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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在推翻元朝之后，大臣们纷纷献上“捷奏”之章，批判元代皇帝的无道，颂扬洪武皇帝的雄武，也让朱元璋很不满意，因为奏章里面有贬低元朝君主的词汇。朱元璋对宰相说：“元主中国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奈何为此浮薄之言？亟改之。”
对于中原汉人来说，推翻了元人的统治，是颠倒了的世界重新颠倒过来，是拨开云雾，重见青天：我堂堂中华乃是“尧之都，舜之壤，禹之封”，居然被一个野蛮的骑马民族统治，万里腥膻，人尽臣虏，这实在是莫大的耻辱。所以，大多数汉人都不承认元人统治的正统地位。比如元末另一个起义领袖明玉珍称帝诏中就说：“元以北狄污我中夏，伦理以之晦冥，人物为之消灭。”他要推翻元朝，“恭行天罚，草彼左衽之卑污；昭为茂功，成我文明之治”。意即扫除中国历史上的意外，重新回到汉族正统。
但是朱元璋却自始至终坚持认为元人的统治是“正统”。他从各个角度，竭尽全力为元朝的正统性辩护。
在即位告天文中，他这样说：“惟我中国人民之君，自宋运告终。帝命真人于沙漠，入中国为天下主。其君父子及孙百有余年，今运亦终。”
也就是说，元朝的统治是受命于天，光明正大，理所当然。值得注意的是，他说“百有余年”，这就不但将元灭南宋后的几十年视为正统，且将元、宋并存的十几年亦视为元的正统。
不止从天理的角度承认元朝的合法性，他还从个人感情的角度，表达对元朝统治的感恩戴德之情：“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
这似乎就更不好理解了。在大元帝国的统治之下，他父亲朱五四四处迁徙，还是落得饥饿而死。他朱元璋也没过过一天好日子。不光朱元璋如此，全体汉人都受元人野蛮统治的苦：汉人打伤蒙古人要判死刑，蒙古人打死汉人只赔一头驴；汉人即使当了大官，见到蒙古人，行礼毕要把双手反背过来，作捆绑状，以表示归顺之意。按理说，他应该对大元怀有刻骨仇恨才对，怎么居然歌功颂德感激涕零起来？
第四节 构建“朱氏天命论”
批判孟子和歌颂元人，这两件事贯穿着一个意图：建立“朱氏天命论”。朱元璋登上皇位之时，内心有点没底。因为中国人向来重视门第，讲求出身。自古以来，岂有乞丐而为天子？所以许多人虽然畏服于他的刀剑，对于他这个人却相当瞧不起。被一个前要饭花子统治，天下精英们内心难免感觉有点不是滋味。
所以，他一开始想找个名人联个宗儿，谎称自己是朱熹的后代。
可是再一想，这个谎也太经不起推敲了，不但不给能自己增光，反而会暴露自己的心虚，因此打消了这个念头。
为这个问题苦恼许久之后，朱元璋突然脑筋急转弯儿：自己的出身利用好了，可以化腐朽为神奇，把坏事变好事。按照世俗之人的想法，无论谁当皇帝，也轮不到他这个要饭花子。然而事实是，天下那么多富贵人读书人谁也没当上皇帝，偏偏他一个乞丐当上了，这不正说明他有“天命”吗？
所以朱元璋一反历代统治者攀龙附凤之习，干脆坦然承认自己出身是“淮右小民”，而且还到处宣扬这一点。口头上、文字上、一开口、一动笔，总要插进“朕本淮右布衣”，或者“江左布衣”，以及“匹夫”、“起自田亩”、“出身寒微”一类的话。这就是为了强调自己命运的奇特和天命的眷顾。
在朱明政府的中央文件中，天命论到处皆是。他说“人君开创基业，皆奉天命”，自己之所以能由布衣而登帝位，是因为父祖“世承忠厚，积善余庆，以及于朕”。他对孔子后代孔克坚说：“朕率中土之士奉天逐胡，以安中夏，以复先王之旧。虽起自布衣，实承古先帝王之统。且古人起布衣而称帝者，汉之高祖也，天命所在，人孰违之。”他又说，“朕本布衣，因元纲不振，群雄蜂起，所在骚动，遂全生于行伍间，岂知有今日者邪。”
为了证明这一点，朱元璋还写了许多文章，比如《周颠仙人传》、《纪梦》，来宣扬自己身上的种种神异之处，进行自我神话。说周颠仙人早就看出他要当皇帝，说自己即位前一年，就梦见穿紫衣的道士授给他绛旗、冠履、宝剑诸物，证明自己是上天简授，确定无疑。
那么，为什么上天不挑别人，偏偏挑了他呢？朱元璋说，这就是天命的神奇之处，老天爷的心思很难猜，它总是习惯于出人意料。比如，当初谁能想到，一个小小的马上民族蒙古，能君临天下，统治汉人长达百年呢？
他在《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民人檄》中说：
自古帝王临御天下，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自宋祚倾移，元以北狄入主中国，四海内外罔不臣服。此岂人力，实乃天授。
朱元璋说，蒙古族人少，文化落后，按理说不应该统治广大中国地区。但是他们居然就入主中原了。这恰恰说明，他们有“天命”，否则怎么解释？
基于这一逻辑，朱元璋必须视元朝为正统。因为这是上天的意志。所以他承认元朝直接受命于天，接续了三皇五帝的正统，“正名定统，肇自三皇，继以五帝，曰三皇曰两汉曰唐宋曰元，受命代兴，或禅或继，功相比，德相侔”。
第五节 创造“朱氏恩德论”
与“天命观”相配合的是“恩德论”。
快要登上帝位之际，他遇到了一个理论难题：怎么看待农民起义？
肯定农民起义吗？似乎当然应该肯定。因为他和他的追随者都是起义者。他们用起义推翻了万恶的旧王朝，建立了光明的新社会。他们的合法性源于这个朴素的真理：天下无道，就应该有人揭竿而起。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但是慢着，如果肯定起义无罪，那再有后来者效仿他起兵造反怎么办？
在推翻旧王朝的时候，他当然可以大喊造反有理，起义无罪。但是，成了新王朝的统治者，他就必须让老百姓明白，以后不许造反，更不能起义。
这个弯子可不太好转。
所以，他要大力打造“朱氏恩德论”。
在朱元璋以前，中国人认为“有德者有天命”，可以拥有天下。而无德者就失去了“天命”。天下无道，人民就可以起来推翻它。而朱元璋要打造的“朱氏恩德论”是：因为你身处的王朝对你有恩，所以不管它有道无道，你都不应该带头起来背叛这个王朝。
朱元璋说，一个人有了天命，也就从上天那获得了天下的所有权。也就是说，全部中国领土的产权都归他一人。其他所有人，都是“寄居者”。
所以，开国皇帝对天下百姓来说，有两大恩德：一个是开创了太平，使天下人不再相互残杀，可以保全性命。二是既然天下土地，都是皇帝家的，那么所有的粮食，文人小说下载都是在皇帝家族的土地上长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天下人都是皇帝一个人养活的，每个人因此都应该对皇帝感恩戴德。
不要以为这是在开玩笑，这是中国历代统治者的真实想法。只不过朱元璋表达得最透彻。
从这个理论出发，元朝皇帝虽然统治低能，毕竟也建立了一套法律，安设了几名官员，比天下大乱还是要好。所以朱元璋说：“元祖宗功德在人。”在给元世祖的祭文中，他更这样颂扬元朝的统治：“惟神昔自朔土来主中国，治安之盛，生养之繁，功被人民者矣。”
元朝初建，统治秩序比较好，老百姓一度安居乐业。他朱元璋虽然生不逢时，没赶上好时候，吃不饱穿不暖，但毕竟也算是吃了人家蒙古皇帝的，喝了人家大元天子的，怎么能忘恩负义，不予承认呢？
如予父母生于元初定天下之时，彼时法度严明，使愚顽畏威怀德，强不凌弱，众不暴寡，在民则父父子子夫夫妇妇，各安其生，惠莫大焉！
元虽夷狄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浩繁，家给人足。朕之祖、父，亦预享其太平！
朕本农家，乐生于有元之世！
在内心深处，朱元璋对元朝当然是充满愤怒的，毕竟他一家人差点因为元朝的野蛮统治死绝。但对于他这样级别的政治家来说，考虑问题，不能从个人恩怨，而是要从天下大局出发。进一步说，不能从正义与否角度，而是要从“实用”与否角度。
所以洪武四年，朱元璋命人在北平给元世祖盖了庙。洪武六年，他又在南京建了历代帝王庙，把元世祖忽必烈和汉高祖刘邦、唐高祖李渊、宋太祖赵匡胤都供在一起，还把元朝开国功臣木华黎等四人牌位也供在边上，他自己恭恭敬敬前去行跪拜大礼。他如此敬礼元朝，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给天下百姓作个示范，让他们也敬礼新朝，告诉他们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
既然承认皇帝是天下所有人的大恩人，那么即使一时统治得不好，偶有雷霆雨露，那也都是天恩，大家永远不能起叛逆之心。这就是朱元璋建立天命恩德论的最终落脚点。在他朱家政权的治下，天下再无道，人们都要老老实实当顺民而不是逆民。任何情况下，起义都有罪，造反都无理。
第六节 我造反有理，你造反有罪
理论构建到这儿，朱元璋发现他遇到了一点难题：
他本人就是大元王朝的推翻者。他食元朝之毛，践元朝之土，世受元朝雨露之恩，却起兵打倒了大元王朝，这怎么解释？
虽然谁握住了刀把子谁就有了话语权，要把这个道理讲圆满，也实在太考验人的智商了。
朱元璋开始是这样解释的：他当初参加起义，只是为了吃饭活命，并不是为了推翻元朝。他不断强调自己加入起义军实在是迫不得已，是人生的一大污点。他说自己加入起义军是“昔者朕被妖人（红巾军）逼起山野”（《与元臣秃鲁书》）。他又说：“朕本淮右布衣，暴兵（红巾）忽至，误入其中。”（《明太祖实录》卷三七）在《皇陵碑》中又说：“元纲不振乎彼世祖之法，豪杰（那些起义领袖）何有乎仁良（也没什么好东西）。”他宁肯降低自己参与造反活动的意义，也不能给臣民作坏的榜样。
后来他又进一步解释，说他起兵之时，元朝已经失去天命，土崩瓦解了。他动不动手，元朝都注定要灭亡了。他的原话是：“盗贼奸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也就是说，元朝的灭亡跟他没什么关系。他参加起义，不是为了推翻旧王朝，也不是为了当皇帝，而是因为实在不忍心看人民遭受痛苦，要拯万民于水火。他取天下，是从群雄之手，而不是元朝之手。
这两种解释似乎还不圆满，到了编写《大诰》时，朱元璋又发明了“殿兴有福”理论。他天才地将起义者分为“首乱”者和“殿兴”者两部分。首乱者，就是带着造反的那一批人。而殿兴者，就是他这样半路参加起义的人。
《御制大诰三编·造言好乱第十三》中，朱元璋说：“元政不纲，天将更其运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