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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9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了一篇得意洋洋的演说，预言我很快就会到加拿大去避难，接着提出他所谓的“和平建议”。下面是其中的一些有力的辞句：
在这个时刻，我扪心自问，我觉得我有责任再次向大不列颠以及其他国家呼吁，希望它们诉诸理智和常识。我认为我自己有发出这种呼吁的地位，因为我并不是乞求恩赐的败军之将，而是胜利者，是在代表理智说话。我觉得没有理由使战争继续下去。一想到战争造成的创伤，我便感到悲痛。
……也许丘吉尔先生对我这次讲话会置之不理，说这不过是出于对最后胜利的恐惧和怀疑。如果是这样的话，则将来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情，我都不受良心的谴责。
在希特勒作出这副姿态以后的几天里，德国在瑞典、美国和梵蒂冈开始了外交活动。希特勒在使欧洲屈服于他自己的意志以后，自然很乐于取得英国对他所干的事情的承认，从而结束战争。事实上，他的建议不是和平，而是要英国立即放弃它参战的种种目的。当德国驻华盛顿的代办试图和我驻美大使接触时，我发出了下面的电报：
1940年7月20日
我不知道哈利法克斯勋爵今天是否在华盛顿，但应该通知洛西恩勋爵，决不可对德国代办的函件作任何答复。
但是，我最初的想法是要在上院和下院都进行一场严肃的正式辩论。因此我同时函告张伯伦先生和艾德礼先生：
1940年7月20日
希特勒的演说也许值得由上下两院作出决议来答复。决议应该由两院议员提出。但另一方面，这样做也会增加我们的负担。你们的意见如何？
我的同僚们认为这样做未免小题大作，这一点，大家的看法都是一致的。于是决定改由外交大臣通过广播拒绝希特勒的姿态。22日晚，外交大臣就把希特勒那个“按照他的意志招降的劝告‘撇在一边’了”。他把希特勒统治的欧洲的景象和我们为之而战的欧洲的景象作了一番对比，并且宣称，“除非自由确有保障，否则我们决不停止战斗。”然而事实上，英国的报纸和英国广播公司从收音机收听到希特勒的演说以后，还没有等国王陛下政府的授意，就立即对举行谈判的任何想法予以驳斥了。
齐亚诺谈到他在7月20日与希特勒的另一次会晤时说：
英国报纸对希特勒昨日的演说的反应表明，根本没有取得谅解的前景，因此，希特勒准备对英国给予军事上的打击。
他强调说，德国的战略地位以及它的努力范围和经济控制范围早已大大削弱了大不列颠抵抗的可能性，因此在第一个回合里大不列颠就会崩溃。空袭已在几天前开始，并且在不断地加强。英国防空设施和战斗机的迎击不能有效地阻止德国的空袭。已经作好了充分的准备，现在正在研究如何发动决定性的攻击了。①
①齐亚诺：《外交文件》第381页。
齐亚诺在他的日记里也曾记述：“19日晚，当英国的冷淡反应第一次传来时，在德国人中弥漫着一种遮掩不住的失望情绪。”希特勒“愿意和大不列颠取得谅解。他知道对英国的战争是一场艰巨的血战，他也知道各地的人民对流血抱有反感”。另一方面，墨索里尼“担心英国人可能在希特勒那篇极其狡猾的演说里找到一个借口，开始谈判”。齐亚诺说，“这样就会使墨索里尼大失所望，因为他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战争。”①他不必着急。他所需要的战争迟早会到来的。毫无疑问，德国继续在幕后进行外交活动。8月3日，瑞典国王认为和我们商谈此事的时机已至，我建议外交大臣用下面的话答复他，官方的正式复文便是在这一基础上写出的：
（·开·始）1939年10月12日，英王陛下政府曾就德国的和平建议向议会作了深思熟虑的报告，详细阐明了自己的立场。
从那时起，纳粹德国侵犯了其邻近的小国，犯下了一连串新的万恶的罪行。挪威遭到蹂躏，现在被一支德国侵略军所占领。丹麦受到袭击和掠夺。比利时和荷兰虽尽力满足希特勒先生的意愿，而且德国政府还对它们作过种种尊重中立的保证，但是仍被德军占领和奴役。特别是在荷兰，种种蓄谋已久的阴险残酷的行为在鹿将丹的大屠杀中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在这次大屠杀中，成千上万的荷兰人被杀害，这城市重要部分被破坏。
①《齐亚诺日记》第277——278页。
这些可怕的事件在欧洲的史册上留下了黑暗的记载，给它抹上了无法洗刷的污点。英王陛下政府从这些事件中认识到，没有丝毫理由背离他们1939年10月所通过的决议和确定的原则。相反，他们决心要竭尽所能用的一切手段把对德战争进行到底，直到彻底粉碎希特勒主义，把全世界从一个恶徒所带来的灾祸中解放出来，他们的决心是如此的坚定不移：他们宁愿同归于尽，也不畏缩或逃避自己的职责。他们深信，在上帝的帮助下，他们对完成自己的任务决不会束手无策。这个任务也许是长期的；但是，正如德国在1918年一样，它随时都可要求停战或公开提出和议，但是，在提出任何这类要求或建议之前，德国必须用行动而不是用空话作出有效的保证，保证恢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丹麦、荷兰、比利时，特别是法国的自由和独立的生活，同时，在全面和平中对大不列颠和英帝国提出有效的安全保障。（·完）
我补充道：
我觉得外交部的备忘录中有一些概念似乎过于卖弄聪明，在政策上流于繁文缛节的形式，不适合当前的时代与有关问题的肃穆和朴素的气氛。目前我们一点成绩也没有，稍一开口就会引起误解。像我草拟的那种坚定的答复，才是迫使德国做出并非空话连篇的建议的唯一办法。
同一天，我向新闻界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1940年8月3日
首相希望大家了解，德国企图进攻的可能性绝没有完结。
德国人正在散播谣言，说他们不打算进攻，对于他们所说的话，我们历来表示怀疑，对于这个谣言就更应该加倍怀疑了。
我们感觉到，我们的力量在日益增长、准备也日益充分，但绝不可因此丝毫放松警惕，在精神上有所松驰。
※ ※ ※
6月底，参谋长委员会通过伊斯梅将军在内阁向我提出建议，认为我应当视察东部和南部沿海一带受到威胁的地区。
于是我每个星期抽出一两天的工夫从事这项愉快的工作，必要的时候就睡在我的专车上；我在火车上有种种设备进行我的日常工作，而且和白厅经常保持联系。我视察了太恩河和恒伯河以及许多可能登陆的地区。加拿大师（它不久就要由调往冰岛的一个师补充为一个军）在肯特郡为我举行了一次演习。我检查了哈里奇和多佛尔的登陆防御工事。在我最初的几次视察中，有一次我曾视察了由蒙哥马利将军指挥的第三师，这位将军我以前还没有见过。我的夫人与我同行。第三师驻在布赖顿附近。该师曾被优先重新装备，正在准备调往法国的时候，法国的抵抗就结束了。蒙哥马利将军的司令部设在斯特宁附近，他为我举行了一次小小的演习，演习的主要特点是轻机枪车的侧翼运动，这种车辆，他那时候只能集合七八辆。演习完毕后，我们一道驱车，沿着海岸驶过肖朗和霍夫，一直到众所周知的布赖顿防线，对于这个地方，我有许多童年时候的回忆。我们在皇家阿尔宾饭店进午餐，该饭店正好面对码头的尽头。饭店完全空着，这里的人大部分已经撤走，但是还有一些人在海边或操场上散步。我看见近卫步兵第一团的一队士兵正在码头的一个亭子里用沙袋堆筑一个机关枪据点，这很像我童年时候看要把戏的那种亭子一样，所以觉得很有趣。这一天的天气非常宜人。我和这位将军谈得很投机，对这次旅行感到很愉快。然而：
（限即日行动）
首相致陆军大臣 1940年7月3日
我发现第三师部署在沿海岸三十哩长的地区，而不是像我所想象的那样，集中起来留作后备，随时准备迎击敌人入侵部队的前锋，我对此感觉不安，但更使我感到惊讶的是：该师的步兵虽然在其他方面有充分的机械化装备，但缺乏载运士兵前往作战地点所必需的公共汽车①。配备公共汽车，随时作好准备，马上可以使用，这对所有的机械化部队来说是极其重要的，而对散布在这么长的海岸上的第三师就尤其重要了。
①这是1914年9月在法国海岸登陆时，我为皇家海军师海军陆战旅所想出的老办法。当时我们从伦敦街头征集了五十辆公共汽车，海军部一夜之间便把它们运往法国。
我从朴次茅斯也听到同样的怨言，那里的部队还没有得到准备停当、马上可以使用的运输工具。鉴于国内有大量的运输工具，公共汽车和卡车都有，还有随英国远征军归来的许许多多汽车司机，当可立即弥补这方面的缺点。无论如何，我希望你们今天通知第三师师长，如果他愿意的话，可征用那些到现在为了游览而往来行驶于布赖顿海滨的大批公共汽车。
※ ※ ※
7月中旬，陆军大臣建议说应由布鲁克将军接替艾恩赛德将军指挥本土部队。7月19日，在我继续视察可能被侵入的地区时，我视察了南方指挥部。他们为我举行了某种战术演习，参加这次演习的不下十二辆坦克（！）。整个下午我和指挥这一防线的布鲁克将军坐着汽车巡视。他的功绩很卓越。
这不仅仅是因为他在我军退往敦刻尔克时在伊普尔河附近打了一场具有决定意义的侧翼战，而且在指挥我们于6月的头三个星期派往法国的那些新的部队时，面对着难以想象的困难和混乱，凭他过人的毅力和机警，尽到了自己的责任。我通过阿兰·布鲁克的两位勇敢的兄弟——我早年在军队生活中的朋友①——和他在私人方面也有联系。
①当我参加第四轻骑兵团时，他的兄弟维克多是第九枪骑兵团的部属，1895——1896年间我和他建立了深厚的友谊。有一次，他的马后脚站起来，往后倒了下去，把他的骨盆摔断，使他终生痛苦不堪，然而，他还继续任职而且还能骑马。在他充当我们与法国骑兵师之间的联络官期间，于1914年从蒙斯撤退时，因过度疲劳而光荣牺牲了。
在重大的人选问题上，我的意见并不取决于这些私人关系和回忆，但它们是个人友谊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我与阿兰·布鲁克在战时未尝间断的关系一直保持下去而且日渐成熟。在1940年7月的那个下午，我们一同乘车巡视达四个小时之久，我们对本土防御的意见似乎是一致的。同其他的人进行了必要的磋商以后，我同意陆军大臣的意见，让布鲁克接替艾恩赛德将军指挥本土部队。艾恩赛德本着军人的尊严接受了退役的意见，他在任何情况下总是本着军人的尊严行事，这是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