，如此我就不能尽情发挥攻势。当我烦恼到这个地步时，我总是下床来，望着镜子，好好对自己说一顿。我会对自己说：“你真是个笨蛋，竟然为一些尚未发生，而且可能永不会发生的事情如此烦恼，人生短暂，你只有几年可活，所以你必须尽情享受。”
我接着又对自己说：“你的健康最重要，除了你的健康，没有任何东西比它更重要。”我不断提醒自己，失眠和忧虑会破坏我的健康。我发现，我不停地为自己诉说这些事——每晚，每年，最后，它们终于浸透到我的皮肤中去了，我因此可以很容易地除掉所有的烦恼。
3、第三种方法——也是最好的——就是祈祷！在接受比赛训练时，在场中比赛时，我总是在每一回合铃响之前祈祷。
此举使我有信心和勇气比赛。
卡耐基提供的这些消除烦恼的实例，并非对每一个人都有效。但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分析自己发生烦恼的原因，再学习以上诸位人士消除烦恼的经验，我们或许能找到切合自己烦恼状况的解脱途径。
记住：把你的怒气发泄在无关紧要的小事上，可以使你养成遇到任何大事都镇定自若的忍耐力。
某日，纽约商界名人鲍门先生出外散步，偶然地听见他的下属乔治正对人抱怨他们的公司的待遇太苛，而他的工作时间是那样的长，上司又不肯提拔他。鲍门听得怒火上升，几乎想立刻走过去把他斥退。但是地静立了一会，等到怒气稍退后，才走过去向那个职员问道：“乔治，近来你可是受了什么委屈呢？”
乔治一时惊惶失措，忙说：“没有什么，先生，我觉得很好！”
“方才你不是在说你的工作太多，公司待你不好吗？”鲍门仍很和悦地说。
这使乔治深感局促不安，终于承认方才的失言，并且说他感觉不快的最大原因，是由于昨天黄昏时，在泥地中换了一个汽车轮胎的缘故。
怒气发泄后，就须立即把心情宽松下来，这样你的怒气才算没有白白发作，反之，如果你发作后，仍把这事牢记在心，不肯忘却，那你所获的结果，一定将是不堪想象的，而且到处都很难与人相处。
聪明的人会依照自己的个性，选择一种最适当有效的泄怒方法，并将它养成习惯，那么当那危险的怒火上升时，就不难立刻将它消失于无形了。
二 顽强地抵御忧虑
卡耐基认为，一个人内心的想法是非常重要的。好的想法考虑到原因和结果，可以产生很合逻辑的、很有建设性的计划；而坏想法通常会导致一个人的紧张和精神崩溃。
卡耐基曾去拜访过亚瑟·苏兹柏格，他是世界上最有名的《纽约时报》的发行人。苏兹柏格先生告诉卡耐基，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火烧过欧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