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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说宋朝-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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彗星现,有人鼓吹是灭辽的好兆,赵普抱病上《彗星疏》痛斥其说,使太宗打消了攻辽的想法。
  由于前期的嫌隙和太宗的疑忌,赵普与太宗两人始终互相猜防,心存芥蒂。太宗容不得有威望的宰相,赵普患得患失,也只能韬光自敛,富贵自保,尽管在太宗朝两次入相,除了两次劝谏伐辽的奏疏,他在政治上确实没有也不可能有多大的建树。比比与太祖在建国前后的那段风云际会的日子,这位开国宰相的晚年应该是感慨万千的。淳化三年(992年)赵普去世,太宗说了一段盖棺论定的话:“赵普追随先帝和朕,最为故旧,能断大事。过去与朕曾有不快,众所周知。朕即位以来,总是优礼他,他也竭力自效,尽忠国家,真是社稷之臣!”
  在太宗的宰相中,只有李昉的资格可与赵普一比短长。他是后汉进士,深受后周世宗赏识,在赵宋代周时,只有他不去朝见,因而在太祖朝他的最终官衔与他在后周时相同,都只是翰林学士。不过,当卢多逊挤兑赵普时,太祖问他,他说:“我只是草诏,赵普所为,非我所知。”李昉跳出是非圈外的表态,赢得了赵普的好感。他在赵普第二次入相时,出任参知政事,应与赵普奥援有关。
  太平兴国八年,赵普罢相,李昉与宋琪并居相位。宋琪虽是首相,但李昉更受太宗青睐。原来,卢多逊为相时常在太宗面前说李昉的坏话,而李昉尽管不附和卢多逊倒赵普,却与卢关系不坏。有人告以多逊攻击他的事,他总不相信,仍待之不疑。为相以后,他也并不因为卢多逊倒台而落井下石,反而为他辩解。太祖告诉他说,卢多逊平时诋毁你不值一钱,李昉才知道真相。而太宗越加认为他是忠厚长者,因而在宋琪“素好诙谐,无大臣体”罢相后,就让他独相二年有余,这在太宗朝只有后来的吕蒙正和吕端才可与其相比。
  李昉独相不久就是雍熙北伐,太宗与亲信控制枢密院的决策,中书无法过问,李昉也难有作为。但就在这种情势下,他大胆上书,反对北伐,甚至将太宗比为隋炀帝。北伐失败,太宗也没有立即降罪于他。端拱元年(988年),有个好事的布衣,叫做翟马周的,击登闻鼓上书,说李昉在北寇入边之际,不忧边事,列置女乐赋诗饮酒,强烈要求严肃处理。太宗便将其罢相,让他做了北征失败的替罪羊。
  接替李昉任相的是赵普和吕蒙正。吕蒙正是太宗意欲培养的状元宰相,时年四十五,可谓春风得意。但赵普还能视事时,自然轮不到他来充分表现自己。赵普在淳化元年因衰病罢相,吕蒙正独相,正可以大展抱负时,却不慎惹怒了太宗。
  这事与准储君赵元僖有关。元僖的地位日渐巩固,独相的蒙正与他的关系也日渐密切。由于元僖毕竟还没有被立为太子,而太宗共生过九子,除了元亿早夭,元佐精神失常,元僖至少还有六个竞争者。这时,度支判官宋沆与冯拯等五人伏閤上书,请求太宗立元僖为皇太子。宋沆是吕蒙正的妻族,也是蒙正所提拔的,太宗有理由怀疑是蒙正在背后唆使,表明蒙正与元僖关系已非同寻常。
  在威胁到君权时,哪怕是自己的亲生儿子,哪怕是自己提拔的状元宰相,也都是不能容忍的。淳化二年,太宗便以“援引亲暱”的理由将吕蒙正罢相。淳化三年,元僖暴死,年仅二十七岁,终于没能圆上太子梦。但皇储问题始终是太宗的一块心病。
  接替吕蒙正的又是李昉,与他同是拜相的还有张齐贤。齐贤是吕蒙正同榜进士,得到赵普的推重,在太宗朝进士中第二个位至宰相,至于以李昉为首相,太宗还是有以老带新的用意。但太宗很快就对他俩表示不满,说李昉未进用时以管、乐自许,任相以后却循默不言;说张齐贤是力不从心,名浮于实。两年以后,他俩被先后罢相,吕蒙正再次入主中书,独居相位。
  吕蒙正这次入相,已无元老重臣需要他谦让三分,他以“清净致治”为说辞,让太宗感到打消出兵攻辽有充分的理由。由于君相投契,蒙正再相敢说敢为,与第一次大不相同。淳化五年元宵节,太宗设宴招待近臣,大吹大擂自己“躬览庶政,致此繁盛”的太平景象。吕蒙正则敢于大扫其兴,离座说:“京师所在,才繁盛如此。我见到都城外数里,饥寒而死者就不少。愿陛下视近及远,这是苍生之幸!”太宗作色不语,蒙正泰然就位。
  有一次,吕蒙正拟好出使西夏使臣的人选,太宗不同意。数日后,蒙正仍将原来的名单呈上,太宗仍不同意。不久,问他,仍坚持己见。太宗盛怒之下把蒙正的奏疏扔到地上,要他一定换人。蒙正说:”其人可使,他人不及。我不敢枉随君意,贻误国事!”说着捡起章奏,揣怀退下。太宗事后对人说:“是翁气量我不如。”终用其人,国称其职,太宗更感蒙正知人善任。蒙正此举,显然在学赵普,他大概也希望太宗像太祖对待赵普那样待他。吕蒙正再相,确实大展身手,但皇位传承问题一直困扰着太宗,而要让蒙正接受托孤的大任,似乎还不是最佳人选。
  在元僖死后的近两年里,太宗一直没有提及立储之事,但内心还是着急的。淳化五年秋天,寇准入朝,太宗突然问他:“朕诸子中谁可以付以神器?”寇准说:“陛下为天下择君,绝不可谋及妇人、内侍与近臣,只有陛下选择能够负天下之望者。”寇准的话暗有所指,妇人指太宗的李皇后,内侍则指帮助太宗继位有功的王继恩。太宗问襄王元侃行吗,寇准说:“知子莫若父,既以为可以,就立即决定。”太宗就让元侃出任开封尹,成为准皇储,寇准也当上了参知政事。
  储君既定,太宗就有意改相吕端。有人对太宗说吕端为人糊涂,太宗说:“吕端小事糊涂,大事不糊涂。”不久,太宗在曲宴后苑时赋诗说“欲饵金钩深未达,磻溪须问钓鱼人”,用吕尚辅佐武王的典故,表明对吕端的属意。不久,太宗宣布:今后中书事必须经吕端酌定才可奏闻。以太宗疑忌心之重,这是一种罕见的信任。
  八月,太宗正式立元侃为皇太子,改名赵恒。掐指一算,自唐末以来,已经近百年没有举行册立皇太子的大典了,京师士庶见到皇太子都说是社稷之主。太宗听到李皇后传给他的这一消息,又是老大的不高兴,他先忌其侄,后忌其弟,现在竟忌及亲生儿子,他召见寇准说:“四海心归太子,欲置我于何地!”寇准宽解道:“陛下把天下交给自己选择的社稷之主,这是万世之福啊!”明代李贽读史至此,不禁感慨道:“倘非寇公调停其间,安知自刎之祸不再见耶!”
  寇准早在太平兴国五年,就向太宗推荐过吕端器识非常,希望能早日用他。太宗不以为然道:“我知道此人,是人家子弟,能吃大酒肉,其他没什么能耐!”但太宗后来完全改变了对吕端的看法。
  太平兴国五年,吕端在开封府判官任上,受一件无关之事的牵连。太宗对那件事很恼火,命令在他头上戴上大木枷,安置商州(今陕西商县)。判罪以后,恰巧开封府还有一些公文要他签署,吕端怡然吩咐:“只管拿来!只管拿来!戴枷判事,自古就有。”太宗还下令只能步行,不能骑马,吕端身体肥硕,戴枷步行千余里自是够呛。宰相薛居正安慰他暂且认灾,他大笑说:“不是我吕某的灾,是长耳(指驴)的灾。”谈笑幽默,一如平日。
  淳化三年,追究开封府尹元僖中毒暴死事,吕端这时又是担任开封府判官之职,与其他属吏以辅导无状受到审查。最后发落时,别人都哭泣着请求减轻处分,只有他声称“罪大而幸甚”,自求外贬。
  端拱元年,吕端出使高丽,突然风急浪高,樯摧舵折,副使与同舟之人惊恐万状,他却始终稳坐舱中,安然读书,全无惧色。在长期的政治生涯中,吕端的稳重、决断和镇定广为人知,也传到了太宗耳中,从而得出“吕端大事不糊涂”的高度评价。而吕端也确实没有辜负太宗托孤的厚望。
  皇太子赵恒与赵元佐倒是同母兄弟,都不是依然健在的李皇后的儿子。李皇后是宋初大将李处耘的女儿,他的哥哥李继隆这时正担任殿前都指挥使,执掌着京师禁军的指挥权。他自己所生的儿子早已夭折,应该说太宗任何一个儿子继承皇位,对他都关系不大。官史上说她忌惮赵恒“英明”难以驾驭,看中元佐有病易于控制,这话未必完全可信。另有记载说她钟爱元佐,还在宫中抚养元佐之子,这一说法似乎比较合理。也许出于同样动机,在赵恒立为太子时,她在太宗面前离间过他们父子的关系,令太宗大生疑忌之心。
  太宗死后,李皇后就和王继恩、参知政事李昌龄、翰林学士胡旦结成了拥立赵元佐的联盟。王继恩这次是被江湖文士潘阆说动的。潘阆早年曾为宰相卢多逊策划谋立赵廷美,被朝廷长期追捕,多亏王继恩向太宗说情,才被宽赦。他对王继恩说:“你若扶立太子,显不出功劳。若扶立赵元佐,就是把被遗弃的人扶上了皇位,其功甚大。”潘阆似乎是一个同情被剥夺应有权利者的侠义之士,但拥立一个精神病患者显然说不过去。
  至道三年三月,太宗去世前不久,吕端入宫探视,见赵恒不在宫中,便先在笏板上书写“大渐”两字,密派亲信去通知赵恒立即进宫。太宗撒手当天,李皇后让王继恩到中书去召吕端。吕端知道王继恩要故伎重演,就诓骗他去诏书阁取太宗诏书,把他锁在了里面,让人看住他,自己立即进宫。
  李皇后对吕端说:“皇帝去世,立嗣以长,顺理成章,你看如何?”吕端反驳说:“先帝立太子,正是为了今天。岂容另有异议!”因王继恩不在场,李皇后不知如何应对,便默然不语。吕端于是奉皇太子即位。即位仪式上,太子垂帘召见群臣。吕端立殿下不行君臣跪拜之礼,请卷帘相见,他亲自升殿审视,见确是太子,才下阶与群臣拜呼万岁,真宗终于顺利登位。

细说宋朝20:吕端和李沆
  宋真宗一共用了五个年号,依次是咸平、景德、大中祥符、天禧和乾兴。以景德元年为界,真宗朝的政治明显可以分为两截。这里先说前半段。
  在太宗传位真宗的过程中,吕端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真宗并没有怪罪自己的同母兄长赵元佐有争位之嫌(也没有证据证明元佐有此意向),他恢复了元佐被太宗剥夺的楚王的封号,还多次表示要去看望兄长,却都被元佐以病为由拒绝了。
  但拥立赵元佐集团的那些人总得处理,在这一问题上,吕端也很稳健老练。他首先让殿前都指挥使李继隆为使相,表示尊崇,出镇陈州。使相就是节度使加同平章事、侍中、中书令等头衔,或是原任宰相的勋旧大臣罢政后加节度使的头衔,但都不领中书政事,仅作为一种荣衔。
  然后,吕端以王继恩与李昌龄交接请托“泄露宫禁语言”的罪名,将王继恩安置均州,李昌龄贬为忠武军司马。宋代官员被贬某地,往往有三种处分:最重的是编管,即在指定地区居住,行动完全受到管制;其次是安置,在指定地区居住,行动有一定限制;最轻的是居住,即在指定地区居住,行动有一定自由。对王继恩的处分是比较重的,李昌龄因原是参知政事,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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