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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0日黎明时，战斗又打响了。
在我军右翼（雷诺克、奥尔洛夫卡、拉兹古利亚耶夫卡）继续进行牵制战，而在马马耶夫岗地区，步兵第95和第112师的部队，正在抗击着敌人新锐部队的攻击。
晌午，第95师师长戈里什内上校向我报告情况时说：“如果不考虑前线向这一边或另一边不超过100公尺的微小变动的话，那么，可以说，马马耶夫岗的局势仍旧是稳定的”。
我警告他说：“要注意，哪怕是100公尺的变动，也会招致丢掉马马耶夫岗……”
“宁死，我也不放弃马马耶夫岗，”戈里什内回答说。
师长B·A·戈里什内上校和他的政治副手A·A·弗拉先科，深入地、准确地了解战斗的每一个细节，在战斗中他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战斗情谊。他们能够互相弥补：前后不仅是一个指挥官，同时也是共产党员，他对全体人员的政治教育给予很大的关注；后者在领导本师党的政治工作的同时，能够深入、细致地研究作战行动实际问题。他善于很理智、很内行地与每一个指挥员交谈。
听了他们用电话向我报告的情况后，我丝毫不怀疑报告中对事实分析的可靠性和客观性，不论他们（戈里什内或弗拉先科）之中谁向我汇报。因为他们俩个人都十分了解作战情况，都很熟悉敌人的作战特点。
戈里什内师紧随罗季姆采夫师进入城市。他的师是刚一渡过伏尔加河，未经休整，就投入到争夺马马耶夫岗的战斗中，然后又在拖拉机厂和“街垒”厂地区作战。该师的一些团中，准确地讲，只是一些团司令部，轮流撤回伏尔加河左岸，在那里进行短期休整，补充连队，然后重返战场。
戈里什内和弗拉先科，在战斗最残酷的时刻，仍然在自己的观察所里，从容地、镇定地指挥着自己的部队。
要去他们的指挥所比去伏尔加河岸边还要困难。敌人的狙击兵已经封锁了“街垒”工厂及“红十月”工厂之间的凹地。最初几天，我们就有许多战士牺牲在那里。因此，这片凹地被我们称为“死亡沟”。为了减少伤亡，我们横跨凹地砌起石头围墙。这样一来，只要弯着腰、紧贴住石墙，就可以到达戈里什内的指挥所。
在罗季姆采夫的近卫步兵第13师的地段上，情况也十分严重。9月20日晌午，敌人的自动枪手已潜入中心渡口地区。师指挥所已开始用冲锋枪与之对射。该师的近卫第42团的部分分队已处在半包围之中，通讯联络经常中断，而且中断的时间愈来愈长。派往罗季姆采夫司令部的集团军通讯参谋都牺牲了。派往中心码头的叶林团迟迟未到，因为他们在途中被敌机发现，并且遭到连续的轰击。
集团军只能从左岸用炮兵火力援助这个师，然而，这也不过是杯水车薪。
在罗季姆采夫师的左面，在察里察河上，战斗愈来愈残酷。在那里作战的有姆·斯·巴特拉科夫的步兵第42旅的几个营，由北海舰队水兵组成的步兵第92旅以及萨拉耶夫师的一个团。与他们的联系也经常中断，这使我们很难判明这一地段的战斗形势。但是有一点是明确的—敌人集结了新锐力量，拼命想冲到位于我防御中心的伏尔加河，然后扩大突破口。因此，我们必须在马马耶夫岗区域继续实施反突击。如果减弱这里的反突击，那么敌人就会放开手脚，全力猛攻我左翼。进而击溃我在城市中心的防御部队。
9月21日夜，原作为集团军预备队、放在马马耶夫岗东边的巴秋科师的步兵第284团，渡河来到城里。
将近夜里两点钟时，我接到方面军司令员叶廖缅科上将打来的电话。他通知我说，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一个坦克旅，已从北面冲过敌军阵地，将在奥尔洛夫卡地区与我们会师。我把大家都唤起来，自己坐在电话机旁，整整一夜都在寻找这个坦克旅，我们焦急地等待着斯大林格勒方面军的部队与我第62集团军会师的好消息。然而，没有等到这样的报告。几天以后，我们才得知，坦克旅未能到达目的地。坦克第67旅整个旅和他们的旅长希德贾耶夫上校一起，在敌人战斗队形的纵深处全部阵亡。
9月21日到22日，第62集团军的部队处于危急关头。
敌人以巨大的损失为代价，第一次把我集团军切成两段：在近卫步兵第13师的地段，敌人前出至第2堤岸街，其先遣分队已逼近中心码头。
9月21日傍晚，第13师占领的前线阵地是：克鲁托冲沟、第2堤岸街、“1月9日”广场、太阳大街，共产主义大街、库尔斯基大街、奥尔洛夫斯基大街、无产者大街、果戈里大街，直至察里察河。
该师的几个分队陷入包围，一直战斗到最后一粒子弹。关于他们的情况、尤其是近卫步兵第42团1营的情况，我们没看到更详细的材料。这就是为什么在当时所有的战报里以及后来的报纸、书刊上，在提到斯大林格勒战役时，都谈到：保卫火车站的那个营，于1942年9月21日全营覆没，只有一个叫科列加诺夫的少尉军官活了下来……
坦率地讲，直到最后一天，我还不相信这个营于9月21日全部阵亡的消息。因为当时从敌人的举动判断，我总觉得，在车站附近及其左侧地区，一直有我们的战士在战斗，法西斯分子在那里遭受了巨大损失。但是，是谁在那里坚持搏斗？他们又在怎样搏斗、——这一点谁也不晓得。这些人的命运，象一块沉重的石头，一直压在我的心头，使我每每想起，就感到不安。后来，在我的《集体英雄主义的集团军》一书出版以后，以至电台广播了这本回忆录的部分章节之后，我收到了许多来信，其中包括伟大卫国战争的残废军人安东·库兹米奇·德拉甘的信。这位老战士说，他知道在法西斯占领车站以后这个营的详细情况。这封信使我很激动，终于能在15年后查明这些人的命运。我常常怀念他们，我一直不相信，与法西斯分子在车站附近搏斗了7天的战士，会在一夜之间全部阵亡、或者说投降了。
我确实没弄错。1958年的夏天，我利用休假时间，去访问了这封信的作者。他住在契尔尼戈夫省普里卢克区的一个叫利科维察的村子里。见面后，第一眼，第一句话，立刻就使我们相互认出来了。
安东·库兹米奇马上使我回忆起，我第一次与他们见面的地点。他说：
“您还记得吗？那是在9月15日晚上，在普希金广场的教堂旁，您看见我便问：上尉，你的人在哪儿？……噢，在这里，那就接受任务吧，要把法西斯赶出车站。清楚了吗？
……”
“是的，我还记得。”我回答说。
在我眼前，仿佛出现了当时的情景：到处都是坍塌的房屋，烟雾笼罩着河岸。在河岸上，一群带着步枪、自动枪的人，向远处走去。其中有一个个子不高、但很机敏的人，身上挂满了手榴弹，一双眼睛又红又肿。他就是安东·库兹米奇·德拉甘上尉。他当时是罗季姆采夫师近卫步兵第42团1营1连的连长。我仿佛看见，年轻的指挥官在接受了任务以后，迅速地拉开队形，带领连队向车站方向走去，队伍很快就消失在烟雾和黑暗之中。过了几分钟，车站方向传来了密集的对射声。这说明他们连已投入战斗。
“请允许我从头讲述整个经过。”当我与安东·库兹米奇在桌旁坐定后，他说。
下面就是他的叙述：
“当我带领连队前往车站，并开始与敌人对射的时候，营长切尔维亚科夫赶上了我。他来到我面前，一边擦着眼镜，一边警告说：‘要切断敌军并牵制住他们。要长时间地坚守在那里，要多带些手榴弹。’
我带领连队在黑暗中来到车站的铁路迂回线。
夜里，四周都是射击声、爆炸声。我们战士以战斗组为单位，在一些毁坏的房子里构筑起工事，非常艰苦地抗击着敌人的进攻。我觉察到，车站的建筑物在敌人手中。于是，我们从左面穿过铁路路基。在交叉路口，我们看见一辆被打坏的我军坦克，附近有10个坦克手。我们在车站建筑物附近集中后，便与敌人短兵相接地打了起来。
先是一顿手榴弹，然后，我们的战士冲了上去。突如其来的打击，使得敌人仓皇逃命，并在黑暗中胡乱地射击。
就这样，我们连占领了车站。当敌人清醒过来，知道我们只有一个连时，我们已占据了坚固的防御工事。尽管敌人多次从三面向我发起攻击，可车站在天亮之前仍然在我们手中……
清晨不知不觉地来临了。这是斯大林格勒的一个沉闷的清晨。法西斯的俯冲飞机，借着黎明的光亮，向车站投下几百枚炸弹。轰炸之后，紧接着又是炮火轰击。车站的楼房燃起了熊熊烈火，墙壁坍塌了，钢筋扭曲了，可战士们仍在继续战斗……
直至傍晚，敌人们未拿下车站建筑。最后，他们信服了：任何攻势都不能使我们屈服。于是，就转向迂回线。这时，我们把战斗转到车站前的广场。在喷泉旁、在铁路路基边，展开了激战。
我还记得这样的情形，德国人绕到我们后方，聚集在车站前广场上的角楼里。在我们的地形图上，我们称角楼为‘制钉厂’，因为，那里曾经存放过钉子。敌人企图从那里向我们背后实施突击。然而，我们识破了他们的意图，并先向其发起反攻击。这时，我们得到了正向车站开近的扎沃敦上尉的迫击炮连的火力支援。我们没有能够完全地占领‘制钉厂’，只占领了一个车间。而旁边的车间仍在敌人手中。
这时的战斗已转到建筑物里面了。我们连的兵力几乎消耗殆尽。不仅我们连，整个营都处于极端困难的境地。营长切尔维亚科夫上尉受伤了，被后运到伏尔加河对岸。全营由费多谢耶夫上尉指挥。
敌人从三面向我营压过来。弹药已很紧张了，更不用提吃和睡了，然而最可怕的是渴。为了找水，首先为机枪找水，我们射穿了自来水管，从里面一滴一滴地渗出水来。‘制钉厂’建筑物里的战斗忽停忽起。在短兵相接中，刀、铁铲、枪托都派上了用场。拂晓时，敌人调来了预备队，一个连接一个连地向我压来。面对这样的强攻，我们显然是很难抵挡的。我立刻向费多射耶夫上尉报告眼前的形势。这时，科列加诺夫少尉指挥的步兵第3连前来增援我们。在来路上，这个连遭遇到密集的炮火，并遭到多次攻击。瘦高个的科列加诺夫，身上穿着沾满泥土的士兵服，到底还是把连队带来了。他镇静地报告说：‘全连还剩20人，前来报到。’
他在给营部的报告中写道：‘我已到达‘制钉厂’，情况极为严重。但是，只要我活着，任何恶棍也休想胡来！’
激烈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夜。分成小组的德国自动枪手和狙击兵，向我后方摸过来。他们隐蔽在暗楼、废墟和下水道里，从这些地方向我们射击。
费多谢耶夫营长指示我，组织一个冲锋枪手小组，摸到敌人后方去。我执行了他的命令。关于这件事，我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