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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年，王莽信誓旦旦地宣布要大封诸侯，随即公布了对两千多人的分封。
但是，由于新的组织人事制度太复杂，太烦琐，基础工作（如分封的图册）短时间又难以做好，对这些人实际上根本没办法授予国邑。
这两千多个被封爵的人没办法，只得暂时住在京城，每人每月从国库领几千钱做花销。这时物价飞涨，在京城这几千钱根本不够用。
于是，这些受封的人都觉得手紧，就想方设法干点坏事儿来创收。
王莽重用的干部就会两招，一是忠于他，二是会敛财，真干起正经儿工作来只能抓瞎。
在处理民族关系上，王莽的干部则充分表现出自己的无知和无能。
王莽登基之初，就派出五威将军12人，巡视全国各地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主要任务是宣传王莽代汉的重要意义和新莽王朝的声威。
这些五威将军在内地到处耀武扬威、肆意敲诈勒索。到了边境，他们就故意制造事端，充分卖弄愚蠢。
在没有任何理由的情况下，他们把西域三十多个属国的国王一律降为侯。
到了匈奴那儿，他们把匈奴单于改名为“降奴服于”。这个名字有点骂人的味道。
他们在授予匈奴单于新的印信以换回前汉朝廷颁发的旧印信，故意把“玺”改为“章”。单于看了很不高兴，坚持要回原来的旧玺。五威将军陈饶当场把旧玺砸碎。
单于大怒，立即出兵进犯内地。西域诸国少数民族的首领也先后发表声明，宣布脱离新朝，发兵袭扰边境。
王莽建立新莽官爵体系的另一招是改变汉官名，来强化广大干部对新莽王朝的认同。
比如，在中央，他把大司农改为羲和，后又改为纳言；把大理（即廷尉）改为作士；把中尉改为军正等等。
在地方，他把太守改称大尹，称卒正或者连卒也行；一个县的最高长官则有三个叫法：县长、县令、县宰。
大家一看就知道，这样为改名而改名，实在没有什么意思。
当然，他的另一种改名，就更无聊了，那就是对地方行政区划和名字，京城宫殿和城门的名字也作较大改动。比如，把长安改为常安，把长乐宫改为常乐宫等等。
王莽被骂的第三个原因，就是他没有也不可能制定实施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政策措施。
王莽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施政宗旨，和他的无德无才、只知效忠与敛财的干部队伍，决定了他的王朝不可能顺应历史发展趋势、带领老百姓寻找幸福生活。
比如，他的“王田”政策，完全是“三拍”型的施政产物，即：当权者拍脑袋拿主意，有关干部拍胸脯表态，出事不可收拾了大家都拍屁股走人。
我国的土地问题是十分复杂和敏感的。
在前汉末年，土地私有制已实行了数百年。虽然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但具体到某一块土地可都是有主人的。
毕竟土地是最基本的生产生活资料，人们有了它，无论用来剥削人，还是尽量避免被人剥削，都很方便。
王莽宣布土地收归国有时，无论大小地主还是有几亩薄田的自耕农，都强烈不满。
在土地私有制下，由于刚才说的原因，无论地主、自耕农，还是佃户，都想买点儿土地。王莽规定土地不准买卖，其实就是卡大家的脖子。
还有，据专家从理论上测算，当时如果把全国的土地按户平均分配，每户不过六十多亩。考虑到朝廷、地方政府和地主所占的土地显然超过平均数，老百姓每户平摊所得肯定大大少于六十亩。
所以，王莽所谓对无地的农民每户按百亩授予，一开始就是哄人的。
这样，王田政策遭到所有人的激烈反对，大家情愿犯罪也不想接受它。
这个王田政策自公元9年颁布起，全国干部群众都反抗。因为触犯相关禁令，“自诸侯卿大夫至于庶民，抵罪者不可胜数”。
仅仅三年后，王莽不得不废除这个政策。
他的奴婢政策、币制改革、五均和六管措施等，也是如此，因为罔顾客观规律和老百姓利益，都在当权者自己捞足并把社会搅乱之后，很快玩完了。
王莽不仅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好日子，反而想方设法搜刮和坑害老百姓，敲骨吸髓，剥皮入骨，他就是挨砍也没人同情。
最后，也是王莽被骂的第四个原因，是他心太黑，手太毒。
他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不择手段，无论君臣百姓还是自己的至亲骨肉，只要挡路，或看着不顺眼，他说黑就黑。
但由于他伪君子的修养太深，早先大家还看不清他的真面目。现在，他在携诈篡汉之后，又大力推行欺民新政，大家终于看清了：他篡汉只是毁了刘家江山，他的新政则要毁了天下百姓！
就在这愤怒的观众纷纷要爬到舞台上痛打王莽的时候，社会人生大戏的总导演老天爷也借机行事，适时地把一位年青又优秀的演员推向舞台中央。
他就是刘秀。
第三章 太学生——历代君王最高学历
我们说刘秀了不起，绝不仅仅因为他建立了一个繁荣昌盛的国家，这样的开国之君历史上有好几个呢。
他能伸能屈，有着极强的生存能力。
当农民，他把庄稼种得比别人好，经常手有余粮。进城市，他会经商，不耽误读书，还能培养自己的政治爱好。
无论在哪里，自己饿不着，还能干自己喜欢的事儿。无论在什么条件下，他都能很好地认识环境、适应环境，千方百计求得生存、谋取发展。
这其实是一种很了不起的素质，一种无论在什么环境中都能顽强生存的素质。刘秀之所以能起身于社会的最底层，历尽坎坷终成大事，靠的就是这种素质。
以后大家会不断发现，这种素质帮助刘秀实现了一个又一个人生目标，使他无论在做人还是做事、无论在治国还是治家上，都达到了一般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就在王莽忙于篡位抢权的时候，刘秀忙于成长。
就在王莽忙于复古改制的时候，刘秀从萧县叔父那儿回乡种地。
就在王莽惹恼天下人，到处出现起兵反抗的时候，刘秀想上大学进一步深造。
公元14年，刘秀19岁的时候，放下地里的庄稼，告别亲人，到京城太学读书。
在今天，19岁才读大学，年龄已经不算小了。但在当时，这无所谓，因为在太学里，头发白了仍在求学的、大半辈子白发伴青灯苦读的比比皆是。
就是在这里，刘秀拿到了可以算是与历代君王相比最高的学历。
值得一提的是，刘秀能有这次上太学的机会，也多亏王莽提供了机会。
王莽为刘秀提供了上太学的机会
世界教育史上有确切文字记载的、由统一的中央政府设立的第一所官立大学，是西汉武帝刘彻设立的太学。
公元前124年，刘彻接受大儒董仲舒和丞相公孙弘等人的建议，正式建立太学，专门研究学术，传授学问，是帝国的最高学府。
当时，太学规模很小，只有5个老师、50个正式学生：设5个五经博士（教师），分别传授《诗》《书》《礼》《易》《春秋》等儒家经典，每个老师带10个弟子（太学生）。
由于招生名额太少，正式在册的学生只能由朝廷选择“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的高干子弟而来。不过，各郡国可以选拔保送“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青年学子，作为旁听生，不占编制，数量也不多。
一年后，他们经过考试，如果能通一经以上，就能排队依次做官。
由于太学成为从政的重要途径，所以入学需求十分旺盛，学校的规模不断扩大。昭帝时学生增至100人，宣帝时1000人，成帝时更是猛增至3000人。
由于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大家都想接受良好的教育，这是好事。
但是，教育是一门科学，也是艺术，有其自身的规律。如果不尊重教育规律，不注重教育内涵的提炼、水平的提高和教育产品的使用（学生就业），只注重学校规模的盲目扩大和学生人数的随意增多，甚至于在学历等问题上掺杂使假，教育的社会作用就会大打折扣，乃至于在某些方面成为社会危害。
比如，王莽辅政和代汉以后，就大规模扩充太学。
王莽为了笼络广大读书人，迅速扩大太学招生规模，乍看好像是重视教育，其实是搞面子工程，违背教育规律，同时也违背干部人才成长规律。
无论如何，太学扩招，使刘秀从一个回乡知识青年有了到国家最高学府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让王莽本人始料未及的是，太学扩招同时也使不少太学生不能像武帝时期那样学得好即可做官。在这种政治生态龌龊、潜规则盛行的条件下，他们出身寒微，没有背景，学了几年后不能及时就业，不得不回家去。他们中的一部分作为有知识、有文化的最早觉醒者，成为打碎旧世界、建设新社会的积极力量。
早在公元4年，正在辅政的王莽为了最终称帝，拼命拉拢读书人，其中重要的一手就是太学扩招。
他扩建学生宿舍，增设经学学科，增加教师编制，把每个教师所带学生的名额扩大到360人，使太学生的员额迅速扩大到万人。
稍有常识的人都知道，即使在科技发达、教学条件日益现代化的今天，一个教师要带好几十个学生也是个重活儿。
在那个没有投影仪和麦克风的时代，一个教师要带数百名学生，必须经常地忽悠大家。
王莽还命令各地把擅长各种学问，甚至方技的人，公费送到京城太学。他还在各郡县设立太学分校。
刘秀来到太学，师从庐江人许子威学习《尚书》。
这时的太学，老师的教学效果已远不如以前。
太学的老师称博士，意思是博学多能。博士不是职称，而是一种官职，其岗位职责除了教书，还要制礼、藏书、议政（包括备朝廷顾问）。不过，这样也有个好处，就是老师并非待在象牙塔里，讲起课来便于理论联系实际。
这时的太学，学生的来源也很复杂，人数太多，年龄、学识、家庭背景差别很大，管理是很灵活的。其实不灵活也没办法，学校的学生规模急剧膨胀，根本来不及建立以及实施严格的管理制度，连老师都不够用，何谈其他。
反正王莽和朝廷并不在意什么教学质量，把读书人拢在一起玩罢了。
这种灵活的管理表现在教学方法上，就是由于老师太少，学生太多，学校必须这样：
一是讲大课；二是由高材生或高年级学生替老师讲课；三是允许学生用更多的精力自学，以及向校外专家求教。
这种灵活的管理表现在学生管理上，就是宽进宽出。
这时候的入学条件比武帝时松多了，进校后，学制也没有固定的年限。只要没有严重违法违纪行为，你想学到胡子白都行。定期考试，通过的可以做官，也可以不给你官做。
也就是说，不是你学得好就一定能做官，要做官还要有其他因素。
你要是学到一定时候出去做官或者干其他事儿，啥时候抽时间回来再学几天也行。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种不得不灵活，或者说“被灵活”的管理，并不利于寻章索句、引经据典的教学和研究，反而歪打正着，有利于那些善于理论联系实际、学以致用的学生发展。
刘秀同学的学习成绩——刘秀其实不简单
刘秀同学的学习成绩是很好的。
《后汉书》《太平御览》等权威史籍说起刘秀的学习时，是“略通大义”“大义略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