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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道者，尽精微而致广大。”
石鼓书院山长吕广问声音宏大，附议廖迟之论，并阐述自己的观点道：“致广大，修己安人，内圣外王也。然则，何以尽精微致广大？”
“其一哉，内其国而外诸夏。”*同风，九州共贯，齐其政，不变其俗。
“次二哉，内诸夏而外夷狄。”德洽四海，协和万邦，天朝藩贡，宾服远夷。
“其三哉，天下远近大小若一，夷狄进至于爵。”天下太平，进之大同，民胞物与，天人合一。
“如上三全，则尽精微、致广大，知行合一，王道千载不殆也。”
胡宏、李侗、胡宪、王去非等人都点头。
永嘉书院山长许世原辩驳道：“《春秋》治升平，有*四，其一即奖诸夏能持霸权以制夷狄。霸道固然不及王道，但绝非为王道对立。霸道亦为道，非与苛政、暴。政相提并论。”
太学祭酒金安节接过他的话道：“何曰礼法？一则依礼制法，二则礼中有法。法中，又有刑法。王道可离礼法焉？”儒家认为礼为仁道，法为霸道，金安节这话即指王道中本就有霸道。“扶善惩恶是义刑，吊民伐罪是义战。兵戈固然不能妄兴，然推仁于万邦，戈止亦不可取。若外邦禽兽当道，暴。政为行，中国偃戈与禽兽谈仁，何如与虎豹相谋？”
谯定的学生、峨眉书院山长张行成道：“政有王道、霸道、苛政、暴。政之别。王道圣贤在位，以德为首，谓之君子之国。霸道豪杰为尊，以力假仁，谓之枭霸之邦。苛政小人逞志，利益至上，谓之物利之邦。暴。政盗贼当道，杀戮罪恶，谓之禽兽之邦。——如枭霸、物利二邦者，可以仁义教化之，唯禽兽之邦者，必以武讨之。如夏桀、商纣、秦亥、隋广，暴君当以戈止也。”
这两位都是肯定宋周两国兴兵讨伐实行暴。政的蛮夷之邦的举措。在他们看来，像吐蕃这种割据分裂如春秋时代的乱世，大宋兴兵统一，也就是孔子赞管仲所说的“如其仁”了。
不同的是：金安节认为这是王道之下的霸道，而张行成认为这是制止暴。政的王道。
胡宏立即辩驳道：
“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尧所以修此道而成尧之德，舜所以修此而成舜之德，自天地以先，羲黄以降，都是这一个道理，亘古今未尝有异。三代之所以为王道流行之时，乃因三代帝王心术最正，最能以道心治天下。古人论王、伯，以为王者兼有天下，伯者能率诸侯。此以位论，固是如此。然使其正天下，正诸侯，皆出於至公，而无一毫之私心，则虽在下位，何害其为王道。”
胡宏以诸侯作比，肯定起兵推翻暴。政是为王道，但必须是“出於至公，无一毫私心”，否则就是假仁而行霸道。他和其兄胡寅都不认为卫希颜是这样的“无一毫私心”者，所挑起的战争均是为利益而动——除了灭金战争不算，这是报国仇、雪国耻，《春秋》亦有法。
国子祭酒胡宪支持堂兄胡宏的论点，说道：“人主之心术，乃纲纪之所系。人主心术正，则天下万事无不正。然而纲纪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术公平正大，无偏党反侧之私，然后纲纪有所系而立。反之，假仁义以济私欲，即是霸道。”
胡宪强调帝王的道德，帝王心术正，则朝廷纲纪可立。帝王心术不正，即使坐在皇位上，就算颁布了仁政的策令也是出于维护其皇位的私心，而其本心不是出于仁爱百姓，故施政虽然利民，但行的仍是以私为心的霸道，而非以仁为心的王道。
胡宏、胡宪都是在强调帝王的“心”，也即施政的出发点，是真的出于对百姓的慈悯心，还是出于维护统治的目的？包括对外兴兵，是真的出于对外邦受苦百姓的慈悲怜悯，还是为了国家的土地扩张和更多的资源占有？如果是后者就很可怕，那会导致整个国家向着利益扩张的霸权道路行去，而朝廷政治道德的沦丧必会导致民众向利益看齐的道德沦丧——所谓上行下效也。
“善。”名可秀忽然开口道。
她的声音清越，如三月飞溅落石的寒泉，仅一字却格外的醒耳。
胡宪没想到名可秀会赞同他，惊愕下不由侧头望去。
胡宏、李侗、王去非、晃公武、吕广问等责斥对外战争的南北学者也都讶然望去。
台上霎然间静了一下。
暖阁内，赵昚瞥见卫希颜微微一笑，恰如天光云影入寒潭，漾开一池清冷。
便听名可秀清越如寒泉击石的声音道：“故言，为帝者不容易。”
这一句立时让赵昚凝神了。
“言帝者，必言帝王心术。心者为仁，术者为权谋。只有心没有术，则不可为明君，一则无辨人之明，则奸佞得志，二则无辩事之明，则朝令夕改，仁政不得延续。只有术没有心，则不可为仁君，无道德自律，则成昏君、暴君。要想成为仁德又贤明的帝王，心、术必得兼具，王霸必得杂用，二者不可或缺。”
名可秀道：“仁宗皇帝，有心而乏术，是以无用人之明，致伐夏之败，是以政令不得继，庆历新政失败。道宗皇帝，有术而无心，可力掌朝纲，却为私欲而用，于百姓无慈悯之心，故起宋江、方腊之乱。”
名可秀既肯定了胡宏、胡宪等人所论的王道“唯以心”论，也肯定了朱跸、金安节等人主张的王霸杂用，很是不偏不倚的态度。
吕祖谦低赞一声：“名山长果然公正啊。”并不因为卫国师是其爱侣就偏帮于她。
这时台上的稷下先生们都在无声中达成了一个诡异的默契，没有人在名可秀语气微顿的时候去抢辩——无论赞同还是反驳。这与卫希颜很有关系，毕竟学者们主要挞伐的就是她，反对和支持的学者都想听一听名可秀怎么辩议。
“《易经》云：‘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为之器。’”
名可秀首先以诸学之首的《易》为引，说道：“道，道义情理也。器，名物制度也。朝廷体制、刑法律令、治安捕役、国防军事、用之于物的科学与技，均为‘形而下者’之器。”
她论道：“治国治天下，无外分此二种。以器为治，则是政法之制。以道为治，则是道德为治。”
卫希颜心里比较，西方和现代中国的政治都偏于“器”──政法强制，其一“宽松式”的，就是民主法制，其二“紧张式”的，就是集权统治。而儒家为治时的中国则重于“道”──道德自觉，主要是倡导道德社会，帝王官僚百姓都要正心修身，形成道德自治，对无道德和破坏道德的以政刑为治。
简单地讲，儒家中国的政治是“道”或内在道德力；现代世界的各国政治（无论西方，还是中国）几乎全然为“器的政治”，唯重视权力、制度、组织、管理等外在的强制力，而非人们内在的良知。
名可秀道：“以道为治者，成就道义天下。以器为治者，成就利益天下。”
卫希颜认为这就是儒家为什么重视义利之辨。
儒家治国强调道义取向，而西方及现代是利益取向。后者会因为利益的无穷冲突而不可解决，于是便有现代流行的那句：“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孔子则说，“放于利而行，多怨。”人与人之间只有利益关系了，又如何能和谐呢？
卫希颜就是在那个利己主义社会里打滚摸爬出来的，与名可秀、师师、希汶、何栖云、名清方、种瑜、苏澹这些身边亲近的人相比，卫希颜有着更多的自私性，除了有限的这些亲人朋友外，她对其他人没有太多爱心，更不要如胡寅、胡宏这些儒家士大夫、学者们仁及天下的胸怀。她打对外战争，就是为了利益，如果不是有名可秀以道为首，估计殖民主义她都弄出来了。
但是，走后世西方扩张的路对大宋中国就真的好吗？除了打造一个如美国那位的霸权主义大国，又有什么意义呢？
卫希颜觉得她应该摒弃来自后世的那些利益主义的观念想法，好好做一个学生——儒家的政治文明或许比起后世的政治更加高明，名可秀就是她最好的老师，也可以说，是卫希颜这匹物欲野马的辔头。
☆、稷下盛会（五）
“治国；当以道为首。”
“道有二；仁与不仁而已。”名可秀阐论道，“孟子云：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恶于众也。上无道揆也，下无法守也；朝不信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国之所存者幸也，若不外覆，必自颓也。”
她引用孟子的话说，只有心怀仁道的人才应该处在治国治政的高位。不仁的人处在高位；这会使他把追利从恶之欲传播给众人。于是，在上的不依照义理度量事物，在下的不用法度约束自己，国家不讲道义，官员不讲求诚信，君子冒犯理义，小人触犯刑律，这样的国家还能存在的，只是侥幸罢了，若不被外邦倾覆，就必定自我倾颓。
名可秀道：“故孟子曰：天下有道，小德役大德，小贤役大贤；天下无道，小役大，弱役强。斯二者，天也。”
天下有道时，道德低的受道德高的役使，才智少的受才智多的役使；天下无道时，力量小的受力量大的役使，势力弱的受势力强的役使。这两种情况，都符合天理。
后一种，便正是卫希颜所提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物欲社会的天理。所以，现代社会一切向钱看，钱多就是力量，有钱人就有势力，有道德而无钱的遭人耻笑，见义勇为、不为利益的被人嗤为傻冒……这种事情卫希颜真是见的太多了。
名可秀论道：“必以形而上之道，统刑而下之器，才可以仁道之天理，降物欲之天理。”
故而，治理国家必须是以道义为首，来行使权力、制度、法律等，这样才能建成以道德良知为自律的社会，而不是成为以权钱物欲为衡量准则的社会。
所以，以“形而下为器”的西方及现代政治其实就是一种“生物本能”的政治。衡量其政治成功与否在于物质利益的占有，表现为对世界市场和资源的占有。而其政治形式又有两种：其一，如美国这种向外拓展又内里宽松的则成为民主政治；其二，如一战后的德国这种向外受挫而国内资源紧张的则会成为专/制政治。
无论民主还是专/制，讲的都是“国与国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朋友和敌人”。与森林里的动物一样，为了食物和资源自相残杀，最后把地球玩坏了大家就一起玩玩——除非走向太空，占据新的资源星球。
名可秀道：“王道，徳礼也。霸道，政刑也。以徳礼为道，则民有耻且格，道德自觉。以政刑为道，则万民惧罚而慎行，无廉耻自格。”
卫希颜心说，后世傍大款、小三盛行，不就是因为笑贫不笑娼？没有这方面的道德廉耻心，法律也约束不了。现代中国的经济文明远远高于古代，法律也远远比古代完备，但现代社会的犯罪率却远远高于古代。比起法律这种外在的强制力，道德自觉的力量要比法律强得多——当然道德养成也艰难得多。
一个社会的风气很重要。
而儒家认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建立道德社会。
名可秀道：“管子曰：‘以国为天下，天下不可为也。当以天下为天下，如地如天，何私何亲？’正如《尚书》曰：协和万邦。”
按照治理国家的要求去治理天下，天下不可能治好。必须按照治天下的要求治理天下，就像天地对待万物，没有什么偏私偏爱。这就是《尚书》所说的，协和万邦。
这是不主张兵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