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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役的详细计划亦经拟定。新政权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把青年组织起来。从参加希特勒青年团起，德国少年到十八岁就在自愿的基础上参加冲锋队两年。根据1935年6月26日的法律，参加劳动营成为每一个年满二十岁的德国男子的一种强迫义务。他必须为国家服务六个月，修筑道路，建造兵营，或填平沼泽，从而使他在身体上和精神上能够适合于尽一个德国公民的最高义务即服兵役。在劳动营中，强调不分阶级，加强德国人民的社会团结；在军队中，则强调纪律和国家领土的统一。
根据赛克特的建军思想所拟定的训练新军和扩充干部的重大任务，现在开始了。1935年10月15日，希特勒又一次公然违反凡尔赛和约的规定，恢复德国参谋学院，希特勒亲自出席正式的开学典礼，随同参加典礼的有三军将领。参谋学院是金字塔的塔尖，金字塔的基础就是无数的劳动营。1935年11月7日，在1914年出生的第一批青年应召入伍；共有青年五十九万六千人，准备接受战争技术的训练。因此，至少在纸面上，德国的陆军一下子就发展成为一支七十万人的精兵。
随着训练工作而来的问题，就是筹款重整军备和发展工业以适应国家新军需要的问题。根据秘密的命令，沙赫特博士成为事实上的德国经济独裁者。赛克特的先行工作，现在投入最高级的试验。其主要的困难有二：第一，扩充军官团；
第二，组织特种兵，如炮兵、工兵和通讯兵。到1935年10月，成立了十个军团。一年以后，又增加两个军团，到1937年10月又增设第十三个军团。警察的组织也成为武装力量的一部分。
谁都明白，在1914年出生的第一批青年应召入伍以后，其后几年入伍新兵的数量将逐渐减少，这是由于世界大战期间出生率降低之故，在德国和法国，都有同样的情形。因为这个缘故，在1936年8月，德国把服兵役的期限延长为两年。
在1915年出生的男子约有四十六万四千人，再加上延役一年的1914年出生的兵员，因而在1936年参加正式军事训练的德国男子的人数，达一百五十一万一千人，半军事性的纳粹党所属组织和劳动营还不包括在内。在同一年里，法国军队的兵力，不包括后备军，共有六十二万三千人，其中只有四十万零七千人留驻法国。
即使是普通的会计师都可以相当精确地预算出来的下列数字，很可以说明问题：
法国和德国在1914年到1920年出生而在1934年到1940年应召入伍的男子人数比较表：
出生年 德 国 法 国
1914 596，000人 279，000人
1915 464，000人 184，000人
1916 351，000人 165，000人
1917 314，000人 171，000人
1918 326，000人 197，000人
1919 485，000人 218，000人
1920 636，000人 360，000人
3，172，000人 1，574，000人
这些数字，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一一成为事实之前，它只是警告的阴影。直到1935年，人们所做的一切事情，远远没有使法国的陆军及其庞大的后备军达到应有的兵力和威力，且不说它的为数不少而强有力的盟国了。即使在这个时候，本来还可以利用我们不难取得的国际联盟的权威作出断然的决议，或许也可以阻止这一事态的发展。可以把德国传到日内瓦会议去，请它提出详细的解释，组织协约国联合调查团，调查它破坏和约、重整军备和建立军队的情形。如果德国拒绝，就立即重新占领莱茵河桥头堡，直至德国确实完全遵守和约为止。这还不至于引起有力的反抗，也许不至于流血。这样，第二次世界大战至少可以无限期推迟爆发。法国和英国的参谋人员，对许多事实及其一般趋势是很清楚的，两国政府也不是完全不知道。但法国的政府，由于着迷地玩弄政党政治而频频更迭，英国政府则与此相反，一致同意保持现状，得过且过，也导致同样的弊端。两国都未能采取有力的或断然的行动，尽管这些行动完全合乎条约且也是理所当然的。法国政府并没有由于盟国的压力而全部接受裁军的要求，但法国政府和英国的一样，没有胆识，不能对赛克特在他那时所说的“德国军事力量的复活”进行有效的抵抗。
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风云紧急……第九章 空中和海上的问题
第九章 空中和海上的问题
1935—1939年
有关技术问题的插曲——德国的讹诈力量——会见鲍德温先生和首相——地面和空中——鲍德温先生的邀请——防空研究委员会——一些普遍原则——我们工作的进展——雷达的发展——沃森·瓦特教授和无线电回波——蒂泽德的报告——海岸雷达网——空军元帅道丁的电话通讯网——1939年春“齐柏林伯爵”号飞临我国东岸——敌我识别器——1939年到马特累斯汉视察——我和海军部的接触——海军航空兵部队——建造新战列舰的问题——大炮的口径——舷炮齐射的后座力——炮塔的数量——我在1936年8月1日给霍尔爵士的信——海军部的主张——四联装炮塔——一个不幸的结果——访问波特兰港：“潜艇探测器”。
在这里需要讲一讲那些对我们未来安全有着极其重要后果的技术方面的决定。为便于叙述，这一章包括从现在起到战争爆发前四年的全部过程。
我们在失去了空中均势之后，就很容易被希特勒讹诈了。
如果我们曾及时采取步骤，建立一支比德国在破坏条约时所能建立的再强一半或一倍的空军，我们就有可能保有对未来的控制权。哪怕只是空军力量和德国相等（没有人会说这是侵略性的），也可以使我们在这些危急的岁月里，对我们的防务充满信心，并给我们提供一个宽广的基础，以便进行外交活动和进一步扩充我们的空军，但现在我们已失去空中均势了。我们为了恢复空中均势所作出的努力，都归于失败。在上一次大战中，飞机曾起过相当重要的作用，而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里，它在人们心目中已成为一种有魔力的武器，同时又是一种主要的军事力量。大臣们必须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同德国独裁者发生冲突，伦敦的毁灭和屠杀的情景将是多么的可怕。虽然并非只有英国才有这些考虑，但这些考虑确实对我们的政策，其结果也对整个世界发生重大的影响。
1934年的夏季，林德曼教授写信给《泰晤士报》，指出在防空研究方面可能获致决定性的科学成果。是年八月，我们不仅促使已在进行研究的空军部官员还促使政府主要官员注意这个问题。九月间，我们从夏纳到埃克斯累班，同鲍德温先生有过一次愉快的谈话，看来他对这个问题很感兴趣。我们要求由高级负责机构进行调查研究。当我们回到伦敦时，因空军部发生财政困难，这件事就暂时搁置起来了。在1935年初，空军部成立了一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奉命研究未来的发展。我们记得，鲍德温先生在1933年曾根据空军部的意见，发表了一篇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演说。他声称空中是无法防御的。“轰炸机总是可以穿过防线的。”既然这样，我们对空军部所属的委员会，就都失去信心，而认为应该把这个问题由空军部转到帝国国防委员会处理；在这个委员会中，政府各位首长，即国内最有力量的政治家，将能监督和指导其活动，而必需的经费也有了保证，不致没有着落。这时，奥斯汀·张伯伦爵士也和我们在一起，我们仍不时在这个问题上对大臣们进言。
2月间，麦克唐纳先生亲自接见我们，我们便把这件事向他当面提出。在我们之间，不存在原则分歧。当我指出这个问题对和平的意义时，首相深表同意。我说，再没有比排除对平民进行突然空袭的想法更能减轻笼罩着全世界的恐惧和焦虑的了。当时，麦克唐纳先生的视力看来已经很坏了，他茫然凝视着窗外的皇宫广场，对我们保证说，他正打算硬起心肠来克服来自空军部的阻难。空军部又极不愿意部外的或上级的部门来干预他们的事情，因而有一段时间，什么事也没有做出来。
因此我在1935年6月7日在下院提出这个问题；我说：
这个问题有一定的范围，按其性质来说，它基本上是科学的问题。它所涉及的，是如何发明、采用或发现一些方法，使我们能够使地面防空部队控制天空，从地面来实施控制——甚至支配——高高在其上空的飞机……我从经验中感到，在这些问题上，只要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领导人充分说明这种需要，则科学总是能够提供一些东西。以前人们说，搜捕潜艇是不可能的，但是把潜艇窒息于水面之下的方法却终于发明出来了。这个问题不一定比击落入侵飞机更为困难。许多以前认为在技术上不可能的东西，在上次大战中已被采用了。耐心、坚持不懈，尤其是在战争情况下的迫切需要，使人们的头脑更为灵活，而科学也就能适应人们的需要……
以屠杀妇孺、恐吓手无寸铁的平民，从而迫使敌国投降这种可恶的想法，只是到了二十世纪才受到人们的接受和鼓励。这不是哪一个国家的事情。如果一旦发明了某种在地面的装置，可以很容易打下投炸弹的飞机，那么每一个国家都会感到较为安全，也可以使各国消除日益接近另一次战争灾难的这种令人寝食不安的恐惧和疑虑……我们不但怕我们大城市的平民受到袭击，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比世界别的国家更容易受到损害；我们还怕我们的造船厂和其他设备受到袭击，因为这将使我们防务的主要力量，我们的舰队，陷于瘫痪甚至被毁灭。所以，这不但是为了在整个世界上消灭疑虑和战争的最坏原因，同时也是为了在英国恢复我们这个岛国的旧有的安全感。所以，我们的国家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就应该对这个问题再三加以认真的思索和考虑，并且应该以英国科学所能运用和我国财力所能担负的一切资源来推进这项工作。
第二天，发生了前一章所提到的内阁变动，鲍德温先生就任首相。坎利夫—利斯特爵士（其后不久成为斯温登勋爵）继伦敦德里勋爵任空军大臣。一个月以后，有一天下午，我正在下院吸烟室时，鲍德温先生走进来。他在我身旁坐下，就对我说：“我向你提出一个建议。坎利夫—利斯特非常希望你能参加新成立的帝国国防委员会防空研究会，我也希望你能参加。”我说，我是批评我们的空军战备的人，我还得要保持我的行动自由。他说：“这是不用说的。除了你从委员会所知道的秘密以外，你当然有绝对的自由。”
我提出一个条件：林德曼教授必须至少成为技术小组的成员，因为我需要他的帮助。几天以后，首相来函说：
1935年7月8日
你见过汉基，我很高兴。我认为你的信是表示你愿意参加委员会的工作。
我很高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