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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到惊慌失措了……
①俄国的损失还不包括在内。
当在欧洲方面，胜利者与战败者之间在战争实力的对比上出现了这种可怕的转变的时候，在远东方面，非侵略的和爱好和平的国家之间，也出现了完全缺乏协调的情形。那里的事情成了欧洲事态恶化的复本，这都是由于从前的协约国和未来的同盟国的领袖们在思想上和行动上的麻木不仁而造成的。
1929年到1931年的经济风暴，对日本的影响并不亚于对世界其他部分的影响。自1914年以来，日本的人口由五千万增加到七千万。它的冶金工厂由五十家增加到一百四十八家。生活费用不断上涨。稻米的生产停滞不前，输入粮食又很昂贵。原料和国外市场的需要日益迫切。在严重的经济萧条期间，英国和其他四十个国家都越来越觉得不得不采取限制政策或关税政策，以抵制以不同于英美标准的劳动条件生产出来的日本货物。中国不仅一向是日本棉织品和其他工业制品的主要输出市场，也几乎是日本取得煤和铁的唯一的来源。因此，重新确保对中国的控制就成为日本政策的主要目标。
1931年9月，日本以一次地方性骚乱为借口，占领沈阳和南满铁路沿线各地。1932年1月，日本要求中国解散一切反日团体。经中国政府拒绝后，日本于1月28日在上海公共租界以北登陆。中国进行了英勇的抵抗，虽然缺乏飞机、反坦克炮和任何现代武器，但仍然坚持抵抗达一个月以上。至二月底，在遭到极其严重的损失之后，他们不得不撤出吴淞口炮台，退至离海岸约十二哩的新阵地。1932年初，日本成立了满洲傀儡国。一年以后，中国的热河省又被兼并，而且日本军队深入到没有设防的区域，直达长城。这种侵略行动，是和日本远东势力的增长以及它在海洋方面所取得的新的海军地位相一致的。
日本对华的暴行，从第一枪开始就在美国引起最强烈的反对。但孤立政策却采取骑墙的态度。如果美国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那么，它就一定会领导国际联盟对日本采取集体行动，而美国自己也会在集体行动中成为国际联盟的主要委托国。在英国方面，它表示不愿意单独同美国采取共同行动；
他们也不希望在国际联盟宪章所规定的义务以外卷入反对日本的漩涡之中。英日同盟的终止，以及因此削弱了英国在远东的地位及其长久建立起来的权益，使一些英国人士感到不满。英国政府当时正在为了严重的财政问题和欧洲局势的日渐紧迫而大伤脑筋，它在没有希望获得美国在欧洲方面相应的支持的情况下，在远东方面没有站在美国一边发挥重要的作用，也是未可厚非的。
中国是国际联盟的会员国，虽然它没有付清应缴纳的款项。它向国际联盟呼吁，完全是正义的。1931年9月30日，国际联盟要求日本把军队撤出满洲，12月，还指派了一个调查团赴当地调查。李顿勋爵被任命为该调查团的主席。他是名门世家的后裔。他过去曾任孟加拉省长和印度代理总督，在东方有过多年的经验。调查团一致通过的调查报告，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文件，是认真研究中日冲突的基础。满洲事件的全部背景，在报告中有仔细的叙述，提出的结论是明明白白的：满洲国是日本参谋部的人为产物，这个傀儡国家并不是根据人民的愿望而成立起来的。李顿勋爵及其同僚在他们的报告中，不仅分析了形势，而且提出了国际解决的具体建议。这就是宣布满洲自治，但它仍是中国的一部分，受国际联盟的保护；此外由中日两国订立一个全面的条约，规定两国在满洲的权益。国际联盟虽然没有采纳这个建议，但这并无损于李顿调查报告的价值。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就这个文件写道：“它立刻成为、并且迄今仍然是报告所涉及的问题的极为公正的权威。”1933年2月，国际联盟宣布不能承认满洲国。国际联盟没有对日本进行制裁，也没有采取任何其他行动，日本却于1933年3月27日退出国际联盟。在上次大战中，德国和日本各在对立的方面；而现在则以完全不同的心情，彼此情投意合了。正当世界局势非常需要国际联盟的活动和力量的时候，国际联盟在道义上的权威却显出缺乏任何实质上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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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认为，在这个性命攸关的时期里，不仅英国这个基本上由保守党执政的联合政府的行为，而且政府内外的工党或自由党人的行为，都应该受到历史的谴责。他们陶醉于悦耳的陈词滥调，而不愿正视不愉快的事实；只求哗众取宠，获得选票，而不顾国家的根本利益；真心诚意地爱好和平，可悲地相信单凭一心热爱就能为和平奠定基础；联合政府中两党的领袖显然都是理解迟钝；鲍德温先生对欧洲的情况毫无所知，一提到欧洲问题就感到厌烦；强烈的和平主义情绪支配着当时的工党；自由党人又热衷于不切实际的想法；
昔日的战时伟大领袖劳合·乔治未能继续为他的事业奋斗，甚至比这一情况更糟；全部做法都获得两院的压倒多数的支持：所有这些就勾画出一幅英国的昏庸愚昧、萎靡不振的形象。其中虽无诡诈，但罪责难逃；虽无恶意或阴谋，但对世界之陷入恐怖和悲惨的境地却起了明显的作用。这种恐怖和悲惨的情况，就当时已显示出的程度来说，已是人类经历中无可比拟的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风云紧急……第六章 日益阴暗的景象
第六章 日益阴暗的景象
1934年
春季的警兆——7月30日德国的血腥清洗——裁军会议的结束——7月25日多尔富斯博士遇害——兴登堡之死——8月2日希特勒成为德国元首——意大利进退维谷——10月9日亚历山大国王和巴尔图在马赛被刺——11月赖伐尔出任法国外交部长——12月意大利与阿比西尼亚在瓦尔—瓦尔地区发生冲突——1935年1月6日的法意协定——1935年1月13日在萨尔的公民投票。
1933年希特勒就任总理一事，在罗马并没有引起热烈的反应。纳粹主义被视为法西斯理论的一种粗糙的、野蛮化的翻版。大德意志对奥地利和东南欧的野心是众所周知的。墨索里尼预见到意大利与新德国对上述两个地区的利益将是不可协调的。他没有等待多久就得到证实了。
德国要取得奥地利，这是希特勒蓄谋已久的野心。在《我的奋斗》的头一页就有这样的一句话：“日耳曼的奥地利必须回到伟大的日耳曼祖国。”因此，纳粹德国政府从1933年1月获得政权那一天起，就把眼睛盯着维也纳。那时，希特勒还无力与墨索里尼抗衡，而后者在奥地利的利益早已是直言不讳的了。德国作为一个军事上依然软弱的国家，甚至连进行渗透和地下活动都必须谨慎从事。尽管如此，在头几个月里，德国就开始对奥地利施加压力。接连不断地要求奥地利政府硬把听命于它的奥地利纳粹党员塞进内阁和政府要职中去。这些奥地利纳粹分子是在德国巴伐利亚建立的奥地利兵团里受训的。他们无法无天地在铁路沿线和旅行游览中心扔炸弹，加上德国飞机在萨尔茨堡和因斯布鲁克上空散发传单，严重扰乱了奥地利共和国的日常生活。奥地利总理多尔富斯既遇到来自国内的社会党压力的对抗，又受到来自国外的企图破坏奥国独立的德国的阴谋反对。但这还不是奥地利国家的唯一危险。奥地利社会党人仿效德国这个邻国的恶劣榜样，建立了一支私人的军队，借此推翻投票箱的决定。在1933年，所有这些危险都逐渐呈现在多尔富斯面前。他唯一可以伸手求援并已得到支持的允诺的，只有法西斯的意大利。1933年8月，他在里西奥尼与墨索里尼会晤。他们之间在个人关系上和政治上都达成深切的谅解。多尔富斯相信意大利会保持不干涉态度，因而以为自己已有足够的力量来收拾他的一个对手——奥地利社会党了。
1934年1月，墨索里尼的主要外事顾问苏维奇访问维也纳，作为向德国提出警告的姿态。1月21日他发表如下的公开声明：
众所周知，由于奥地利位于中欧的心脏和多瑙河盆地，它的重要性远非它的领土面积的大小和人数的多少所能比拟。
如果它要完成多少世纪以来的传统及其地理形势所赋予的使命，那就必须首先得到独立自主与和平生活的正常条件的保证。这就是意大利在不变的原则基础上长期以来在对待政治和经济问题上一贯坚持的立场。
三个星期以后，多尔富斯政府对维也纳社会党组织采取行动。属于多尔富斯本人的政党并由费伊少校领导的“保卫祖国协会”，奉命去把奥地利社会党所控制的势均力敌的、并且也同样是不合法的队伍解除武装。后者猛烈抵抗，2月12日在首都进行巷战。几小时之内，社会党的武装力量被击溃。
这个事件不仅促使多尔富斯更加靠近意大利，并且使他更坚定地在下一阶段同纳粹党的渗透和阴谋活动进行斗争。但在另一方面，许多失败的社会党人或共产党人在愤恨中投向纳粹阵营。奥地利的情形同德国的一样，天主教与社会党之间的纷争，使纳粹党坐收渔翁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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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34年年中，英王陛下政府仍然不必冒战争风险就可以基本上控制局势。他们可以随时同法国合作，并且可以通过国际联盟的机构向希特勒运动施加强大的压力，而且在德国内部，对希特勒运动也还有很大的分歧。这样做本来是可以无须流血的，但是这个时机正在逐渐消逝。纳粹统治下的武装起来的德国正在日益逼近。说来难于置信，直到这重要的一年的年底，麦克唐纳先生在鲍德温先生的政治权力的支持下，还继续在做工作要法国裁军。我不得不援引2月7日我在议会提出的不被理睬的抗议：
比如说，假如我们裁减了法国的陆军，使之降低到与德国同等的水平，替德国争得平等地位；这种变化必然又会使欧洲引起情绪上的反应。然后，德国又会进一步说，“你们怎么能够使一个拥有七千万人口的大国不得拥有与海上最强舰队相等的海军力量呢？”要是这样，事情又将如何呢？你们到时会说，“不，我们不同意。陆军，那是别国的事。海军，这个问题影响到英国的利益，我们必须说，‘不行’。”但是，如果我们那时候说“不行”，我们又怎能站得住呢？
战争的爆发往往是来得很突然的。我曾生活在这样的一个时期：那时每一个人对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都极为焦虑不安，感到毫无把握，就像我们今天的情形一样。突然间，事情真的发生了——那是可怕的、迅速的，有如雷霆万钧，势不可挡。让我提醒下院回想1914年所发生的事情。那时德法两国并不存在什么争端。一个七月的下午，德国大使乘车到法国外交部，对法国总理说，“我们被迫发动对俄战争，马上就要宣战了。法国将采取什么立场呢？”法国总理回答说，他的内阁决定法兰西将按照它认为符合它的利益的原则行事。
德大使问道：“你们和俄国有盟约，是吗？”“是的。”法国总理答道。就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