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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师。
他们总结道，“这一行动的冒险性已大大地增加。”然而，他们觉得，目前还不能对现场人员所提出的军事上的意见表示异议，现场人员认为局势绝不是毫无希望的。
※ ※ ※
星期日晚间，我独自一人在契克斯对参谋长委员会的报告和当天早晨战时内阁讨论会上的趋势进行了反复考虑。然后，我向艾登先生发出了以下的电报，他这时已离开雅典前往开罗。我在这封电报中的口气的确与前有所不同。但是，我对于最后决定负完全责任，因为，我确知，如果我对参谋长委员会的意见深信不疑的话，我是能够停止援助希腊整个计划的。取消一项计划毕竟比执行一项计划容易得多。
首相致艾登先生（在开罗） 1941年3月6日
局势的确是在恶化。参谋长委员会已作出评论，说明了形势的严重性，这个评论附后。帕普哥斯未能履行2月22日同你达成的协议，他的军队要想在阿尔巴尼亚和敌人脱离接触显然是有困难的；以及参谋长委员会举出的其他不利因素（例如进攻罗得岛的延期以及苏伊士运河遭受封锁）——上述种种情况使内阁难以相信，我们现在还拥有足以挽回希腊命运的任何力量。如果土耳其和（或）南斯拉夫参战，情况自然会有不同，但看来这是极不可能的。我们曾极力推动巴尔干国家联合起来对抗德国。我们能够及时运往希腊战场的军队极为有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必须谨慎从事，切勿力劝希腊舍弃它自己的明智的判断，而单独从事毫无希望的抵抗。
把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部队投入你所说的较前更为危险的冒险行动中，势必引起帝国内部的严重问题。我们一定要把你和参谋长委员会的估计向各自治领政府摊开。预料他们是不会同意作战的。我们看不出有任何获得成功的任何理由，当然除非我们十分重视迪尔和韦维尔的意见。
我们切不可使希腊人觉得有拒绝德国最后通牒的义务。
如果他们自己决心作战，我们应在一定程度上同他们患难与共。但是，德国的迅速进军，可能使任何强大的英帝国部队来不及同德军交锋。
只要土耳其仍然忠实地保持中立，丧失希腊和巴尔干各国，绝不是我们主要的灾难。我们可以攻取罗得岛，并考虑“流入”作战计划［进击西西里岛］或进攻的黎波里的计划。
我们曾接到许多方面的劝告，认为我们可耻地被逐出希腊，比巴尔干各国向德国屈服，更危害我们在西班牙和维希的声望；
单独凭我们有限的军队，我们从来也没有希望能够阻止它们屈服。
如果没有和我们现在面临的情况大不相同的新情况的话，明天的内阁会议可能要通过决议。我给你发来这封电报，为的是让你对决议的内容先有精神上的准备。
这封电报附有参谋长委员会说明严重形势的评论，其摘要已写进这封电报了。
※ ※ ※
迈克尔·帕勒里特爵士在雅典读到我提请注意的电报后，感到十分痛心。他致电现已到达开罗的外交大臣说：
1941年3月6日
我刚读过首相致你的电报。我无需着重指出，撤销实际上由帝国总参谋长和希腊总司令签订的、而威尔逊将军现在正在亲自执行的协定，将发生怎样的影响。希腊总司令和帝国总参谋长原来已向希腊国王作出保证，说有把握可以成功，现在我们怎能将国王抛开不管呢？我觉得这是难以想象的事。
希腊人和全世界将嘲笑我们食言。
2．“切不可使希腊人觉得有拒绝最后通牒的义务”，根本不存在这样的问题。他们已经决定在必要时单独对德作战。问题是我们去援助他们，还是抛弃他们。
当日他又电艾登先生说：
希腊国王今日对空军武官说，他对你的访问非常感激，并表示完全有决心履行为抵御德国的进攻而约定的行动计划。
他确信有成功的希望，并且由于帕普哥斯将军和他的政府具有共同的信念而感到满意。他着重指出尽速行事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向此间派遣足够的空军，以便挫败德国惯于用作攻势开端的空袭。德国最初在空中的失败，比任何其他事实都更能打破德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并使全国和他一样具有成功的信念。我自从你离开以后，还没有亲自会见过他。
随后又在另一封电报中说：
今晨，威尔逊将军同帕普哥斯将军进行了一次极其满意的谈话。他因帕普哥斯的态度已有显著的好转而非常高兴。他发现，他肯于协助，并急欲通过各种可能的方法合作。
首相致艾登先生（在开罗） 1941年3月6日
战时内阁在接获你的复电以前暂不作出任何决定。
艾登先生致首相 1941年3月6日
今天下午，帝国总参谋长和我，在同三位总司令的磋商时，重新审查了这一问题。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在雅典作出的决定是正确的，尽管这无疑地使我们承担重大的义务，冒严重的危险，尤其是因为我们海、空军方面的人力、物力有限。帕勒里特向开罗发来的电报，表明了希腊方面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2．这封电报不过向你表明，在等待内阁的指示时我们自己是怎样看这一问题的。
他又来电说：
艾登先生致首相 1941年3月6日
今天晚上，我们同史末资将军和总司令们进行了进一步的讨论，明晨当将更加详细的估计电达。
首相致艾登先生（在开罗） 1941年3月7日
今日，我将向内阁提出你经过深思熟虑的复电。在此期间，你应以最大速度进行各项准备和军队调遣的工作。
2．我深受感动的是，你和你的军事顾问们——迪尔、韦维尔，我想还有威尔逊——在充分了解了当地情形和技术上的条件，并考虑了参谋长委员会的备忘录后，全面权衡轻重得失，保持了坚定不移的态度。
3．关键在于两点。第一，我们切不可负起这样的责任：
劝说希腊人违背自己的明智判断而投入一场毫无希望的战斗，致使他们的国家可能遭到迅速的毁灭。但是，如果他们在知道我们在各个预定的日期能派的军队是多么有限以后仍愿决一死战，那么，正如我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显然应当同他们患难与共。千万不要让人家说这样的话（据你的表示没有这种可能）：我们给予的援助很少，是靠强行说服把他们拖入战争的。我从你的态度以及从雅典发来的电报中看出，你肯定是了解这一点的。
4．第二，担负这项重大任务的主要军队是新西兰师，到3月份以后，还有澳大利亚军队。我们必须老老实实地告诉新西兰和澳大利亚政府，我们之所以从事这项冒险行动（它们对这个冒险行动也不至畏惧），并不是由于一位英国内阁大臣在雅典承担了任何义务，并不是由于帝国总参谋长签订了协定，而是因为迪尔、韦维尔和其他总司令等确信有值得一战的大好机会。我认为，你针对我们的质询电报所作的正面答复已含有此意。
5．请你在百忙中记住下面一点，截至目前，你除了以崇高的义务为理由外，还没有向我们提出具有说服力的事实或理由，以便据此向这两个自治领证明这次行动是得当的。精确的军事估价是必不可少的。
6．你知道，我们的心是怎样同你和你的卓越的军官们在一起。
7日，我们在伦敦接到艾登先生原来约定的就此事提出的详细报告。
艾登先生致首相 1941年3月7日
以下是你的特使们的意见：
1．我们已与总司令们及史末资重新仔细审查了整个局势。我们一致感到这一决定的重大意义，但是我们也找不到变更我们以前判断的任何理由。
2．根本就不存在强迫希腊违背其明智的判断的问题。当我们最初在泰托伊王宫会晤时，希腊首相在会议的开始就交给我一篇书面声明，宣称希腊决心抵御意大利或德国进攻，即便单独作战也在所不辞。希腊政府自始至终保持这样的态度，只是对于战争的结果所抱的信心时高时低而已。希腊人认识到，只要意大利和德国威胁着他们的边境，便没有通向光荣和平的道路。希腊人唯有不计成败，继续奋斗，否则只能落得和罗马尼亚相同的命运。
3．我们已经对希腊承担了义务。皇家空军的八个中队、地面防务人员和高射炮兵，已经在几个月以前就在那里展开了活动。
4．举世皆知，我们在利比亚取得胜利后已经有足够调遣的军队。如果我们不作进一步的努力，不在陆地上进行武装干涉，以拯救希腊的崩溃，这将是最大的不幸。以后一定会失去南斯拉夫；而且，如果德军和意军得以立足于希腊而我们不设法抵御的话，甚至土耳其是否有保持坚定的力量，我们也丝毫没有把握。如果我们可耻地被逐出希腊，这无疑会使我们威信扫地，但是，即使在希腊作战失败，总比坐视希腊听凭命运的摆布对于我们的损害要轻些。……
在目前的形势下，我们一致同意遵循以前所建议的方针，对希腊进行援助。
因此我们殷切地希望，在原定的派遣自治领军队方面不要发生困难。同时，如果要使战事有相当的成功机会，就需要设法弥补我军极其严重的差距，特别是在空军方面的差距。
我们在抵达这里以后曾经多次强调，空军力量薄弱是我们在这一战场上主要的隐忧。德国是在内线作战，正从西西里岛和的黎波里、从巴尔干和多德卡尼斯群岛增强他们的攻击力量。我们对本身的增援则没有相应的增加，而大事削减业经批准拨来的“战斧”式战斗机又造成严重的打击。此间的皇家空军天天在阿尔巴尼亚同意大利空军交锋，并在其他地区同日益增加的德国空军作战。
在这一战场上，空中战斗将是激烈的。朗莫尔要求给他一切可能的援助。如果他能保住他的空中力量，则这次冒险行动的大部分危险和困难都将消失。
在三军参谋长的列席下，我向战时内阁会议提出了这一问题，以便作出最后决定。阁员们对事情的前前后后都是了解的。尽管我们不能派出多于已经分配的和正在运输途中的飞机，阁员们都毫无难色，也没有分歧的意见。我个人觉得，现场人员都是久经考验的。毫无疑问，他们的行动没有受到国内政治压力的任何影响。史末资以他的足智多谋，从不同的角度以新鲜的见解考虑了问题，也得出了一致的意见。没有人提出这样的意见：我们违反了希腊的意志，强加于人。我们没有强行说服任何人。的确，我们有最高权威的专家，他们可以完全自由行事，他们充分了解人们和现场的情况。我的同僚们在多次成功的冒险中经受了锻炼，现在他们能独自得出同样的结论。孟席斯先生肩负特殊的重担，却勇气十足。
大家热情洋溢，都主张及早行动。内阁会议开的时间不长，