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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可行的话，也没有必要，除非他要占领这个已经战败的国家。
德国空军在6月和7月初已经恢复了战斗力，进行了整编，部署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所有飞机场，准备从那里起飞进攻，并用侦察和试探性的袭击来估量将要遇到的抵抗的强弱和规模。直到7月10日才开始进行第一次猛烈的袭击，因此，通常就把这一天作为空战开始的日子。另外两个具有重大意义的日子是8月15日和9月15日。在德国人的攻势中，还有三个彼此衔接而又互相重叠的阶段。第一个阶段从7月10日到8月18日，是对英吉利海峡的英国护航舰队和位于多佛尔到普利茅斯之间的我国南部港口进行骚扰，考验我们空军的力量，引它出战，把它消耗光；这样还可以使那些被划作即将入侵的目标的沿海城镇受到破坏。第二个阶段从8月24日到9月27日，是想消灭皇家空军及其设施，从而打通一条通向伦敦的道路，对首都进行猛烈的、连续不断的轰炸。这样还可以切断首都与遭受威胁的沿海地区的联系。但是在戈林看来，他认为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样做还可以收到更大的效果，那就是使世界上这个最大的城市陷入混乱和瘫痪，使英国政府和人民产生畏惧心理，从而屈服于德国的意志。德国海军和陆军参谋人员都一心希望结果如戈林之所料。但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他们发现皇家空军并没有被消灭，而且，为了毁灭伦敦，就顾不上他们自己迫切需要的“海狮”作战计划的执行了。接着，当所有一切都失望了的时候，当他们由于缺少最重要的条件——制空权——而无限期地推迟入侵的时候，就开始了第三个阶段，也就是最后一个阶段。想在白天空战中获得胜利的希望幻灭了，皇家空军仍然精神抖擞，使他们感到头痛，戈林无可奈何，于是在10月份就对伦敦和各工业生产中心不分青红皂白地狂轰滥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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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斗机的质量方面，双方不相上下。德国战斗机的速度较快，上升度较高；我们的战斗机则更为灵活，武器配备较强。他们的飞行员十分了解他们的人数多，而且是波兰、挪威、荷、比、卢和法兰西上空的骄傲的胜利者；我们的飞行员从个人来说，则具有极高的信心，而且有不列颠民族在极端艰难的时候充分显示出来的那种决心。德国人享有一个很重要的战略上的有利之点，而且很巧妙地加以利用：他们的空军部署在分布极广的许多基地，可以从那些基地集中强大的力量，利用佯攻，声东击西，攻击我们。但是，敌人把在海峡上空作战和飞越海峡作战的不利条件与在法国和比利时遇到的不利条件对比时，可能曾对前者估计不足。从他们努力组织一个有效的海上救护队来看，也表明他们认识到这些不利条件的严重性了。在7月和8月，每当发生空战时，就会有一些涂有红十字标志的德国运输机开始在海峡上空出现。我们不准许用这种方式救起那些在作战中被击落的敌方飞行员，让他们再来轰炸我们的平民。只要可能，我们就自己去救他们，把他们当作战俘。根据战时内阁批准的明确的命令，所有的德国救护机都被我们的战斗机强迫降落或击毁了。这些飞机上的德国飞行员和医生对于这种对待他们的方法表示惊讶，并且抗议说，这是违反日内瓦公约的。日内瓦公约并没有对这样一种意外情况有所规定，因为签订这项公约时未曾预料到这种形式的战争。由于德国人只要对自己有利，便毫无顾忌地违反所有的条约、战时法规和庄严的协定，因而他们就没有充足的理由发什么怨言。不久以后，他们就放弃了这种尝试，对双方飞行员的海上救护工作都由他们的小型舰只进行，当然，德国人一发现它们就向它们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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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8月间，德国空军已经集结了二千六百六十九架作战用的飞机，其中有一千零一十五架轰炸机、三百四十六架俯冲轰炸机、九百三十三架战斗机和三百七十五架重型战斗机。
8月5日，元首的第17号指令批准对英国加紧进行空战。戈林从来没有把“海狮”作战计划放在眼里；他的心思全都用在“绝对的”空中战争。他后来对各项布置的胡乱更动，使德国海军参谋部感到困惑。德国海军参谋部认为，摧毁皇家空军和我国的飞机工业，只不过是达到一个目的的一种手段：
完成这一任务后，空战便应该转向攻击敌人的军舰和船舶。他们对戈林把海军的目标排在次要地位感到遗憾，而且因为一再拖延而感到苦恼。8月6日，他们向最高统帅部报告说，由于英国空军的不断威胁，德国在海峡敷设水雷的准备工作已无法进行。8月10日，海军参谋部的作战日记记道：
“海狮”作战计划的准备工作，尤其是扫雷工作，由于空军停止活动而受影响，空军目前因为天气恶劣不能出动，而且，由于海军参谋部所不知道的原因，空军曾经失去了最近极为有利的天气所提供的机会。……
7月和8月初的连续不断的激烈空战，发生在肯特海角和海峡沿岸的上空。戈林和他那些老练的顾问们认为，他们一定把我们所有的战斗机中队都吸引到这场在南方进行的战斗了。他们因此决定对瓦什湾以北的各工业城市进行一次白天轰炸。这个距离对他们的第一流的战斗机——“米—109”式战斗机——来说是太远了。他们不得不冒险只用“米—110”式战斗机来掩护轰炸机，这种战斗机虽然航程达得到，但是性能较差，而目前决定成败的就是性能。虽然如此，在他们看来，这仍然不失为一个合理的步骤，值得冒险试一试。
于是，在8月15日，大约一百架轰炸机在四十架“米—110”式战斗机掩护下，对太恩河地区进行了轰炸。与此同时，发动了一次八百多架飞机的空袭来牵制我们南部地区的空军，他们以为我们的空军全都集结在那里。这时充分显示了道丁对战斗机队的部署的正确性。这种危险早已预料到。七个“旋风”式或“喷火”式战斗机中队已经撤离南方激烈的战斗，到北方休息，并负责警卫那个地区。这些战斗机中队曾经遭到严重的损失，但还是满心不愿意退出战斗，飞行员们郑重表示他们一点也不疲倦。现在，一件意料不到的好事来了。当入侵的敌机飞过海岸时，这些战斗机中队正好去欢迎它们。三十架德国飞机被击落，其中大部分是重轰炸机（“亨克尔111”式，每架飞机有四名训练有素的飞行员），英国的损失只有两名飞行员受伤。道丁空军中将在指挥空战方面的远见是值得高度赞扬的，但是，更令人叹服的，是他的审慎和对强大压力的精确估计，在南方进行长达数星期的你死我活的战斗时，在北方保留一支战斗机队。我们应当把他在这方面表现的指挥才能看作是通晓战争艺术的一个典范。
从此以后，没有最优秀的战斗机护航，德国再也不敢进行白天轰炸了。从那时起，瓦什湾以北在白天都一切平安。
8月15日的空战，是这次大战的这一时期中的最大一次空战；在长达五百哩的战线上，进行了五次大的战斗。这的确是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在南方，我们所有的二十二个战斗机中队全都投入了战斗，许多中队一天出动两次，有的还出动三次；德国方面的损失，连同在北方的损失在内，一共是七十六架，我方的损失是三十四架。这对德国空军来说是一次明显的惨败。
德国空军的司令官们，在衡量这次失败的后果时，必然感到十分焦虑，这次失败预示前途不利，但是，德国空军仍然把伦敦港与它那一大排码头和密密麻麻的船舶，以及不需要怎样瞒准就可以打击的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作为他们袭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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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斗非常激烈、令人无限忧虑的这几个星期里，比弗布鲁克勋爵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我们应当不惜任何代价用性能可靠的飞机来补充各个战斗机中队。官僚习气和推三拖四的作风，在按部就班、平平稳稳的秩序里还可以，但现在却不合时宜。他所有的那些令人叹服的能力恰恰适合当前的需要。他本人非常乐观，精力也很充沛，令人感到鼓舞。我引以为幸的是，我有时候能够依靠他办事。他没有使人失望过。
这正是他大显身手的时候。他本人的精力与才华，再加上他能循循善诱，办法也多，就把许许多多的障碍一扫而光。供应线上的一切物资源源不断地运向前线。新的或修复的飞机一架接一架地供给喜出望外的战斗机中队，其数量之多是他们前所未见的。一切保养和维修的工作都很紧张地进行。我非常重视他所起的作用，因而在国王的批准下，于8月2日请他参加战时内阁。这时，他的长子马克斯·艾特肯，作为一个战斗机驾驶员也建立了很大的功绩，至少击落了六架敌机。
我在这个时候朝夕相处的另外一位大臣是劳工与兵役大臣欧内斯特·贝文，他负责管理和动员全国人力的工作。所有军火工厂的工人们都乐于听从他的指示。在9月间，他也加入了战时内阁。工会会员们原来已经奉献了他们的财富、地位、权利和财产，现在把那些慢慢形成和十分珍惜的规章制度和特殊权利也一概抛弃。在硝烟弥漫的那几个星期里，我同比弗布鲁克和贝文相处得非常融洽。可惜的是，后来他们发生了龃龉，并引起了许多摩擦，但是，在这最紧要的关头，我们是和衷共济的。对于张伯伦先生的忠诚以及所有我内阁的同僚们的坚定决心和工作效率，我无论怎样赞扬，也不为过。我谨在此向他们表示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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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急于要对德国的损失作出一个精确的估计。虽然飞行员们都是很严格和诚实的，但他们往往是在云层之上的很高的高空作战，因此不可能确切弄清他们究竟击落了多少架敌机，或者，同一架敌机有多少人又说是他击落的，结果把数字报重了。
首相致伊斯梅将军 1940年8月17日
比弗布鲁克勋爵告诉我，在星期四的战斗中，在我们的地面上共找到八十多架德机。是这样吗？如果不是的话，究竟是多少？
我问过空战总司令，他是否能够把这次作战中的陆地上空的战斗和海面上空的战斗加以区别。这是一个能使我们自己尽量精确计算所报的战果的好办法。
首相致空军参谋长 1940年8月17日
当我们正在注视我国上空空战结果的时候，我们决不可忽视轰炸机司令部所遭到的严重损失。昨天晚上［损失］七架重轰炸机，现在又有二十一架飞机在地面——大部分在坦米尔机场——被击毁，总计一共是二十八架。这二十八架加上另外的二十二架战斗机，使我们当天的损失达到了五十架，从而大大地改变了德方那天损失七十五架飞机对我有利的情景。事实上，我们这一天的损失是二对三。
请告诉我在地上击毁的那些飞机的类型。
首相致空军大臣 1940年8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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