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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化四年（993年）二月，王小波在青城聚众起事，喊出“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口号。现代学界把这一口号概括为“均贫富”，给予很高的评价，但也有人质疑其能否视为一个明确的纲领。实际上既没有必要否认这个口号，它毕竟是社会极端不平等的状况下底层人民的最后呼声；但也无需从思想史角度给予过高的推重，因为“不患寡而患不均”早就是儒家一贯的主张，这一口号没有增加新内容。
王小波占领了青城县城，各地“旁户”纷纷加入进来，不久，就攻克了彭山县。愤怒的民众杀死了横暴贪污的县令齐振元，剖开他的肚子，塞进他搜刮来的钱财。岁末，王小波在进攻江原（今四川崇庆）时，中箭身亡，队伍由其妻弟李顺统领。
李顺召集占领地区的富人大姓，勒令他们申报所有的财产和粮食，除留下生活必要的部分，一律没收，大赈贫乏，因而大受贫苦民众的拥戴。他继续率领民众攻州夺县，淳化五年正月，大军进入西南首府成都，他自称大蜀王，国号大蜀，建元“应运”，任命了从中央中书令到地方知州等官职，铸造了“应运元宝”等钱币。
随后，大蜀军四出扩大战果，除少数州县，川蜀全境大都成了新政府的天下。但大蜀军在军事上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派主力进攻梓州（今四川三台），围攻八十余天不下，仍不做战略调整。二是仅派数千士兵去攻打剑门关，被宋军击败，致使入川门户仍然掌握在宋军手里。
迟至淳化五年正月，宋太宗才听到川蜀之变，立即命亲信宦官王继恩率领大军前往镇压。王继恩完全袭用当初平蜀的路线，一路沿长江水陆并进西上入蜀，另一路则直扑剑门关，以保证入川的后援军队和战争物资畅通无阻。宋军入川以后立即增援梓州，而由剑门入川的宋军也节节向南推进，迫使大蜀军全线撤退。
五月，大蜀政权的中心成都被宋朝大军攻破，十余万大蜀军大多战死，被斩首者达三万。据王继恩奏报，包括李顺在内的十二名大蜀政权的领袖押至凤翔时被处死。但有史料说李顺下落不明，一说他战死了；一说他逃脱了，三十余年后，已经七十余岁时，才在广州被俘，押送到京城斩首。
王继恩攻下成都，几乎重演了王全斌的老套，怂恿士兵劫掠妇女和财物，杀人取乐。逼得李顺的余部张余再竖大旗，集结万余人，沿长江东进，攻下了包括嘉州（今四川乐山）、渝州（今重庆市）在内的沿江八州，众至数万，准备攻下夔州（今重庆奉节），东出三峡。但正面遭到了刚入川的中央禁军的阻击，千余艘战船被夺，二万余人战死。张余只得率军西撤，至道元年（995年）在嘉州被俘处死。
次年，张余的余部王鸬鹚自称“邛南王”，再次起事攻邛州（今四川邛崃）和蜀州（今四川崇庆），四川巡检石普向太宗建议，一边免除一边租赋，揭榜安民，一边进兵围剿，终于消灭了王鸬鹚。王小波李顺起义的余波才被平息。
王小波李顺起义给太宗以极大的震撼。淳化五年，他把成都府降格为益州，随即派张咏出任知州，赋予它便宜从事的特权。张咏入川恩威并用，在所谓“化贼为民”上做了不少工作，稳定了川峡的局势。川人把张咏与李冰、文翁和诸葛亮共奉为治蜀名臣。至于张咏的历史地位实际上有没有那么高是可以斟酌的，但他明白“贼”与“民”本没有绝对的界限，给后来当政者还是启示良多的。
与此同时，太宗下了宋朝历史上罕见的一道罪己诏，承认自己“委任不当，烛理不明，致彼亲民之官，不以惠和为政”，表示要“改为更张，永鉴前弊”。不久，川蜀停止榷茶，似是这道罪己诏的直接恩惠。但太宗死后半年，四川广武卒刘旰又聚众攻略，所至之处官军不能抗锋。宋真宗咸平三年（1000年）正月，益州士兵推举都虞候王均为领袖，建号“大蜀”，建元“化顺”，再次发动兵变，坚持到十月才被镇压。最后仍由治蜀名臣张咏再知益州，才结束了宋初以来川蜀地区屡叛不靖的局面。
细说宋朝18：李继迁父子
党项的族源一说出自羌族，一说出自鲜卑。自南北朝末年在今青海东南黄河河曲析支之地初露头角后，经隋唐时期的内附迁徙，其中迁至夏州（今陕西靖边）周围的部族最为强大，称为平夏部。唐末，该部首领拓跋思恭出兵帮助唐朝镇压了黄巢起义，唐封其为定难军节度使，统辖夏、绥、银、宥、静五州，进爵夏国公，赐姓李氏。历经唐末五代，这一党项政权始终以藩镇身份，与中央王朝维持着臣属的关系。
北宋建立后，太祖承认拓跋思恭后裔李彝兴所拥有的定难军节度使、西平王的割据地位，以换取其臣服。乾德五年（967年），彝兴死，子光睿（后避宋太宗讳，改名克睿）继位。太平兴国三年（978年），克睿死，子继筠代立。在宋初二十年里，宋忙于统一大业，利用夏州党项牵制北汉，李彝兴父子曾一再出兵助宋进攻北汉；夏州则保持与宋的臣属关系，以丰满羽翼，扩张势力。当北宋统一基本完成，中央集权与夏州割据势力的矛盾便逐渐凸现。
太平兴国五年，继筠死，其子尚幼，不能嗣位，于是就由其弟继捧袭职。李继捧缺乏号召力，此举立即激化了党性贵族内部的权力斗争，而这种权力之争又与党项对宋顺逆的决策纠葛在一起。七年，继捧的叔父、绥州刺史李克文向宋太宗上表，认为继捧“不当袭职，恐生变乱”，建议宋朝召其入朝，意在借宋朝之手，解除继捧节度使的职位。
消除割据势力原是宋朝国策，太宗对克文的建议正中下怀。他一面改任克文权知夏州，并派朝官尹宪同知州事；一面派使臣持诏命继捧入朝。继捧内外交迫，只得携家属赴东京，向宋朝献出夏、绥、银、静诸州。宋太宗将继捧羁留东京不久，又派使臣召权知夏州李克文和绥州刺史李克宪携带家属入京居住，克文献出了唐僖宗赐给拓跋思恭的铁券和御札，以示归顺之心。历史地评价往往有二重性，继捧叔侄之举，从宋朝而言，自然是促进统一的作为，但站在当时党项民族的立场，则是献地求荣的举动。
这时，继捧的族弟李继迁正任定难军都知藩落使，率部居住在银州，也接到了宋朝护送李氏亲族入京的诏书。他这才知道党项经营达二百余年的诸州之地已归宋朝，而自己也在“护送赴阙”之列，急召部下商议，决定“走避漠北，安立家室，联络豪右，卷土重来”。为了避免屯驻宋军的阻截，继迁伪称为乳母发丧，令部下数十人将兵器藏于灵柩之中，伪装成送葬队伍，出城以后就直奔地斤泽（今内蒙古鄂托克旗东北）。这里离夏州三百余里，水草丰美，是沙漠中的绿洲，继迁便以此为根据地，集结党项诸部，壮大自己力量。
雍熙元年（984年）七月，他率众袭略夏州王庭镇（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南），俘虏万计，是反宋以来的首次胜利。但他有点被胜利冲昏头脑，命部将张浦等率兵万人四处袭扰，完全不顾根据地空虚。宋朝知夏州尹宪和都巡检使曹光实派出精骑，连续两夜奇袭地斤泽，继迁与弟继冲突围而出，其母、妻都被俘，幕帐、牛羊损失惨重。继迁虽再陷困境，却不折不挠，又在黄羊平（今内蒙古乌审旗西北）重振旗鼓，支持他的豪族酋长日益增多。
次年二月，继迁决定夺回银州故地。他亲率少数亲从到银州城下，对曹光实说：“我大败了好几次，走投无路不能立足，允许我投降吗？”并约期在葭芦川（在今陕西佳县）纳节献降。曹光实居然信以为真，擅功心切，也不与人通气，就由继迁为前导，率百来骑前往受降。继迁忽然挥鞭为号，伏兵骤至，尽歼光实及其从骑。然后扮为宋军，打起宋帜，袭破了银州城。
占领银州以后，继迁决定缓称王，仍称都知藩落使，权代定难军留后，而对部下则设官授职，以定尊卑，对豪右则预封州郡，以为劝诱。但在其后与宋军的战争中，他却一再受挫，连银州也被迫放弃了。确实，仅以当时的势力，李继迁还远不能与宋朝抗衡。绝境中，他决定借助契丹的力量来对付宋朝，恢复故土。
雍熙三年初，李继迁派张浦携重币出使辽朝，表示归附的意向。河西向为中国右臂，辽圣宗也有意与继迁结盟，牵制宋朝，便授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都督夏州诸军事，并将宗室之女封为公主嫁给继迁，数年以后还封继迁为夏国王。得到辽朝支持后，继迁便互为呼应，不断袭扰宋朝西北边境，屡屡得手。宋太宗深感头疼，只能以夷治夷，重新任命李继捧为定难军节度使，赐姓名为赵保忠，派他回镇夏州。
继迁的权谋兵略远在继捧之上，哪会买继捧招抚的帐，便忽而兵戎相见，忽而虚与委蛇，让继捧为他请封讨赏。继迁也被宋授为银州观察使，赐姓名为赵保吉。最后，继捧反而被继迁拉了过去，也归附了辽朝，封为西平王，仍恢复原来姓名。而宋廷还蒙在鼓里，封赏依旧。
淳化五年（994年），二李火并，继捧大败，被州将赵光嗣囚送东京，其部众则被继迁悉数兼并。继迁也离弃银州，宋朝对其施行严禁“青白盐”入境的经济封锁。以畜牧为业的党项人，其粮食主要以当地天然丰产的池盐（多数为青白色，故名青白盐）与边民交换所得。宋朝盐禁政策旨在引起党项族的粮食危机，但关陇边民因食盐断绝而骚然不安，而游牧部族因粮食恐慌而相率扰边，反而为李继迁推波助澜，不久只得撤销禁令。
至道二年（996年），李继迁截获宋军运往灵州（今宁夏灵武西南）的40万石粮食，进围灵州，宋五路出师驰援，并试图一举歼灭继迁，却被继迁灵活迂回的战术所困，无功而返。次年，他以退为进，向宋朝上表请降，同时要求恢复对党项故地的统治权。这时，宋真宗刚继位，不暇西顾，便仍封继迁为定难军节度使，领夏、绥、银、宥、静五州。经过与宋朝十余年的艰苦较量，他终于卷土重来，夺回了故土。
但李继迁筹划着更宏大的伟业，他决定向西拓展，控扼整个河西走廊，以便“西掠吐蕃健马，北收回纥锐兵”，这一步壮大自己后，再南攻宋朝。在这一战略明确以后，继迁就开始制造舆论。咸平二年（999年），一个谣言不胫而走：天降陨石在继迁帐前，上书“天戒尔勿为中国患”（言外之意即向西发展）。
而欲西进，夺取尚被宋军控制的灵州，则是第一步。灵州背倚贺兰山，俯临黄河，历来是中原王朝的河西屏障，谁占有了它，谁就在西北布下了一颗大有余地的活子，因而也成为宋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